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讲真话、不空洞，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特约评论记者 翁一 实习生 陆诗丽 林录平

时代周报：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其微博中对之前否认大饥荒史实的言论作了道歉。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马勇：1960年前后的这段历史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可能还得仔细掂量。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肯定不成立；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理据不充分；有人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庶几近之，但依然没有反映中国问题的本质。

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况：村民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饿了只能吃树根和野草。死亡的序列最先由老人开始，然后是小孩，饿死的大多都是没有一丁点职务的老百姓，家里只要有民兵队长、妇女队长、伙夫，全家大多有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大饥荒时期死亡人群的分析，能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如果去看看中国人口资料，1959年-1962年那几年并不是人口零增长，1960、1961和1962年出生的人口并不少。这表明那时并不是普遍贫困、普遍饿死。

从某个角度，我并不主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人的罪恶上去，这种表述依然停留在表层。

另一个问题是，事件过去了半个世纪，为什么还不能公布并公开讨论这一事实。大饥荒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一个人的责任，都需要放开眼界、深入讨论才能有结论。

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无法做到对于历史事件的完全遮蔽。需要从更深的层面去剖析这个问题，而不是带着仇恨带着情绪去讨论。

大饥荒在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带来的人祸，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产物。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具体的死亡数字还有待商榷，因为官方尚没有公布数据，但是从基本史实层面完全否定大饥荒、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是完全错误的，你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马勇：扭曲历史、美化历史之所以有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市场，还得归咎于无法公开讨论。

最近，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又开始升温，我觉得必须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把历史的包袱甩掉。甩掉历史包袱非传统意义上的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官方决议，而是充分地让人民去讨论。官方决议易保护这种制度缺陷。

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他们一届总统结束了，这段过程就成了历史，就允许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允许不同意见，他们把每一个事件的过程都当作了历史，允许讨论与研究，从而达到洗涤国家灵魂的目的。在现有这种特殊的体制下，只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应该进行道歉，另外对那些非正常逝去的灵魂，也应该怀念，应该追思。纪念过去，检讨过去，不是简单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未来，为了进步。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甩开历史的包袱向前走。

对待大饥荒，最该做的也还是进行充分的讨论与研究，无论死了多少人，都公布出来。唯有此，后人才会觉得国家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掩饰。走了弯路就要改，跟人民讲清楚历史事件，以健康的讨论代替过去控制一切消息的做法。

官方应该在讨论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否则就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是因为缺乏充分的反省与批判，才会引起对某个人的偏见，走不出历史的魅影。媒体在这方面适当营造言论的空间也很重要。

历史归历史，现在归现实，历史搞清楚了才能轻装上阵往前走。

时代周报：同样是关于人民日报，日前，人民网发微博：“微博女王”姚晨让人民日报人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位年轻编辑在社内培训时举出姚晨粉丝1955万的事例，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您觉得这一表述是危言耸听，还是事实的袒露？

马勇：姚晨可能会就一些公共议题表达观点，但很少发表政治言论。之前她曾为家人的拆迁问题而发表言论，后因压力而删除。应鼓励像姚晨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演艺圈的人大胆发声，2000万的粉丝量，对言论引导当然很好。但是，演艺界人士对人文社会科学了解太少，无法把握政治发言的度。姚晨随便一条生活化的微博都能引起巨大关注，这种关注与民众给予《人民日报》的关注完全是两码事。

《人民日报》无论发行量是多少，知识界也是多年少看了，它的发行坦率地说更多是一种行政摊派订阅行为，也不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政府强制公费订阅，也早就难以坚持下去了。

如今，《人民日报》的主流话语越来越弱了。一元体制下，《人民日报》想发挥其号召力与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当然，它也有过辉煌时候，去年它的七篇评论就做得非常好。只要《人民日报》能做到讲真话、不空洞，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因为这张报纸的发声渠道、覆盖面和鉴读力，是其他报纸所不拥有的。

相反，如果不凭借真实的新闻和反映民众心声的言论，是难以为继的。尤其在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依赖摊派与公费订阅存活，是没有出路的。

何况，尽管公费订阅了，依然不会有人看，只是消耗资源，从纸厂到纸浆。

现在，如火如荼的自媒体、新媒体完全打破了言论的一律，之前所谓的权威通通被解构了。

如果《人民日报》面对姚晨真的有危机感，就应该反省为什么自己没有那么多受众，没有姚晨那样受到粉丝的欢迎。

目前情形下，可能更要引导人们去讨论中国的新闻体制，纵观最近的局势，新闻体制改革在未来或有破冰的可能，十八大前后或许在这方面会有动作。说到底，新闻不自由保护的是利益集团，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是一件好事。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理解为《人民日报》真正的敌人不是微博或自媒体、新媒体，而是它自己及其身后的体制？

马勇：是，《人民日报》的敌人就是它自己。《人民日报》之前就提到要进行新闻改革，只要它稍微发出真实、正义的声音，去年系列振聋发聩的评论就是如此。

《人民日报》应该进行自我反思，只要进行正面积极的改革，就会得到好评。

时代周报：近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演讲中说“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如果想做主流那么就应该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主流媒体应有的责任和气度”，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是一种圣人情结和救世主的情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引导就易变成误导。只有放开适当的言论空间，大家处在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媒体反映人民的心声，这才是媒体应有的责任和气度。

人民日报有过辉煌的历史，有过骄人的成就，人民日报应该弘扬自己的成就，反省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比如“文革”的历史，比如其他非常态时期的历史，有反省才能有进步，有进步才能引领国家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