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漩涡中的时代之殇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描摹了一幅墨西哥革命年代资产阶级生活的缩影，它不具《最明净的地区》那样宏大的叙事气场，而是以切片般的精准和细致拼接出历史漩涡中的时代之殇与人性纠结。它树立了一个革命“变质者”的形象，并将之从这个标签式的、盖棺论定了的概念下解放出来，而置于普通人生活的琐碎与庸常之中，并以一种奇崛突兀的创作手法赋予其更为深刻的人性内涵与伦理肌理。

黄夏

谈说拉美“文学爆炸”必然绕不开这“四把交椅”（何塞.多诺索语）：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其实四个人中最早拉开这场“爆炸”序幕的，当首推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早在1958年，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奠定了自己在拉美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富恩特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除《最明净的地区》之外，以1962年出版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最为著名。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最明净的地区》的“孪生兄弟”，这倒不是说前者是后者的续篇，而是两部作品同源于对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深刻反映，只是表现手法上有所不同。《最明净的地区》以史诗般的规模再现了墨西哥革命前后的生活图景，出场人物多达数百，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场景如走马灯般迅速变幻，戏剧性冲突令人应接不暇，作者称这部小说为“一个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而《克罗斯之死》则更像是“一个人物的传记，”作者将《最明净的地区》中的主人公改头换面后重新放入显微镜之下，着眼于观察个体人格在时代背景下的纠结与嬗变，把个人牵动社会的宏大叙事置换为隐于语言表层之下的心灵潜流，可以说，《克罗斯之死》是一部灵魂的史诗。

《克罗斯之死》开篇时，又老又病的主人公躺在病床上慢慢死去，他在时睡时醒中追忆着自己过去的一切：从一穷二白的孤儿，到腰缠万贯的阔佬；从忠于爱情的恋人，到薄情寡义的丈夫；从坚持理想的革命者，到顺势叛变的墙头草；从为老百姓争取土地的无产者，到以占有土地、金钱和权力为人生最大满足的资产者……这些看似连贯的记忆其实是读者读完全书后在头脑中拼接而成的结果，因为一个垂死病人于弥留时刻的所思所想不可能保持一气呵成的完整，而是残缺、断裂和非线性的。除“第一章”外—小说并不分“章”，而是我们为方便起见将之称为“章”—全书的“章”均以时间标注，而这些时间的安排都是混乱的，1941，1919，1913，1924……

时间的混乱固然代表主人公思维的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无的放矢乱写一气，而是有其叙事上的逻辑性的，从中我们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条从克罗斯弥留之际回溯往事写起，另一条从其病倒到死去，两条线索分别以逆时和顺时的方式互相平行又时有交叉，而其终点则同时汇聚于小说的最后一“章”，1889年。在这一“章”中，克罗斯出生，克罗斯死去，以他的死对应他的生，摇篮与坟墓只在一线之间。作者如此安排自有他的用意，不仅是一个人在死亡之际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过往和出生，也有拉美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他们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延续，“使出发点和归宿合而为一”。作者赋予克罗斯之死以深刻的含义：生命循环往复永无止息，而历史和社会也是这样发展的。

除去叙事时间上的运筹帷幄，作者在叙事人称和视角方面也堪称独创一格。小说共有三个人称：“他”、“我”和“你”，每一“章”皆由这三个人称构成，其中除“他”对应每一具体年代并且叙述当时的情境与事件之外，“我”和“你”皆以现在时来表现克罗斯于病榻上的主观体验。“他”的叙事视角相对客观，以近乎不动声色的手法回顾克罗斯的一生，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主人公于思维较为清醒的白天所作的思考；“我”则反映主人公于病患中的主观感受，其味觉、视觉、触觉和感觉夸张敏锐，情绪直接而强烈；“你”可以理解为主人公陷入轻度昏迷、将睡未睡时的状态，叙事温情，跳跃性大，无任何逻辑可言。作者为使三种人称符合各自的叙事特点几乎调动了当时文学写作的所有手法：白描、插叙、意识流、内心独白、用进行时描写过去，等等，而且借鉴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所倡导的“摄影机眼”的写作技巧，大量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融入、闪回、切入等影视手段，多方位、多层次地加以刻画和描绘，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颜色，尝到接触，碰到声音，看到气味……”

值得注意的是，“我”和“你”两个声部别具某种抒情性的诗意。这当然不是说克罗斯骨子里是个诗人或者死到临头焕发诗意，而是作者有意赋予死亡一种诗意。因为死亡虽是生活中不可变更的“常数”，然而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书写很有可能沦为病理或者医学报告。作者剔除死亡的物质性并非是要取消其自身，而是放大其精神性的一面，并以“超现实”的“死”来反衬“极现实”的“生”。于是我们看到在以非常规的艺术手法来描写生命终结的过程中，隐于日常表象下的人性幽微与潜在动机也随之浮出水面。“他”声部中的克罗斯干练、冷酷，精于算计，经营着一个庞大的传媒和金融帝国；而“我”和“你”中的克罗斯却有着内心的脆弱和焦虑，他要维护“他”的尊严与地位，却在“我”和“你”中遍尝情感缺失和孤独寂寞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且因无可慰藉而日益加深，弥留之际不听使唤的记忆更使他无从逃避。

从克罗斯不能承受的记忆中我们发现了两个身影，时代通过这两个倏忽走过其生命历程的人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是他的妻兄龚萨洛，一个是他的儿子洛伦索。克罗斯与前者的邂逅发生在墨西哥革命引发的内战中，彼时“革命”早已变质，派系林立，内讧不止，克罗斯作为一个为理想献身的年轻战士与龚萨洛一起做了某个“革命”军阀的俘虏。在狱中，龚萨洛向这个唯命是从的年轻人灌输了一套与革命理想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你和我都被枪毙掉，但太阳照样出来，孩子照样生下来……（如果我们不死，）咱们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呢？我有多少事情想做啊……”当革命成为领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时，一个普通士兵的命途便是充当炮灰。龚萨洛使克罗斯开了窍，有趣的是，他宁做“烈士”而不愿叛变求生，因他预感到在这个利益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家，他必然会在肉身或者精神上被逼入死角而不得翻身。而克罗斯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就必须如变色龙那样随时改变身上的颜色。在此后的半生中，他出卖了许多人，投靠了许多人，以一种不倒翁的姿态成为很多“将军”和“总统”的座上宾。

克罗斯的个体觉醒了，其代价却是良知与纯真的泯灭，这便是整个事情的吊诡之处。我们很容易把他的“变质”归咎于其“革命”动机的不纯与不彻底性。但我们不要忘了，站在后来人立场上要求当年的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既是徒劳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革命、战争、暴乱等重大突发事件有太多意外和偶发因素，身在当时情境下的人（不管是谁）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除了明确的眼前利益和成王败寇的侥幸心理外，大抵都抱持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本能。克罗斯的问题在于陷入得太早、太深，熟稔太多政治与金融内幕，以至树大招风，想退出也为时晚矣。他的矛盾心结最终体现在儿子洛伦索身上，一方面他要培养儿子成为继承他帝国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相对松弛的方式任其自由成长。结果儿子为理想献身了，死在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之中。隐隐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子两代人的生活不仅背道而驰，而且儿子的结局几乎就是当年克罗斯所逃避的，父亲的生换来了儿子的死，命运好像以另一种方式在洛伦索身上延续下去。这是克罗斯终身不愿面对和思考的一个悖论。

因而，我们指责克罗斯缺乏人性，是很不公正的。他之为“代表从内战中产生出来的新世界”并非其情所愿，而是荒谬时代下的必然产物。毫无疑问，克罗斯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感情与伦理观，只是现实扭曲了这种感情与伦理观。他需要爱，需要友谊，但这些东西只有在他弥留之际才经由他的潜意识（“我”和“你”）无言地爆发出来。在“他”声部中他拒不提及龚萨洛和洛伦索似乎见证了他的冷酷无情，然而在“我”和“你”中，不由得他不思索另一种人生的另一种活法：也许从一开始，就应该作为一个破落乡村的农民，或是城镇中的小市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享受一个普通人的伦常之乐。我们不知道克罗斯在弥留之际是否得偿所愿，但他与儿子一起骑马出游的回忆无疑是全书最温馨的场面。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描摹了一幅墨西哥革命年代资产阶级生活的缩影，它不具《最明净的地区》那样宏大的叙事气场，而是以切片般的精准和细致拼接出历史漩涡中的时代之殇与人性纠结。它树立了一个革命“变质者”的形象，并将之从这个标签式的、盖棺论定了的概念下解放出来，而置于普通人生活的琐碎与庸常之中，并以一种奇崛突兀的创作手法赋予其更为深刻的人性内涵与伦理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