先锋才女刘索拉
2009-07-14 14:10:4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刘索拉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先锋作家”，1985年在发表《你别无选择》后被戴上“先锋”的帽子一炮而红，也像是别无选择：“别人以为你的东西难懂，不知道怎么评价你，就叫你先锋或现代了。”
那一年，她以意识流手法、以中央音乐学院77级作曲班同学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引起了全国轰动，香港媒体甚至称之为“刘索拉旋风”。所幸当时“美女作家”这一称号还未被发明出来，否则这顶“帽子”刘索拉一定也少不了。她笔下那些同学，后来一个个在音乐界冒出了头，成为响当当的人物：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包括刘索拉自己。这更加引发人们对《你别无选择》产生了持久好奇心。
刘索拉却毫不在意那些别人给予的命名，她始终埋头恣意玩儿着自己的游戏。无论音乐还是文字，她一直在变，让人无法概括、捉摸不定，就像她嘴上唇膏的颜色，今天是性感诱惑的鲜红，明天就变成暗沉的、巫一样气质的黑。
20年前，她满世界学习摇滚、爵士，如今她的演出里更多看到琵琶、中国鼓，她把歌唱变成“口技”，试验中充满对中国声音的重新发现和模拟。一方面她在好友洪晃主持的电视节目上频频亮相、曝光，“口气轻薄”地为时尚杂志撰写“废话”专栏；另一方面她又像个最耐得住寂寞的巫婆，长时间蜗居、独处，远离各种圈子，被王朔称作最“沉得住气”、“真正原创”的“音乐大师”。
刘索拉刚刚推出的新书取名《口红集》，她说：“口红，就是女人的面具。”记者请她具体解释一下口红与面具的关系，她娓娓道来：“口红的历史经历了女性各种时尚和女性不同处境的种种文化过程。比如看看安娜·斯宁、玛丽莲·梦露、朋克等形象，同是涂唇膏的女人们背后有多么不同的世界观。”
在80年代就知道自己不行
刘索拉成名的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关键坐标。艺术界，“85美术新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懵懂的当代艺术运动；文学界，作家出版社开始推出“文学新星丛书”，阿城、莫言、刘索拉的第一本书都在这一年开始酝酿，11月底面世的《棋王》更像一枚横空出世的重磅炸弹，炸开了文坛的新鲜路数。一批刚刚开始尝试创作的年轻人迅速地被推到了舞台前沿，一夜间便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星。
那一种长期信息闭塞之后青年力量的突然崛起，引发了举国上下对新生艺术家和艺术流派轰轰烈烈的讨论，境况绝非今日的 “80后”、“90后”可比。“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纪少有的天才，因为被这么大一个国家给夸张到这般地步了，不是人物是什么呢。紧接着，国外对这些各类潮流人物的邀请来了，国外的各种奖励也来了。这下子就要出人命了……”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刘索拉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在她看来那是个弄潮儿的年代，经历了反常的热闹之后，人容易变得清醒，更容易变得糊涂。
刘索拉认为，除了阿城等少数一出手就不同凡响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复兴，推出来一批还没弄清文学、艺术是什么的“大师”，如果对他们成功的偶然性和意外性看不清真相，将来文艺的发展还会继续受到糟糕的影响。“艺术必须有风格，没有风格只有态度不是艺术，是政治运动。”她把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分文人、艺术家比作“老红军”：“认定了这中国现代艺术的江山要由自己打下来，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就是不掉下来，我就是大王，你不认我我也是！架不住我们没有老红军的幸运，现代艺术不是政权，它和政权正相反，它的圣殿不在于稳固，而在于变化。”
表面上“浑不吝”的刘索拉，其实是少数的清醒者，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在80年代就知道自己不行。多亏出去了，还没彻底残废了。”在与査建英的对谈里，她也曾提及出国学习是一个从弄潮儿变回普通正常人的过程。“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英雄主义教育有一个反省，因为导致悲剧的往往是野心。”
人生不会把玩，质量何在？
刘索拉自称《口红集》是一本“废话杂志”，“哪怕话题严重口气也轻薄”。在书的腰封上，印的是她对曼哈顿一家服装店的描述：“里面躺着猫和狗，挂着鸟笼，衣服懒散地挂在各处，或搭在古董沙发上，到处是丝绒幔帐，幔帐后面是穿衣镜，全部衣服减价到百分之九十，女士们试衣时猫在后面跟着看。店主分明更酷爱玩儿夸张（camp），而意不在销售。”—《口红集》的风格，也就像这间服装店的风格。
刘索拉写男女之事、扯时尚闲谈、由音乐及人生，都是一种语带讥诮与自嘲的“把玩”态度。她说：“人生不会把玩，质量何在？”“写小说，真的是玩，而不是要怎么样。写作对我而言太实了，我喜欢虚的东西，音乐还有点体力活的感觉，更过瘾。就我轻浮的性格，写作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她笑称自己是个有追求、没理想的人，只是不停地给自己设问号、解决问号，像跳房子一样跳过一个个问号向前。“每一代人都只能解决眼下一些很小的东西，这个东西解决了下一个东西又出现了。人的一生都是在寻求答案的，不过有人得到多有人得到少。谁都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答案。”
刘索拉特别享受四十岁之后的状态，她说年纪越大，人越轻松，“80年代想得特窄，而且不高兴。年轻就不可能高兴，因为问号太多了”。其中的许多问号，必然来自性别，“从一意识到性，就会意识到女”。
她至今为年轻时办的一件“傻事”感到惭愧：“我是一个特别糊涂的人，意外地写了一个小说，大家以为我有脑子，什么都往外推，就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当时有老一代的女作家杨沫，还有一个妇联主席，还有从加拿大来的女权主义者。会上我非常强横地发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想当家庭妇女！”这是刘索拉对从小受到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式教育不自觉的抗拒。
“小时候从我妈妈的言传身教里，我体会到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威力。那时候为了表示反叛，我发誓不论女权。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回味，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明白了什么叫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要求女人的脸上都长胡子，那都是初级女权，女权主义是要女人真正地美丽。我们这一代女性是在共产主义男女平等的旗帜下长大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实际上把女性的特征给抹了。没有女性特征当然也就不会再议论女权。”
刘索拉说，母亲那一代城市女性，为了不被关在家里当太太而斗争，等到自己这代人当了母亲，很多又希望女儿马上嫁一个人，有主了就赶紧成家，甚至并不希望女儿去工作，“这样的事挺悲哀的”。如今女性受到的独立精神教育，甚至不如一个世纪之前。
母亲曾对刘索拉说：“我们奋斗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这一代可以不涂口红。”刘索拉却更进一步：“以前涂口红是为了男人，现在口红可以转换成一个面具，是为了控制我对你的影响。我涂红的，你男人怎么反应？我涂黑的，你又怎么想？我不涂了，你什么反应？其实，我涂口红是逗你玩儿呢，不是你逗我。”
那一年，她以意识流手法、以中央音乐学院77级作曲班同学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引起了全国轰动，香港媒体甚至称之为“刘索拉旋风”。所幸当时“美女作家”这一称号还未被发明出来，否则这顶“帽子”刘索拉一定也少不了。她笔下那些同学，后来一个个在音乐界冒出了头，成为响当当的人物：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包括刘索拉自己。这更加引发人们对《你别无选择》产生了持久好奇心。
刘索拉却毫不在意那些别人给予的命名，她始终埋头恣意玩儿着自己的游戏。无论音乐还是文字，她一直在变，让人无法概括、捉摸不定，就像她嘴上唇膏的颜色，今天是性感诱惑的鲜红，明天就变成暗沉的、巫一样气质的黑。
20年前，她满世界学习摇滚、爵士，如今她的演出里更多看到琵琶、中国鼓，她把歌唱变成“口技”，试验中充满对中国声音的重新发现和模拟。一方面她在好友洪晃主持的电视节目上频频亮相、曝光，“口气轻薄”地为时尚杂志撰写“废话”专栏；另一方面她又像个最耐得住寂寞的巫婆，长时间蜗居、独处，远离各种圈子，被王朔称作最“沉得住气”、“真正原创”的“音乐大师”。
刘索拉刚刚推出的新书取名《口红集》，她说：“口红，就是女人的面具。”记者请她具体解释一下口红与面具的关系，她娓娓道来：“口红的历史经历了女性各种时尚和女性不同处境的种种文化过程。比如看看安娜·斯宁、玛丽莲·梦露、朋克等形象，同是涂唇膏的女人们背后有多么不同的世界观。”
在80年代就知道自己不行
刘索拉成名的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关键坐标。艺术界，“85美术新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懵懂的当代艺术运动；文学界，作家出版社开始推出“文学新星丛书”，阿城、莫言、刘索拉的第一本书都在这一年开始酝酿，11月底面世的《棋王》更像一枚横空出世的重磅炸弹，炸开了文坛的新鲜路数。一批刚刚开始尝试创作的年轻人迅速地被推到了舞台前沿，一夜间便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星。
那一种长期信息闭塞之后青年力量的突然崛起，引发了举国上下对新生艺术家和艺术流派轰轰烈烈的讨论，境况绝非今日的 “80后”、“90后”可比。“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纪少有的天才，因为被这么大一个国家给夸张到这般地步了，不是人物是什么呢。紧接着，国外对这些各类潮流人物的邀请来了，国外的各种奖励也来了。这下子就要出人命了……”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刘索拉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在她看来那是个弄潮儿的年代，经历了反常的热闹之后，人容易变得清醒，更容易变得糊涂。
刘索拉认为，除了阿城等少数一出手就不同凡响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复兴，推出来一批还没弄清文学、艺术是什么的“大师”，如果对他们成功的偶然性和意外性看不清真相，将来文艺的发展还会继续受到糟糕的影响。“艺术必须有风格，没有风格只有态度不是艺术，是政治运动。”她把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分文人、艺术家比作“老红军”：“认定了这中国现代艺术的江山要由自己打下来，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就是不掉下来，我就是大王，你不认我我也是！架不住我们没有老红军的幸运，现代艺术不是政权，它和政权正相反，它的圣殿不在于稳固，而在于变化。”
表面上“浑不吝”的刘索拉，其实是少数的清醒者，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在80年代就知道自己不行。多亏出去了，还没彻底残废了。”在与査建英的对谈里，她也曾提及出国学习是一个从弄潮儿变回普通正常人的过程。“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英雄主义教育有一个反省，因为导致悲剧的往往是野心。”
人生不会把玩，质量何在？
刘索拉自称《口红集》是一本“废话杂志”，“哪怕话题严重口气也轻薄”。在书的腰封上，印的是她对曼哈顿一家服装店的描述：“里面躺着猫和狗，挂着鸟笼，衣服懒散地挂在各处，或搭在古董沙发上，到处是丝绒幔帐，幔帐后面是穿衣镜，全部衣服减价到百分之九十，女士们试衣时猫在后面跟着看。店主分明更酷爱玩儿夸张（camp），而意不在销售。”—《口红集》的风格，也就像这间服装店的风格。
刘索拉写男女之事、扯时尚闲谈、由音乐及人生，都是一种语带讥诮与自嘲的“把玩”态度。她说：“人生不会把玩，质量何在？”“写小说，真的是玩，而不是要怎么样。写作对我而言太实了，我喜欢虚的东西，音乐还有点体力活的感觉，更过瘾。就我轻浮的性格，写作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她笑称自己是个有追求、没理想的人，只是不停地给自己设问号、解决问号，像跳房子一样跳过一个个问号向前。“每一代人都只能解决眼下一些很小的东西，这个东西解决了下一个东西又出现了。人的一生都是在寻求答案的，不过有人得到多有人得到少。谁都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答案。”
刘索拉特别享受四十岁之后的状态，她说年纪越大，人越轻松，“80年代想得特窄，而且不高兴。年轻就不可能高兴，因为问号太多了”。其中的许多问号，必然来自性别，“从一意识到性，就会意识到女”。
她至今为年轻时办的一件“傻事”感到惭愧：“我是一个特别糊涂的人，意外地写了一个小说，大家以为我有脑子，什么都往外推，就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当时有老一代的女作家杨沫，还有一个妇联主席，还有从加拿大来的女权主义者。会上我非常强横地发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想当家庭妇女！”这是刘索拉对从小受到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式教育不自觉的抗拒。
“小时候从我妈妈的言传身教里，我体会到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威力。那时候为了表示反叛，我发誓不论女权。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回味，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明白了什么叫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要求女人的脸上都长胡子，那都是初级女权，女权主义是要女人真正地美丽。我们这一代女性是在共产主义男女平等的旗帜下长大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实际上把女性的特征给抹了。没有女性特征当然也就不会再议论女权。”
刘索拉说，母亲那一代城市女性，为了不被关在家里当太太而斗争，等到自己这代人当了母亲，很多又希望女儿马上嫁一个人，有主了就赶紧成家，甚至并不希望女儿去工作，“这样的事挺悲哀的”。如今女性受到的独立精神教育，甚至不如一个世纪之前。
母亲曾对刘索拉说：“我们奋斗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这一代可以不涂口红。”刘索拉却更进一步：“以前涂口红是为了男人，现在口红可以转换成一个面具，是为了控制我对你的影响。我涂红的，你男人怎么反应？我涂黑的，你又怎么想？我不涂了，你什么反应？其实，我涂口红是逗你玩儿呢，不是你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