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台湾的孤儿

2012-05-26 17:25:3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特约影评人 Seamouse

《赛德克·巴莱》,第4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该片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华丽亮相时,伴随着西方观众的啧啧惊叹和掌声。我就是在威尼斯看完了这部被阉割为国际版以适应电影节放映的史诗大片的,有趣的是,面对这部电影,大陆记者和台湾记者一度出现了非常两极化的评价。

即便不喜欢该电影的人,也均理性地认为原本4小时36分的超长电影被残忍剪辑为2个半小时后,无论如何会存在逻辑理解上的巨大损失,导演魏德圣和他的团队非常不幸;喜欢该片的人,则冲到台湾的影院热情拥抱他们铩羽而归的英雄。《赛德克·巴莱》在台湾本土上映时,4小时36分的足本被分为《太阳旗》、《彩虹桥》上下两部,并终于让魏德圣斩获金马奖最佳影片。

两岸观众对对方电影的审美差异,早在3年多前敲开院线电影交流之门时就已显现无遗。魏德圣在宝岛创下票房神迹的处女作《海角七号》进入大陆后反响平平;而冯小刚同时期闯入台湾的《集结号》,也没有能为他增加多少额外票房。面对这一两岸文化交流的窘境,制片人李烈曾在北京表示:“这是既存的事实,都说两岸同胞同族并具有同样的文化血脉,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就已经知道彼此相互不理解的沟壑还有多深。”

在我看到的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赛德克·巴莱》是填满了一个以拳头、刀剑和火炮为武器从头打到尾的故事,日本殖民者扇向赛德克族劳工的耳光也为随后自己的头颅落地埋下了足够多的伏笔。这番以悲情和仇恨为推动力并让高潮从始到终贯穿的情绪,在电影呈现上也实在过瘾透了。精雕细琢的镜头、酣畅淋漓的动作、绝望厮杀的大场面,均定义了《赛德克·巴莱》波澜壮阔的史诗性质。

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的日据时期实在太长,半个世纪足以真正让“大东亚共荣”的理想彻底改变一代人的文化认同感。吴念真的电影《多桑》就有这么一个场景,老爸和孩子一起看排球赛,父亲用日语为精神祖国加油,被儿子斥责为“汪精卫、汉奸卖国贼”。可即便这么长的殖民教育和文化融合时间,也没能灭绝原住民对独立的追求欲望。同《与狼共舞》一样,单元文明化始终难以驯服一个个叫做“人”的个体,以及他们数十代沉淀下的历史和先祖荣耀。《赛德克·巴莱》给观众带来的,就是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在被日本殖民30年后,在“文明人”认为已经成功改造“野蛮人”后,中部的土著部落竟然发起了大规模英勇起义。但氏族化的部落模式,又因经年累月的矛盾累积,难以形成共抗外敌的强大力量。这也直接导致了“雾社事件”。(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的抗日行动。由当地赛德克族不满台湾总督府与地方政府的压迫而发起,牺牲人数近千人。)

《赛德克·巴莱》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但2个半小时的国际版,不得不以牺牲大量非战斗却又可能集聚矛盾的情节作为代价,这导致电影的悲情和仇恨来得不可理喻,更糟糕的是,它让影片的高潮—提着一个个殖民者脑袋的“雾社事件”大场景,成为一场不折不扣毫无怜悯的屠杀,就连急切渴望成为勇士的孩子,也果断地用长矛戳穿日籍老师和日本同学。“猎头”习俗本来就已经是现代文明难以理喻的历史习俗,本族妇女和儿童集体自杀的场景就更让观众瞠目结舌—即便这样的场景可以拿不愿苟活作为解释。

鲜血、残肢、断头,伴随着美到让人难以呼吸的山川河流,这样的镜头下,再加入先祖训诫的画外音作为伴奏,这让《赛德克·巴莱》具备了一点点泰伦斯·马利克在《细细的红线》中的诗性气质。可这些画外音实在有点不加节制,连带被剪去的情节,一道让复仇的由来缺乏动机、让结尾颇具象征诗意的彩虹桥,倒显得像只续貂的狗尾。听闻国际版的种种问题,有台湾网友表达遗憾:“看来国际版是Cult片无疑了。”

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被分为9族,没有赛德克族;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又加入3族,依然没有赛德克族—不知是否与“雾社事件”导致该族人口急剧减少有关。2008年,赛德克族重又成为被官方承认的第14个台湾原住民族,仁爱乡的“雾社事件”遗址在电影完成后成为旅游新地,游客可以在贴着文面贴纸的当地导游的带领下,逐一前往部落建筑、莫那·鲁道衣冠冢、战时铁索桥—甚至连历史上曾被袭击的日本人的小学校都将恢复原样。赛德克族用血肉之躯替日本人开凿出来的险峻的合欢战备道,后来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扩宽成为中横公路。《赛德克·巴莱》中有句台词说“摊开他的手掌,受伤揉搓的都是血痕”。历史原谅了恩怨但无法选择遗忘,当我们开着汽车纵贯宝岛时,仍在趟过这个“满是血痕”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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