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黄花开新国

本报记者 李怀宇

辛亥革命百年，许多人很兴奋。对武昌首义的后裔而言，百年纪念更有一份独特的感情，诗人柳忠秧便是其中格外激动的一位，他特别赋诗：“楚师奋起武昌红，千年皇祚黯然终。艳云丽雨笼荆山，青天白日照大同。百族共和享五权，三民主义不世功。碧血黄花开新国，浩气凛然驱长空。人间一自辛亥始，华夏从此有春风！”他的曾祖父柳凤池辛亥首义喋血的事迹，至今让他念念不忘。

辛亥革命的思想在两岸有现实意义

在武汉，像柳忠秧这样的辛亥志士后裔很多，他们热情参与了隆重的纪念盛会。10月10日，数千名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辛亥志士后裔共同祭拜辛亥革命先烈。“百年辛亥，锐于千载。”“革故鼎新，勋绩煌煌！”的口号震动人心。武汉市陆续举办了纪念大会、辛亥祭祀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辛亥志士后裔联席会。

章开沅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以前每逢十年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章开沅都热心邀请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学者到武汉来共同探讨。如今百年纪念，章开沅却一再表示不要一阵风地纪念，他说：“像很多官员，去年就过早地热起来了。博物馆也盖起来了，纪念碑也立起来了，都算他的政绩了。我相信明年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了。通过这个庆典，我们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过去一百年了，还有未来一百年呢？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呢？”对华人世界各地大热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章开沅认为从学术研究来讲，真正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比过去少了很多。

章开沅相信辛亥革命的思想在海峡两岸依然有现实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讨论辛亥革命还有些禁忌，美国华人学者便借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办年会之机，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

1982年4月，胡绳率赵复三、金冲及、李泽厚、李宗一、章开沅等前往芝加哥；台湾方面则派秦孝仪、张玉法、李云汉、张忠栋、林明德等人与会。酒席上，章开沅恰与秦孝仪同桌，秦孝仪问：“府上哪里？”章开沅说：“浙江吴兴。”秦孝仪说：“贵地出人才，陈其美、陈立夫、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的高官。”章开沅问秦孝仪府上哪里？秦答：“湖南衡山。”章开沅说：“贵省更出人才，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两人相对莞尔。多年以后，章开沅赴台访问，与秦孝仪在台北重逢，秦以“芝加哥老战友”称章，颇有不打不相识之意。章开沅认为“三民主义”的关键是人民当家作主、以民为本的观念：“台湾很早就意识到‘人民最大，民生第一’。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垮台，跑到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不支持，所以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在做这些工作。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这种觉悟他们早就有了。”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而当前权贵垄断与权钱结合已经相当严重。

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汉，影响所及，在日后的台湾更为明显。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森专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他认为辛亥革命带来了思想上的三种变化。首先是打倒皇权、专制。其次是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即使在最初的时候可能多半是一块空的招牌，但是民主共和的大旗一旦扯开来，也就有它的标示性作用。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虽然只有九十天，可是发了三十几通除旧布新的文告，便多少奠定了此后思想文化的方向。第三是新的思想占据舆论主导，观念发挥出巨大力量。几千年相传的皇权体制一旦倒掉，旧思想也就失去了依附之处，必须摸索新的出路。


（1911年10月，湖北汉口，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

人民的幸福问题不可回避

辛亥革命的研究，不仅在两岸学界受到重视，国际学术界都多有学者精研。张灏是美国学界研究晚清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辛亥革命代表1895年以后对皇权体制挑战的结果。但是推翻王朝以后，什么是民主，民主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有什么条件等等，这些问题都很缺乏准备。“大家以为革命一来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没想到革命一来，国且不国，马上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袁世凯专制、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从长远看来，它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透过辛亥革命，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深重。”

在1911年之前，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在思想界已然垮了。张灏说：“中国人发觉先贤替他们思考的有关群体生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教训，都不管用了。知识分子觉得要重新思考人的群体生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了，在这种彻底的重新反思与检讨之下，传统政治秩序，特别是它的核心—皇权体制，不但在一般的知识阶层的心中失去了有效性，也失去了正当性。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1895年到1911年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天华等人都看到，中国的民主不是能够轻易搞的，要走开明专制。在张灏看来，台湾最初是蒋氏父子铁腕统治，后来蒋经国才慢慢走出开明专制。“民主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人民参政，另一部分是人权保障。台湾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尤其是后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翘首盼望起义成功消息的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待消息。）

如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张灏认为：“孙中山很早提出所谓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当然在那个时代是思想的先进人物，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争议性很大。自由主义者很不喜欢他，我并不完全同意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从民主自由的观点看，孙中山在1923年以后搞民主集中。但是我认为中国在1895年以后需要稳健地搞民主，喊‘民主万岁’的人非常多，可是了解应该怎么样建构民主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开明专制，但问题是怎样再由开明专制走出来跟民主化接轨，这又是个挑战。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来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够的，很多问题随着大变化而来，但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度的思考，五四就是现成地将民主、科学拿来做口号。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像夏志清先生讲的，主要关怀是‘感时忧国’。”

王森指出，在北伐之后，三民主义变为“党义”，渐渐成为一种权威的、封闭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章开沅则认为：“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不是说可以照搬，也不是说孙中山有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思想、追求、真诚现在还是应该发扬的。当前的民生问题、人民的幸福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辛亥百年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柳忠秧：人间一自辛亥始，华夏从此有春风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时代周报：你是湖北人，从小有“辛亥革命”情结吗？

柳忠秧：我老家是湖北黄冈。因为辛亥革命时新军的主力大都是武汉周边的人，我从小就受熏陶，觉得自己是辛亥革命勇士后裔。我曾祖父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所以，我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自觉不自觉地研究，而且研究得较透。

时代周报：从你接触的史料来看，辛亥革命的首义发生在武昌有历史必然性吗？

柳忠秧：那当然有。此前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清王朝就组织援军欲赴四川镇压，抽了湖北新军去援助。当时驻武昌地区的清朝军队也就三万来人，倾向革命的可能有两万多。

张之洞这个人很怪，他在临死之前就登上了奥略楼，颇有感慨地说，天下之乱是从湖北起、从武昌起。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武昌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之中，是九省通衢。算起来，张之洞做了很大贡献，他办新学，办工厂，搞贸易，提倡留学，当时武汉的工业、教育、科技、军事发展，在全国叫做“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和上海是旗鼓相当的。武昌发生首义有各方面的原因，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的原因，以及物质的准备，汉阳兵工厂有工业基础。还有一个原因，湖北新军的各级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在废除科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到日本学军事，回来就做军官，都是受普世价值、民主共和观念影响至深的。当时大清王朝已经腐朽到家了，实际上，武昌首义算是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第一枪也是最后一枪。

时代周报：就你所知，在武昌起义打响的时候，武昌本地的老百姓有何反应？

柳忠秧：老百姓是非常支持起义的。尽管清廷统治了两百多年，但是汉民族有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民族的仇恨代代相传，并没有磨灭，反清的情绪很强烈。一个是反清排满，一个是反帝。当时，武昌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巴黎，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很多老百姓主动参加战斗，有学生、市民、工人、店员等。老百姓是群起攻之，实际上是民心所向，天下所归。普通士兵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而且，武昌首义是中国的城市暴动在几千年历史中唯一成功的一次。武昌起义是第一次具有社会理想的革命，是第一次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新革命。革命者有明确的目标，民众参与度高，有一批高素质的军人，战斗力相当可以。由于武昌起义坚持了两个多月，这段时间内全国十八个行省有十四个行省宣布独立，如果武昌不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时代周报：武昌首义对武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柳忠秧：在武汉人心中，百年最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武昌起义了。在老百姓看来，武昌起义是推翻帝制，起义以后皇帝没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没了。它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跟农民起义，杀人放火的武装暴动、叛乱是有区别的。武昌起义推翻了帝制，建立共和，推动民主，力促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据我所知，我的祖父这一辈的人倾向于民国体制的宪政，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愚昧一点，现在老百姓就不一样了，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年都是受过教育的，信息渠道畅通，再看武昌起义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时代周报：现在纪念辛亥一百年，对武汉民众来讲有什么意义？

柳忠秧：用这么高的规格来纪念辛亥革命，那么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最后发生实际的影响还是根植于老百姓的心头。大家能够用平常心、用正常的思维来回到革命的意义和武昌首义的追求。武昌首义是讨伐家天下，推翻封建帝王，埋葬封建专制，这个意义老百姓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且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辛亥首义元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武昌起义的历史功勋居功至伟，它改写了历史，推动国家和民族完成了一次迈向现代的重大跨越。

柳忠秧系辛亥志士后裔、诗人

王春瑜：期望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时代周报：你在历史研究中对辛亥革命有什么深切的思考？

王春瑜：我在大学四年级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讲辛亥年间英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独立事件。

我作为一个明史的学者，跟辛亥革命有很大关系，我写过文章讲辛亥革命与明史研究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是抬出明朝特别是后来南明的那些忠义人物来抗清排满的。百年以来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就是辛亥革命触动的。

百年以来的明史研究跟百年以来国家政治面貌息息相关的。我不是专门研究民国史的，也得关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因为这是历史大变革里很重要的一章，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就会成为糊涂虫。

时代周报：武昌首义之后的一系列活动对推翻中国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作用吗？

王春瑜：当然产生了，武昌首义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昌的志士仁人放第一枪，才能连锁反应，全国响应，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以后，应该继续搞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封建残余思想。实际上，辛亥革命至今百年并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时代周报：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有时代的先进性吗？

王春瑜：我觉得现在仍然有它的先进性。如果不是把老百姓当成根本的东西，那“三民主义”就变成一个空的东西了。很遗憾，孙中山并没有实现这个东西，台湾是按照“三民主义”来治理他们管辖的地方。批判封建残余才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还很软弱，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坚定。

孙中山的很多口号就没有几个实现。包括同盟会的人物经常会有变化，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但是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是相当激进的一个人。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没有推行土地改革。

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才有反思了：我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也是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要解决农民问题。还有一点，纪念辛亥革命，海峡两岸应该共同来纪念。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我期望有朝一日双方能够共同来纪念中华民族这场非常有意义的大革命。

时代周报：现在各地都在轰轰烈烈纪念辛亥革命，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王春瑜：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伟大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结束了专制王朝。

清朝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被推翻以后就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巨变。

辛亥革命当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范畴里面的革命，但是一百年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相当弱小的，相当不成熟，所以在政治上仍然不成熟。

第一，孙中山后来把权力拱手相让给袁世凯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第二，即使像孙中山那样很了不起的革命家，他本身也带有一些封建的东西。黄兴跟孙中山后来很长时间存在激烈的矛盾，因为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要宣誓，其中就要求绝对服从孙中山，这就明显带有封建性。黄兴认为这是严重不妥的，这里面仍然带有“一言堂”的痕迹。辛亥革命是要建立共和国，共和跟专制是对立面，共和是讲民主，专制独裁不讲自由，不讲民主。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但要宣传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也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推翻封建专制是孙中山领导这场革命的很大功劳，但是孙中山的灵魂就是“三民主义”。

现在纪念辛亥革命的书出得不少，但真正有创见的很少，我认为任何历史著作必须历史性和现代性高度统一，不是为纪念而纪念。

纪念一场革命事件，或者纪念一个伟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纪念，纪念昨天是为了今天。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周年了，封建王朝结束一百周年了，但是王朝的阴影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无处不在，所以萧乾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到：民国以来，做事做官实际上都在做皇帝。

我也写过文章，主要是说 “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一个处长，在这个处里面他就是“皇帝”，他说了不会有人来反对他，那不就是变相的“皇帝”嘛。一个村长可能就是一个“皇帝”，说一不二，历史能向前发展吗？

我一再强调要批判“皇帝意识”和“草民意识”。“皇帝意识”与“草民意识”是互相支撑的，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草民，他们没有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甚至连社会主义基本的东西也并不了解。所以，我认为纪念辛亥革命，应该大张旗鼓宣传要把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完成，把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要进行到底，不是说推翻一个皇帝就完事了。

王春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实习生闫锐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