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路倒款 大清覆灭

保路

1911年5月，在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职位类似今天铁道部长）蛊惑下，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后，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民间各界掀起保路运动。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民众奋起反抗。同盟会借机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段剩龙

川汉铁路作为清政府的重点工程，清廷和地方都对川汉铁路的开建抱着重大希望，正如四川总督锡良在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的奏折中所说，中央和地方希望开办川汉铁路开利源保主权。川汉铁路总投资5000万两白银，清廷财政匮乏，川汉铁路的建筑工程款也主要由川省民众自筹，这些款主要来源于向全省百姓摊派的“租股”，路款难以在短时间内筹集，财务制度的不规范，早期收到的路款都被存放在钱庄生息保值，也成为川汉铁路公司掌管路款的官员的牟利手段，路款被亏事件时有发生。

风潮的真相

20世纪初，汽车业的发展带动了轮胎制造业的繁荣，以橡胶为原料的发明也越来越多，欧美各国对橡胶的需求大大增加。此前，伦敦国际橡胶股票价格并没有出现急剧波动。在1908年，“每树胶一磅其价不过2先令。至上年（1909年）冬间，每磅涨至10先令以外。今月已涨至12先令。日增月盛，不可思议，竟至一日之间旦暮异价”。

东南亚以其优异的地理气候，非常适合橡胶生长，各国商人看到橡胶股票此种情形，众多投资人士涌去东南亚投资橡胶园，希望获得厚利南洋群岛的橡胶种植业火热起来。有洋商在伦敦招股100万磅，30分钟就完成招股目标。1908年，伦敦股票市场趋热行情直接影响到上海。国人争先购买橡胶股票，上海的橡胶股票热潮快速升温。

随着橡胶股票的价格飞涨，初期股价3两者，最高竟涨至17两。于是，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上海设立橡胶公司，投资橡胶股票。投资变成了投机行为，不少皮包公司也趁机成立，兜售橡胶股票。

随着橡胶股票价格的上扬，盛宣怀、蔡乃煌等官员，戚纯芳、高凤池、孙展平、陈炳谦、刘长荫、郑良裕、严彭龄等工商界巨头、金融业大亨纷纷解囊购股。在上海，钱庄业界甚至挪借公款或举借洋款来购买股票，“以为非分之财从此可大发矣”。外国银行看到大量放贷可以带来丰厚利润，允许橡胶股票照票面押借现款。作为传统金融机关的钱庄也乐意做橡胶股票借款，大量的银两投入到橡胶股票中去。外国银行和钱庄票号的做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朋友见面以阔谈橡胶股票蔚为时尚。多数人对股市风险并未抱有敏锐的警觉，“一若朝投资而夕即致富然，对于本质之栽树收获，制造运销之若何手段，同业之公司及资本股额之如何规定，均付之茫然。惟知如大气泡之并力鼓吹，万目睽睽以视其继长增高而已”。

美国一直是橡胶的最大消费国，橡胶消费占世界橡胶消费总量的一半，此时美国采取了限制橡胶消费的政策，其他国家也由于橡胶价格过高而控制了使用。1910年6月，国际市场的橡胶行情开始下跌。伦敦市场在4月时，每磅价格高达12先令5便士，7月底便跌至9先令3便士。西方橡胶股市下挫消息直接将上海牵连进来。随着上海橡胶股票“交割期到，股票交面，一落千丈”。橡胶股票无人过问，统计市面亏损额达6000万两白银。而参与此次投机的洋行、钱庄和票号商人也损失惨重。

路款的亏倒

作为川汉铁路公司驻沪总理的施典章也参与了股票投机，他利用职务之便和掌管路款的机会，将所收路款用于个人牟利。上海钱庄业发达，不少人将大量银两存放在钱庄吃利息，施典章掌握着350万两路款，其将路款存放在上海多处钱庄，这些存款在橡胶股票风潮中亏倒殆尽。

邮传部后来派人彻查了川汉铁路公司路款被倒事件，经查核发现亏倒路款共250万两。

邮传部认定施典章“滥放路局所存之亩捐公款”，而川汉铁路公司存放在上海各钱庄的路款共有350万两，而这次倒款就有250万两。川路股东要求施典章赔偿川汉铁路公司在橡胶股票风潮中损失的250万两股款。

倒款案的实际处理结果是对施典章定以监禁三年，附加罚金1万，并勒令赔偿倒款30万，如二年内不能缴足30万，则改为永远监禁，其余被倒之款则归入各庄倒闭案办理。

路款被倒的消息一传开，远在北京的四川籍股东顿时炸开了锅。大家聚集在全蜀会馆开会商讨善后办法，一致要求川路公司驻北京总理乔树枏前赴上海追回亏倒的路款。乔开始以天气热为推辞，拒绝去上海追查路款，后来川籍股东威胁说：“乔树枏如果不去上海，就去乔家门前声讨他。”乔树枏勉强去了一趟上海，对在股灾中被亏倒的路款也毫无办法。

乔树枏的做法引起了股东的不满，股东们纷纷起来声讨乔树枏。度支部主事杜德兴等上了一封奏折，奏折中称股款至关重要，本次倒款主要是乔树枏与施典章共同串骗，乔应该担负责任。所有川籍京官要求撤换驻京总理乔树枏，追回被亏倒的股款。

风波越闹越大，路款亏倒事件也闹到了清廷那里，清政府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要求邮传部彻底清查此事。杨重岳等人更是守候在载沣府邸外，拦住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呈上一封奏折，奏折中详述了四川人民在筹集股款的种种事迹，载沣批示要求大理院办理。

同时，川路股东代表将川路积弊说帖呈请资政院核议，说帖中称川汉铁路公司自开办以来，乔树枏一人把持公司，使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谋利，这次施典章亏倒数百万两路款，身为川汉铁路公司驻京总理的乔树枏却极力推卸自己的责任。邮传部在处理倒款的过程中又纵容树枏、典章匿身事外。

川路股东们一致认为川路股款被倒，邮传部也负有责任，因为上海道台蔡乃煌在股款未倒前，就请示过邮传部，要求乔树枏去上海查办施典章拿远期庄票伪作存款掩饰调查一事，邮传部并没有派人去查，以致公司股款被施典章亏倒200多万两；川路股款被亏倒后，邮传部不直接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和上海道台蔡乃煌积极追款，反而要求四川总督去追查倒款，邮传部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追查路款2个月也没有任何结果。

大家将川汉铁路公司股款被亏倒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驻京总理乔树枏监管不严。乔氏多方奔走，希望保全自己的地位，此时乔树枏已成众矢之的，辞去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北京总理职务。对于倒款案的查办结果，清政府只开去乔树枏在川汉路的职位，并无其他处分。

铁路国有

1911年1月6日，盛宣怀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尚书，清廷的铁路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盛宣怀决意将铁路收归国有。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盛宣怀担任铁路督办大臣期间，向英国借款1065万英镑修筑铁路，获得回扣440万两白银。5月9日，清廷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

清廷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成都铁路总公司召集在成都的股东举行临时会议，会议上股东分为主张派和反对派。主张派赞同将铁路国有，以邓孝可为首的主张派要求政府以现金偿还，包括铁路公司开办以来8年间用去的几百万元和上海办事处损失的二三百万元，连同公司租股、购股收入余存未用的一千余万元，一并改作建设四川的经费。持这种主张的川人主要是地方绅商、地主和资本家，附和者人数也不少，他们意图“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显然，他们把铁路国有看做既成事实，不表示反对意见，只关心自己的钱和利益。反对派则认为集股已有成效，而且铁路已经开始修筑；况且政府对于铁路收归国有并未与川人事先商议，又有借外款事项，主张川汉铁路继续商办。但此时大家反对铁路国有的态度并不强烈。

5月20日，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金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允许四国银行团享有优先借款的权利。6月1日，盛宣怀、端方会电四川护督王人文，要求其查明川汉铁路已用、未用股款数额，作为核定处理办法的依据，邮传部对倒款不负责任，这就是“歌电”。“歌电”激起各方反感，川人反对铁路国有意见渐趋一致。这时，成都铁路公司临时大会正式打出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旗号。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达四川，得知盛宣怀借外债筑路的情形后，路权丧失，川人就强烈反对。

然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执意孤行，将铁路收归国有，铁路国有的政策已势难改变。川人要求取消铁路国有。就连护督王人文也主张川汉铁路继续维持商办，代奏铁路总公司恳请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决定，遭到清廷申斥；又上奏参劾盛宣怀误君殃民，奏折留中不发，清政府要求王人文交卸赴京。邮传部电令川督派人接收川汉铁路公司账目，在国有与商办没有确定情况下，王人文电复邮传部，拒绝移交账簿。川人还致电李稷勋“速将外间存款数百万汇回成都，免为邮部所夺。”后来盛宣怀与端方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李稷勋同意将存放在宜昌路局的川汉铁路剩余租股移交给清政府。7月15日，盛宣怀致电端方说:“瑶琴（稷勋）细谈，甚愿以现存租股认办宜归（路段），免使洋人更改。为政府计，可少借洋债700万；为川省计，遵照上谕第一层办法可全得保利股票。”李稷勋公然拒绝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要他立刻将路款提运回四川的请求。四川人民一再请求官府收回成命，清廷、邮传部、四川总督赵尔丰专横不理。管理公司的上层绅商无法对股东交账，铤而走险组织保路会反抗，掀起了保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