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实》：追寻历史真相的几个“片段”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安平，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小镇，位于平津公路旁，当年对平津陆路交通的安全影响甚大。安平事件，即指1946年7月29日在该地发生的一起美军运输车队遇袭，并造成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

事件发生两天后，美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部发出情况说明：七月廿九日美海军陆战队加强一师派出一队摩托化巡逻队护送某输送队由津至平，在十二时零五分行至大小沙河村时，突遭预伏该处穿着制服之三百余中国部队袭击。双方战斗达四小时之久，美军死一官长、二士兵，四士兵重伤、八士兵轻伤。另有军官士兵各一人因受袭击汽车失事而受伤。中共部队方面，据估计约死十二人，受伤若干不得而知。

安平事件的冲突双方是中共地方武装与美海军陆战队，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各种谈及此一事件的文字乃至影视资料，几乎无不断言它是一起美军主动进攻八路军的事件，即当日是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在安平‘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

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指出，事件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根据下级的报告，也一度认定事情是美蒋蓄意进攻引起的，并据此义正辞言地谴责美、国两方，并且积极推动三方共同调查取证，以落实美军进攻的责任。但随着事后得到的证据越来越多，中共中央逐渐了解到这场冲突实际上是中共地方武装受到当时正在开展反美蒋教育的背景下贸然挑起来的。虽然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中共中央也指示要改正最初的说法，但当时的形势却出现了意外的变化，美国因不顾中共要求坚持向国民党方面出售军火，导致双方关系转恶，中共方面最终没有改变指责美国的说法。

杨奎松教授说，无论“从外交、宣传、组织及策略运用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对安平事件的处置过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这一危机处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且“当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令人更容易看到当时中共处置的成功”，然而，当年出于政治外交斗争的指责，却并非历史事实。

“安平事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复杂性的案例。”在杨奎松教授看来，因为澄清这样一个至今仍旧被我们多数人误读的历史事件能够让今人对历史，及其形成历史的复杂性有更直观的了解。这就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等领域研究的杨教授将包括读史、讨论、评论三组研究文章结集出版的一个目的。用作者在序言中的话说，这些研究看起来只是一些孤立的历史小片段，它们却“可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后人认知历史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由于注意这种复杂性而学会多角度多层面地去看待和理解历史。”

中共也曾试过“和平土改”

一谈到中共的土改，人们想到的一定是“斗争土改”或曰“暴力土改”。而只要提及“和平土改”，似乎只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或者是像日本、韩国这样的改革国家。

可是，谁又能想到，一向反对“和平土改”的中共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这恰恰是杨奎松教授在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又一个历史“小片段”。

杨奎松教授指出，正如《毛泽东年谱》记述的那样，1946年6月27日正是主张用激烈方式进行土改的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应“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说“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说明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出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

在上述指示中，还强调“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多少，应免于征购。”

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还进行了“和平土改”的试点。

1946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一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同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仅九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需要提到的一些细节是，就连被一般中央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在12月10日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后，也公开宣传：“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依据陕甘宁边区实验的结果，中共中央进一步于1947年2月8日发文指出：过去大家担心赎买土地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能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

依据上述，杨奎松教授指出，“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中共中央确实曾经尝试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农村地主土地占有的问题。”虽然，这种尝试的时间很短，试点的范围也较有限，但是，通过土地公债和平赎买地主土地不仅在中共土改运动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还“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改革政策的虚晃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今天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很少会去讲这里面的原因。相反，因为后来靠的“斗争土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中还专门批判过“和平土改”的作法，研究中共党史者不仅容易忽略了这段历史，而且常常还会连1946年“五四指示”也要加以批评，认为这个指示“不够彻底”。而后来对传统中共党史持批判态度者，又容易因为相信讲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会搞“和平土改”，要么完全不提这段历史，要么主观认定这是中共用做宣传的一种策略，并无实际意义。对此，杨奎松教授都不认同。

杨奎松教授强调，要了解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由来，必须要了解“五四指示”是怎么发生的。所谓“五四指示”，指的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的一个关于批准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秘密指示。正是这个指示揭开了战后中共1946-1947年土改运动的序幕。因为1947年中共中央又进一步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极大地改变了“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土改政策，因而后来研究中共土地改革的多数中共党史学者往往认为“土地法大纲”才是最符合中共历来的土改诉求和方针的。在杨奎松教授看来，其实，正是这个秘密下达的“五四指示”，透露出了当时历史的极端复杂性。也只有注意到这个指示本身所带有的很强的两面性，才有可能正确解读该指示下达不到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竟会接连出台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指示和政策？

杨奎松教授为什么认为“五四指示”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呢？他在文章中解释说：一方面，“这个指示下达了要求全党搞土地改革的指令，要求大家要以土改作为中心，批准向地主弄土地。”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在整个文件中用了多个条文要求对地主，特别是对中小地主，对抗属地主、战属地主、烈属地主照顾，要满足这些人的生存，达到一般中农水平，甚至一般中农一倍到二倍的水平。换言之，就是要给地主留地，要给他们留全村中农一倍到两倍的土地，同时还不得伤害富农和中农。”他在阅读当时大量地方土改档案资料时特别注意到，当年许多地方的中层干部对这一指示是有抱怨的，将指示概括成“一条批准，九条照顾”。意思就是说，表面上“五四指示”批准了农民夺取土地，实际上却做了大量限制性的规定，这不仅束缚了基层的手脚，很难发动土改运动，去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还造成许多地方不得不根据新的指示精神，却纠正此前农民变相夺取土改中伤害中小地主、富农和中农时发生的过火行为。

杨奎松教授所以会特别注意到中共中央1946年和平土改的尝试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年许多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其“不得不”的重要背景和原因的。后人读历史，常常容易从后来历史演进的某种逻辑出发，以为事情理当如何如何发展。许多土改运动研究者所以会站在1947年“土地法大纲”的角度来批评1946年“五四指示”不彻底，或简单地认定中共战后发动土改从“五四指示”开始就着眼于暴力剥夺，因而对194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提倡过和平土改这件事情视若罔闻，原因也就在于此。

杨奎松教授在文章中通过细致的考证告诉读者：读“五四指示”时，必须要注意到指示形成的历史背景。今人所以会误读这一指示，并且批评其不彻底，原因就在于错读了这一历史背景。因为今天的教科书都说战后内战打响，是1946年6月，因此许多人相信“五四指示”的提出和制定，是中共中央为了应对国民党正在发动的内战，以便发动农民站到自己一边，和蒋介石长期作战的未雨绸缪之策。但杨奎松教授通过详细考评后告诉我们，这个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整个中共中央都还未作好与国民党全面开战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

杨奎松教授对记者说：“那个时候国共谈判处在非常微妙的时候，一方面东北打起来了，两党关系危急，很多问题谈不拢。然而，由于美国和苏联直接插手干预，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对国共双方都很尴尬，没有人认为应该马上全面开打。尤其是中共方面，通过1946年1月划界停战、政协决议、进兵东北，以及苏联撤军把东北大部交给中共，已经取得了许多实际的利益。1946年5月初的时候国共双方正为争夺东北大打出手，中共中央急于在东北实现停火，以便将已经取得的在东北的实际利益巩固下来。它这个时候当然不想和国民党完全撕破脸。如果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突然宣布重新恢复1937年初为争取国共合作正式宣布停止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岂不等于公开告诉世人，它又准备走上与国民党全面战争的道路了吗？了解到这层情况，就不难发现，‘五四指示’所以会弄成秘密的，不敢公开发布，原因就在于它还没有全面开战或应战的思想准备。”

既然不想全面开打，又担心搞土改让世人误读自己的政策根本改变，那么又要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出台这样一种秘密指示呢？

杨奎松教授解释说：“直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根据地农民受到中央各地阶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广泛地尝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对此，中央必须做出反应。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中共中央两个月前刚刚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即农民运动起来了，中共中央不是顺应农民的要求，支持农民运动，而是为了迁就与国民党的合作，错误地采取了压制农民的政策。结果是国民党照样反动，农民也因被压制而无法站在中共一边作出反抗。这个刚刚得出的共同结论影响很大，当时参与中共中央决策的领导人几乎都一致表态，决不能再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右倾投降的错误。因此，当他们确信战后各根据地农民真的起来要求土地了的时候，他们的政策选择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中共中央当时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农民已经都起来要求土地了的呢？既然认定农民都起来要求土地了，决定批准和支持农民的要求，又为什么要在指示中设置种种限制呢？杨奎松教授在书中就此也做了详尽的考证与说明。他强调，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形势的出现，及其必须要制定这样一个指示，原本并不在中共中央既定的工作计划之中。出于依靠农民和满足农民要求的既定方针，中共中央在抗战结束前夕一直在强调两点，一是不会变更抗战以来减租减息的基本政策，一是赞成和拥护孙中山先生想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目标。从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需求的角度，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就支持基层发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利益的斗争。它没有想到的是，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已经把这些斗争进一步推向了帮助农民变相取得土地的方向。中共中央注意到这种情况，召集一些走得较远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领导人来延安汇报的过程中，开始是批评纠正的态度，后来很快就转向肯定的态度，根本上就是因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想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怀疑这是大革命到来的前兆，是农民自发的举动。这是迫使中共中央必须要做出反应，表态支持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保持抗战期间政策的延续和尽可能稳固已有的统一战线，发布这一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指示，势必会造成全国范围中间阶层，包括各地方实力派对中共的疑惑，甚至是恐慌，把它们逼向国民党一边。对此，中共中央又必须要设法迁就，不能做得过火。“五四指示”所以会成为一个两面性极强的指示，政策方针如此矛盾，而且还不敢公开发布，其原因也即在此。6月下旬山东、中原两地重新停战局面被破坏后，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可能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激烈和暴力，而是进一步指示采取和平赎买土改的办法进行土改，也还是因为要全力争取中间势力。

注意到因上述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导致了“五四指示”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的骑墙，以及中共历史上首次“和平土改”的尝试，人们也就不难会对中共后来土改政策的发展变化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得到中共中央全面肯定的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纯粹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中旬大举进占边区被迫中断的，人们不免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民党军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共后来还会搞激烈的土改斗争吗？对此，杨奎松教授也做了合理的推断。他认为，因为毛泽东是阶级斗争论者，因此他从来主张要“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故即使是和平赎买土地，要通过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比如开诉苦会、斗争会，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以便把地主在农村中的威风打掉，也在毛泽东的要求之内。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不是大可能的。当然，即使考察台湾、日本、韩国战后的土改，纯粹和平的、不得罪地主的土改，也是不大可能的。问题是，要不要乱打乱杀？1947年4月以后根据地土改走向极端，乱打乱杀、绝对平分，连中农也一并伤害，“土地法大纲”还予以法律上的认可，也未必就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

从杨奎松教授上述历史片断的考察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研究细节之重要。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与缘何放弃

在杨奎松教授《读史求实》这本书中，也不都是历史片断或细节的研究，其中讨论《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一篇，就是一篇从较长时段来探讨中共政策发生、发展及其变动的具有较宏观研究性质的论文。

有关“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从改革开放以来被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高度重视的话题。尤其是改革开放恢复多种经济成份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很多研究者对毛泽东1940年代提出、实践新民主主义，1950年代初突然提早终结新民主主义政策，“过急过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建设走了20年弯路，充满了遗憾。杨奎松教授早在20年前就参与了这样的讨论，并同样提出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见解。

“无论我们对这一历史的发生作出怎样的判断，有一点总是必须要注意到的，那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及毛泽东当年的观点主张是从哪里来的和缘何而生的”，而杨奎松教授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背后有着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重要影响。”

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他其实是意在指出，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后许多政策回到了当年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水平，就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和主张新民主主义，就是基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对新民主主义的肯定，恰恰就是从这一看法出发的。大家很少了解，新民主主义在毛泽东，乃至于在莫斯科，多半只具有策略性质，是一种阶级斗争的阶段性政策，从来不具有长久的战略意义。因此，过多地纠缠于毛泽东为什么会“过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和过度强调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设想的重大理论价值，意义不大。

按照杨奎松教授的解读，“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最早形成，就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开始一样，并不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思想政策产物。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过去和今天，许多人总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或者是毛泽东，或者是张闻天。杨奎松教授认为这种讨论有失偏颇，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时开始，不能从这个名词的发明或提出来计算。就像我们不能从“新民主主义”名词的提出，来论证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政策思想的创始人一样。因为如果那样讨论的话，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想政策的创始人，就成了江亢虎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列宁，是共产国际。因为，正是他们纠正了中共一大脱离中国实际的政策主张倾向，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存在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条件的情况，提出并规定了在中国要先搞民主主义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方针。同样的情况，也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共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改变了最初中共一大排斥中间力量的孤立主义倾向，实行了对中共随后政治崛起作用极大的统一战线政策。类似的情况很多很多。

说到新民主主义，其实也是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步过程。什么叫“新民主主义”，就是在中共二大规定的那个中国第一步应当追求“民主主义”目标的那个“民主主义”的前头，加一个“新”字。两者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民主主义”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强调“新”，一个没有写上“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新”呢？当初中共二大提出第一步实行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时，曾经一度产生过意见分歧。当时中共力量弱小，国民党实力强大，国共合作的结果几乎注定会导致国民党将来当政。因此，陈独秀曾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过实质上是二次革命的设想，即先成就一个“二月革命”，建立一个国民党当政的政权，然后再来一场“十月革命”，推翻该政权，建立共产党政权。这个观点后来被批评为“二次革命论”，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要求中国革命务必要一步兼作两步走，即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就要不间断地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来，不能花落人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观点的时候，也恰值这样一种情况。即又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又是国强共弱的局面，简单地重复民主主义目标，不仅无法和国民党的政策区分开来，而且也无法展现中共追求政治主导地位的决心。为了突显中共独立领导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这才把既定的民主主义目标的面前，加上了一个“新”字。这个“新”，就是指未来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将会是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是没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说，是在1940年初提出来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这又直接涉及到策略方针的问题。

从上面所讲的情况可以看出，主张中国革命依照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必须要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分两步走，并不等于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相信中国革命真的需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备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不要说中共接受不了，就是莫斯科也反对。还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就通过决议，明确主张中国这样的国家，革命的目标应该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即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起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条件，同时实行一些看起来带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这一基本政策主张实际上就是毛后来新民主主义政策主张的最早蓝本。这样的政策主张后来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搞苏维埃革命，把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统统都视为革命对象，一度无法实行。但到1940年这个时候，却又有实行的条件与可能了。

毛泽东所以会在1940年提出这一新民主主义政策方针，根本上是因为中共1939年以后面临一个政治前途的选择关头。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因抗战合作了两年多，中共因力量弱小，不得不“臣服”于国民党政权之下，取消了苏维埃政权，改制为国民政府下面的一个边区政府；中共自己的军队红军，也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中共中央出于实力对比的考量，不得不公开承认拥护三民主义，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但这样的方针只执行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问题。一是因为抗战给中共提供了太多的机遇，以致1937年不过两三万人的正规军，两年就扩充到将近三十万人。地盘也由陕甘一隅之地，一下子扩展到华北敌后几个省区。而国民党却丧城失去，越退越往南，半个中国都丢了，其统治力量明显地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1939年，国民党因为害怕中共扩张太速，开始秘密实施“防共”“限共”政策，两党关系迅速开始出现摩擦，并趋于紧张。同时，欧洲英法等国害怕德国西侵，采取绥靖政策，试图祸水东引，把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矛头引向苏联。斯大林亦针锋相对，采取了针对英法的对抗政策，转而向德国示好，共产国际过去团结欧洲英法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始转变，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毛泽东对开始反共的蒋介石政府的政策立场。从1939年春末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和军事斗争策略，政治上的方针变化就是明确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暗中斥责蒋介石国民党搞的是“假三民主义”，自己搞的是“真三民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三民主义不是共产党的旗号，因此，不久之后，即1940年初，毛泽东就另提新的斗争口号，即所谓“新民主主义”，明白宣告中共的斗争目标是要建立排除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未来政权。

不难看出，杨奎松教授说，“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它是与国民党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建立在两党力量对比变动基础上的产物，而且也是按照莫斯科所规定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所设计的一种革命过渡的策略方法。正是依照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毛泽东出于统战策略的考虑，有意结合孙中山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提出的一种政策设想。如“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经济上将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在杨奎松教授看来，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核心在“阶级斗争”四个字上面。再加上俄国革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因此，抗战期间毛固然提了新民主主义，但却并不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和需要来设想和考虑的。这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生命力是致命的。毛泽东后来虽然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之类的几本小册子，也注意到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的说法，因此，他在抗战结束前夕也讲过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但毛泽东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观点其实并没有深刻了解和认同。在他看来，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政治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对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来说，资本主义坏，社会主义好，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1948年快要进城的时候，‘很多共产党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同这一逻辑。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商业金融资本主义是最可恶的，它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是通过偷机倒把、坑蒙拐骗来敛财的，因此进城以后必须坚决消灭。工业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价值，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不能立即消灭，但它的剥削本质是一样的，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必须限制、利用、改造，使之为我所用，并加速由我来取而代之。”杨奎松指出。

中共进城后为什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马上就搞社会革命，没收一切资本，还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杨奎松认为主要是两条，一是因为“两步走”的政策规定。虽然莫斯科认定中国社会性质还足以一步实行社会革命，但这已写入党纲，并得到了全党认同。而且，俄国比中国发达，当年十月革命后也没有马上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它先是用了12年时间过渡，恢复和建设；然后又用了7年时间搞所有制改造，到1936年才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中国比俄国落后，故1948年9月中共中央进城前讨论建国后的发展阶段时，就已经认定，中国也要经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能要用15到20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全面改造。因此可知，新中国建立之初所以规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包括刘少奇等人所以会有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都是从这样一种政策需要和时间估计出发的。二是因为力量对比。当初中共进城所以相信不能马上剥夺资产阶级，包括刘少奇甚至还要去宣讲资本家剥削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之类的道理，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进城以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长期脱离城市，对进城以后在管理、建设和恢复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顾虑甚多。包括对于新政权可能控制经济的能力，当时也估计甚低。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就估计能够控制在手的国有经济可能只占1/10，绝大多数国计民生可能还会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进城之初，刘少奇必须要代表中央宣示怀柔政策，希望资本家不要跑掉，要继续努力生产和发财，原因是资本家一旦垮掉，各大中城市中无数工人、贫民将会丢掉谋生的机会。而这是新政权无论如何都能以应付的。

为什么1952年，也就是新中国建国后不过3年时间，毛泽东就认定新民主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了呢？杨奎松教授解释说，根本原因就是在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的毛泽东看来，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52年中共中央对国内经济形势也有过研讨，他们意外地发现，进城以来，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控制了60%的工商企业，控制了几乎100%的商业、金融企业和流通贸易渠道。特别是通过三反、五反，又沉重地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使之彻底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非依附于新政权及其国营公营事业无以立足，在这种情况，继续在中国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意义何在呢？依照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火车头”，亦即生产力是可以服从于生产关系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可能产生出什么样水平的生产力。故实力对比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消灭资本主义已是举手之劳，还有什么必要继续保持这些苟延残喘中的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呢？基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如果能够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能够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全面掌握与调配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能够加速国家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大踏步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实践当然再无继续的必要了。

    限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对杨奎松《读史求实》一书各篇中众多话题不能展开讨论与介绍，但仅从上述三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即可看出，该书一些看似很专业的研究讨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很有开拓思路和视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