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刘小枫读熊十力及其他
严搏非
刘小枫这些年常常带大家读书（读经），一方面，他以身作则地教大家如何从经书中读出“微言大义”，一方面，也顺便将自己的“微言大义”放入书中。这次，小枫带大家读的是熊十力在1951年朝鲜战争大局底定后给毛泽东的长篇上书《论六经》，这本书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
熊十力是近代中国半个科耶夫式的人物，这份《论六经》有点像科耶夫在二战将结束时给戴高乐的长信《论新拉丁帝国》。中国历史凡遇大危机大转型时，总能出现一二拯救文化命脉的大儒，像朱熹、阳明。熊十力遇上的是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20世纪大潮，他所奠基的新儒学只成一丝微弱的回响，而这部精妙的政治哲学大著则到“文革”后才被人发现。
小枫的这本读书笔记还是很有些名堂的。在政治大哲熊十力的叙述中，孔子著六经，《易》是本体论，是革命、是变、变是天理！因而，一切归之于对旧制度的变革，这是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但这种形而上学，是大部分俗儒、乡愿看不到的。小枫在这里，显示出他读书、读人的敏锐，他说，熊十力是血性之人，为了完成革命和共和的理想，退回到形而上学中，他为新中国所找的形而上学，就不会不带有“血气”。这是带血的形而上学，是走向革命和共和的哲学！
《易》是形而上学，《周官》则是政治哲学，熊十力的主要论述在《周官》，另外，再加上一部《春秋》。《周官》是一套政制理想，主张民主政治，包含有完整的政治设计和治理安排，但在历朝，总有人将其视为推翻帝制的“阴谋之书”，这是不无道理的。熊十力在长信《论六经》中说：“《周官》之制，正所以革除据乱世之群制群俗，乃突化而不守其故也。突化者，革命所本也。”历代儒生多不识“革命而诬以阴谋”，可见“习于苟偷以媚帝者无所不至矣”，熊先生此语，用以观照今日的很多“知识者”，亦很精当。小枫读明白了这一点，清楚地与熊先生一同宣布，真正的“儒学”，是革命性的！而且，它主张的，乃是普世的民主政治。读到这里，我们才开始了前三节，目录中，后面还有“圣人与独裁”、“有道与极权”这样的章节，留待下次再说。
两年前，老友朱小平也作了一篇读《论六经》的长文，大约五万多字，杭州的郑绍昌则全文注《周官》，二十余万字。小平的读法与小枫很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将《周官》与西方政制源流演化作了一个长时段的比较，从雅典开始，直到当代。可见儒学是一套普世的政治哲学，《周官》所包含的民主政治、个人权利、社会契约，是一套普遍化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另一处不同，则在于小枫还常引熊十力的“社会主义”，熊先生是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等同起来说的；小平则将“社会主义”完全删去，那只是熊先生对“社会主义”没有体认而已，1960年以后的熊十力，是否还会如此将革命儒学的共和民主政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虽无法确证，却是十分可疑的了。
再说一本《大转型的社会理论》，也是近期上架的新书。这本书说的是苏联、东欧社会大转型以及各种用以解释这些转型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官僚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趋同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等。但无论怎么概括，当你慢慢往下读的时候，依然会深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之于生活，总是显得无力。当然，这并不妨碍书中不少极具启发性的论述。
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认为，苏东共产主义制度的溃败完全支持了斯考切波的“革命模式”，即极权主义的瓦解并非由于经济或军事的理由，而在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这个论述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合法性资源”首先来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的缔约，当鼎革之初的约定被反复篡改而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时，极权主义的政府往往很难有重新缔约的勇气和决心，因为这意味着大量利益的丧失。同时，极权统治也常常给统治者造成错觉，当他们面对大面积的麻木和冷漠时，他们会误以为人民的忍耐是可以持久不变的，这也是一旦溃败发生常常不可收拾的原因。而且，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无限政府而言，它则必须对应可以无限问责的人民，因而，“合法性资源”只要丧失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所面对的清算也将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与它自身没有时空限制的执政宣称相同。
在“马克思与韦伯”一节中，作者是如此引用韦伯的：“正如韦伯坚持认为的那样，一旦科层化在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只有整个系统坍塌才能终结这一过程”。由于极权社会随着时间的推演，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被官僚制代替，而极权制与科层化的结合则形成了韦伯当年预言俄国革命时说的“官僚专制”，这使得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常常很难形成。然而，韦伯早在1919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一坍塌，韦伯当时给年轻的共产党员卢卡奇写信警告说：鲁莽的俄国实验将会在一百年内夺走社会主义的声望和权威。实际的情况与韦伯的预言有30年的误差，然而结果则完全一致。
在“东西方市民社会”一节中，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叙述颇具启发。他们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新型社会的预兆，对哈维尔来说，市民社会对抗着“匿名的冷漠权力，重新确定了自然和价值的合法性，诸如民主、权利和灵性”。对米奇尼克来说，市民社会将借由自我管理和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融合，“击败共产主义的权力”。他说：“我们创造了另外一种社会的可能性，它将会实现自身欲求的实质性部分，而这在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是本值得慢慢读的书，尽管作者保持着似乎中立的立场，但其中很多的理论和分析，恰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资源。
再说两本有着某种相关性的哲学书。一本是詹姆逊的《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一本是保罗·利科的《承认的过程》，两位作者都大名鼎鼎，这两本书也写得十分好读和好看。这些年科耶夫在国内思想界甚有影响，其主要影响在于他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不仅让晦涩冰冷的哲学直接对应了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引出近几十年“历史的终结”被复活的思想事件，以及关于“相互承认”的政治过程。上面我们说的两本新书，则恰好与此有大关联。若仅读其中关于评论科耶夫的部分和黑格尔的“革命和历史的终结”（詹姆逊），以及黑格尔在耶拿和耶拿时期黑格尔的重新论证（利科），你可以读到一些极有趣的质疑及不同的叙述。甚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