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处于野兽与天使之间

2011-09-29 06:24:14

来源: 时代周报

对沃格林来说，所谓哲学并非一堆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而是基于生命体验的对存在真理的永恒追求。用他的话来说，哲学就是“一种对存在的爱，它通过对神圣存在的爱而得以实现，这种神圣存在是存在秩序的根源”，在此，哲学的基础是对实在的体验，而不是对观念的抽象分析，哲学因此也就不是将实在作为对象化的外部事物加以思索把握，而是人的存在参与到动态的实在过程中去体验来自超越源头的存在张力感。

宋宏

近十余年来，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引入大陆，不少政治哲学家成为思想界关注的对象，如果开列一个名单，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伯林、奥克肖特、阿伦特、施特劳斯一定榜上有名，其中有些思想家的个别作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有中文译本。这些政治哲学家虽然旨趣不一，观念相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明的视野内展开其哲学思考的。最近几年引入大陆的另一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却跳出了人们习见的视野，从东西文明比较的角度，从根本上重新反思在政治背后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哲学？哲学何为？何谓历史？历史的意义何在？

不过，对一般读者而言，政治哲学著作大都显得过于艰深晦涩，殊乏可读性。而沃格林的著作又是出名的难懂，现已译成中文的除《自传性反思》算是比较好读外，像《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还有他的代表作《秩序与历史》前两卷，不仅难于领会陌生难解的概念和思路，光是浩繁的卷轶，就足以让人废书而叹。因此，对于想领略沃格林思想风景的读者来说，亟需一本清晰地阐释沃格林思想的著作以为导读和入门。尤金·韦伯的《沃格林：历史哲学家》一书正当其时地被翻译进来，不啻是读者的福音。正如译者成庆先生所言，本书阐述的虽是沃格林的历史哲学思想，但这恰恰是理解沃格林整体思想的关键所在。

1901年出生于德国科隆的沃格林，10岁左右举家迁居维也纳。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是欧洲文化艺术和知识中心之一，沃格林在此度过了他精神成长的充实岁月。当时的维也纳汇聚了不少日后名震一时的知识精英和思想流派，除了人们熟知的石里克的维也纳小组，还有米塞斯作为第二代传人的奥地利学派，实证主义法学的重镇凯尔森，当然还有著名的维特根斯坦。沃格林在维也纳大学读的是政治科学，但他参加了不少跨学科的讨论班，据说表现活跃。在米塞斯主持的讨论会上，他结识了哈耶克。不过，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欧洲日后的巨大变乱。沃格林目睹了奥匈帝国的瓦解，随后又见证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面对欧洲秩序的崩溃和混乱，沃格林曾这样概括当时的体验：“秩序井然的时期之后紧接着解体的时期，继之以迷失方向的人类对实在的扭曲”，这种扭曲首先就是左右两种极权主义在欧洲的疯狂肆虐，其次则是灾难降临之前弥漫整个欧洲的虚无主义。正是这种铭心刻骨的历史处境引发了沃格林和他那代欧洲人的持久反思。

与哈耶克对政治社会秩序的思考基本上囿于世俗世界之内不同，沃格林深入到了政治秩序背后的心灵秩序，这种心灵秩序有着超越的维度和信仰的根基。这样一种运思方式与沃格林青年时代对灵魂的体验与探索有关。早年的沃格林是在学院之外开始他的哲学思考，15岁时他阅读不见容于学院的叔本华和尼采，18岁又着迷于印度的《奥义书》，这样的阅读和探索在他内心深处唤起一种对超越有限存在的强烈渴求，而由此留下的对超越性的原初体验使他意识到哲学的根基所在，那是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对哲学的理解。对于沃格林来说，哲学应当关注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如同加缪所说的那样世界有几个领域或精神有几种范畴之类远离生命的知识论问题。

不过，沃格林的思想探索经历了一段颇为艰苦的过程。1938年，沃格林惊险逃离遭纳粹占领的维也纳来到美国。他在一所大学找到了教职，主讲“政治观念史”。1940年代，他接受了撰写一本政治观念史教材的任务，却越写越多，当写到第8卷的时候，他突然领悟到自己对于观念史的理解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观念史是对实在的一种扭曲”，他就此中断写作计划，推倒重来，开始长达5年的新的思想探索。最终，沃格林明确意识到，观念的根基源自人对实在的体验，人们把表达体验的符号窄化成概念，却以为抽掉了丰富体验的概念就是实在的本身，其实，这样的“实在”根本就是一个泡影。在沃格林看来，人对实在体验所作的符号表达本身是多元的，神话、启示、古典哲学都比现代人的抽象观念更接近体验到的变动不居的实在。作为此一探索的结晶就是他一生心血所系的巨著《秩序与历史》。

如果说哲学是对存在性真理的体验，那么在沃格林看来，历史的过程就是“为实现真正的秩序而作的斗争”。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历史通常是指发生在过去时空中的种种特殊事件的汇聚，它被局限于此世之内，这样的人类历史，这样的似水流年本身就是迷失的，缺乏意义的。只有超越动物式生存形态的精神维度，开启超越指向才能带来方向感，历史才显示出真正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一方面人追求着秩序化的真理，同时，超越性的源头也向人的内心发出召唤。只有当人的存在与超越性的神圣存在相调适的时候，人才能接近真正的存在秩序。这就容易理解在沃格林那里，哲学与历史是如何地唇齿相依，相互关联的。但由此构成的历史哲学思想却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那种历史哲学建构出一个理论体系，宣称可以掌握历史的必然规律，进而可以控制人类发展的整个进程，实现终极目的。

在沃格林看来，人面对终极性的实在有着根本性的无知，人无法完全掌握宇宙的奥秘和存在秩序的真理。这是因为人始终处于中间状态，处于野兽与天使、有限与无限、内在与超越之间。在这种状态中，人既是认识者也是参与者，因而无法把整体性的存在作为一个对象来认知。然而，根据沃格林的研究，历史上人类也曾试图突破人的这种有限性，一是用直觉来完全把握超越性的真理，跳出中间状态，跳出恶浊的尘世，这就是古代的灵知主义；另一种就是现代人的方式，斩断超越性的源头，声称用现代理性获知此世的真理，制造出完美的社会，形形色色的现代意识形态皆是如此，沃格林称之为现代的灵知主义。两种方式的代价都是对实在的全然扭曲。

人的根本性无知当然不意味着一无所知，事实上，人通过类比性语言，运用各种符号来表达对实在的体验。在《秩序与历史》中，沃格林追溯历史，从古代近东文明开始考察，在前三卷中至少梳理出三种秩序的符号化表达，即宇宙论神话形式、救赎的形式和哲学发展（古希腊）的形式。面对现代人与实在的脱离，沃格林通过对历史上和实在有着真实联系的符号的研究，来解除现代人对实在的层层蒙蔽，恢复那些符号（神话或哲学的）指向体验，引人向善的活力。当然，类比性语言或其他的符号表达形式(如建筑、舞蹈、仪式等)也并非实在本身，因此，用沃格林的话来说，人只能是在历史中沿着崎岖道路接近真正的存在秩序。

不少人读沃格林总觉得他的概念与表达都不那么清晰，那么确定，其实对清晰性与确定性的爱好恰是现代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某种偏执。这种对概念清晰的偏执易于导致对实在体验丰富性的丧失，正如迈克尔·波兰尼所说，我们所知道的远多于我们所说的，而对确定性的寻求也与对实在作为动态过程的体验不符。正是基于现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对实在的扭曲，沃格林力图通过他的哲学探索来诊断和治疗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失序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恰如尤金·韦伯所言，沃格林乃是我们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

沃格林曾将人所参与的存在过程比喻成一出“存在的戏剧”，人努力地扮演着他的角色，但他既不知道剧本的内容，甚至也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到底为何，可以想象他的焦虑、紧张乃至沮丧，但他是在上帝执导的这部宇宙大戏里盛装出演，他只有体验到来自上帝的神圣存在才能感受到真正的秩序与安宁，而这种心灵秩序乃是政治秩序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