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书评》的笔战

黄灿然

印度裔作家潘卡季·米什拉在《伦敦书评》11月3日号发表长篇书评，抨击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的《文明：西方与其余》。米什拉是一位颇有才能和实力的作家，我以前曾译过他一篇论述奈保尔的长文；弗格森原是英国历史学家，后来移民美国，他已有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包括《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米什拉不仅评论《文明》，而且系统地回顾弗格森历年来的大多数著作。在米什拉看来，弗格森是站在西方中心/白人中心/英美中心来看待文明的，并为西方对其他国家的入侵和殖民辩护，且在论述西方文明的崛起时完全无视其他文明包括穆斯林文明的贡献，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受的掠夺和压迫。米什拉还暗示弗格森在学术上见风驶舵，以及讨好英美右翼保守势力，并利用美国媒体（担任CNN和福克斯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迎合这些势力。他说弗格森自己也是一个“重返的大西洋人”（“大西洋人”指主张美欧同心合力的人，弗格森曾在一篇书评中用“重返的大西洋人”形容该书作者），是“聊以自慰的往昔光荣故事的零售商”，其著作“不是以原创性的学术贡献见胜，而是以包含某些挑衅性的反事实陈述闻名”，还讥讽弗格森在《文明》英国版前言中赤裸裸声称自己弃英赴美是因为美国“是实际拥有金钱与权力的地方”，并说他“撇下经济史专业，摇身变成帝国的狂热鼓吹者和史家”，早在“九一一”之前就扬言“美国应把其庞大资源的较大百分比用于确保世界安全地发展资本主义和民主”，甚至不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米什拉进一步引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狂轰滥炸之后弗格森在《纽约时报杂志》一篇文章中的话：“让我把话说白吧，我是新帝国主义帮派一个领取全薪的成员。”米什拉还暗示弗格森与美国一位种族主义理论家特奥多·洛特罗普·斯托达德之间有相似之处，指弗格森某部著作是“斯托达德式”的。

弗格森在该刊11月17日号的第一封长篇读者来信中逐一批驳米什拉，并指米什拉是对他进行粗俗的“人格暗杀”，不仅“误解我的作品，而且强烈暗示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说：“至少，米什拉要为他高度中伤性的种族主义指控而公开向我道歉。”他也不放过发表米什拉文章的《伦敦书评》：“《伦敦书评》以其左倾政治闻名。我并不期望在该刊得到热情对待。我的大部分著作，对你们这一圈子的意识形态偏见而言，根本就是太具威胁性的。然而，这家杂志曾经有过知识分子正直和严肃学术性的声誉。米什拉毁谤性和不诚实的文章严重损害《伦敦书评》和他本人的声誉。”

米什拉在同一期的第一封长篇读者来信中回答说：“弗格森不是种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他缺乏诸如斯托达德之类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坚定不移的信念。”他讽刺说，弗格森的著作在2003年就已先声夺人地大谈美国帝权，在2006年又提出“中美国”（按：指中国与美国结成共同体），在2011年再提出“中国世纪”，这些说法暴露了一种更普遍的“知识分子病”，也即奥威尔所称的“本能地在当下的征服者面前俯首，把现有的趋势当作不可逆转来接受”。

在该刊12月1日号，弗格拉发表第二封长篇读者来信反击米什拉，他说米什拉既然承认他不是种族主义者，就应该道歉并到此为止才对，可米什拉却进一步指责他。他说，他已在第一封来信中逐一批驳米什拉指他略去问题和证据，并指出书中那里那里都提到了。其中一处是米什拉指弗格森在谈论现代纪元初期中国经济史的问题时缺乏证据，弗格森在第一封来信中指出他已经在注释中提到管汉晖和李稻葵合著的文章。米什拉第一封读者来信中回答说，弗格森“挖出”一个注释，那注释事实上是两位无人知晓的中国学者的未发表的论文。弗格森在第二封来信中说，李稻葵并非无人知晓，他是中国主要经济学家之一，不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而且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还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前研究员和《比较经济学杂志》前编委。米什拉在第二封来信中回答说，弗格森展示了一位几乎与他一样有良好人脉的中国学者的履历，不过，读者仍想亲眼看一看这篇论文，因为它竟然单身匹马就使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指弗格森的《文明》）失去可信性。弗格森在第二封来信中仍然坚持要米什拉和发表米什拉文章的《伦敦书评》编辑道歉。接着，《卫报》报道说，弗格森表示，如果米什拉不道歉，“我就会起诉他，直到他道歉。”他还说，他跟《伦敦书评》编辑威尔默斯说过：“别强把我的手交到律师手中。”

这场仍未见胜负的笔战，已成为英美文化界热议话题，被称为自奈保尔与保罗·泰鲁交恶以来，文学杂志上最紧张的较量（顺便一提，奈保尔与泰鲁的恩怨，持续十多年，直到半年前在英国海伊文学艺术节上，在麦克尤恩的“驱赶”下，两人“走投无路”，被逼至面对面，才握手言欢）。现在“弗格森威胁要打官司”的消息传出，大家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