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刊：鲁迅并未否定中医
编者按：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被国人熟知，经常被人提起。鲁迅对中医的态度真的是“只相信西医”，“没有发表过任何赞扬中医的言论”，“至死没有看过中医”吗？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是否一成不变？随着阅历的增长、思想的趋向成熟有哪些变化？争论者大多从鲁迅文章中寻找依据。与鲁迅相伴半生的许广平也许比旁观者更有发言权。
文 许广平
有的读者来信问我：鲁迅对中医药为什么采取“否定”的态度，现在党和政府大力提倡中医中药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医药过去不被人所重视，鲁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持如下的看法：鲁迅对中医中药是否完全“否定”了呢？并不尽然。他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这样说：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是极可宝贵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来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里面却蕴藏着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种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个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地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中医药也如此。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在中医中药中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医中药是历来许多无名氏经验的积累，它和建筑、烹饪、渔猎、耕种一样，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为人们服务，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它是什么“封建医学”，因此，我们怎么能把鲁迅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和某些人的错误观点联系起来，混为一谈呢？
鲁迅不但理论上这样认识，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相信。记得他在上海活着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现实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话谈。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如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的。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每逢忆述，就很可惜因为当时年轻没有记下药名来。当用白凤丸治疗妇科病有效的故事给他亲眼看到以后，他就很热心地向熟识的朋友介绍，并且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他常常向周围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淹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如果说他否定了祖国医学遗产，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正是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来好好继承应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期望的。
但是，鲁迅对中医中药是否没有一点意见呢？毋庸讳言，那是有的。就我所记得，这一点除了《呐喊•自序》中曾提到几句以外，还有《朝花夕拾》中的《父亲的病》和《三闲集》中的《皇汉医学》。《皇汉医学》内容并非着重谈中医中药本身，因此我不多谈，现就《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序》中的有关几句，说个人的意见。
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强调得特别厉害。《父亲的病》是集中批评从前中医方面某些缺点的文章。比如，有些人虽然大门上挂着“是乃仁术”的牌匾，但当别人，尤其是劳动人民请他看病的时候，却要“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拨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而且出门必须坐轿，进门必须烟酒相待，毕恭毕敬，深有“请医如拜相”的味道；有些人医疗作风极不严肃，医疗道德极其不好，给人看病，看到病人十分危急，便推荐一个生手代替自己，以便推卸责任；所用的药物，有些也缺乏科学依据，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结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这些对水肿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蟋蟀用来当作药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原配”呢？原配与治病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更甚的还有什么“医者，意也”的附会，和“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迷信观念，这些在后来学过医学的鲁迅回忆起来，能不给他一种批评吗？
大家知道，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处处为人民设想的革命者，他因为父亲的病被错误和不负责的医疗耽搁了，因而后来起了一种“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到日本去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当时他对中医某些不好的方面给以批评，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使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因为父亲的病“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一日一日地亡故了。”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坠入“困顿”。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在鲁迅幼小的心里，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后来对中医中药不合理的地方才有过一些批评。这难道是违反科学没有一些根据吗？这怎么能说人民对中医不重视，鲁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呢？
当然，这里有一点，我也要加以说明的。有一位读者写信问我：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原载1956年10月《新港》十月号，现据《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