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阎锡山

2011-09-22 06:14:49

来源: 时代周报

关于中外关系的判断亦可注意。阎锡山自谦不懂国际形势，其实他对此一直很关注。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实力不足以抗日，主义不足以抗俄”，同时也一直坚信日俄战争不可免（这一点和当时

关于中外关系的判断亦可注意。阎锡山自谦不懂国际形势，其实他对此一直很关注。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实力不足以抗日，主义不足以抗俄”，同时也一直坚信日俄战争不可免（这一点和当时许多人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等很像）。所以，既不可为了制日而联俄，也不能为了制俄而联日。对日本，须在日俄战争解决之后“能以自存”；对俄国，须在日俄战争开始之时“能以自固”。

齐客

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太原藏本首次完整推出了《阎锡山日记》，并引起各方关注。不过如果期望它也能像此前解密的蒋介石日记那样，“改写中国近现代史”（杨天石语），恐怕要落空。首先它并不完整，只记载了阎锡山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片段（1931-1944年，且详略不一）；而且阎明确强调注重“记理不记事”，再加上很多篇幅短小、看起来更像是织围脖（大多比微博的140字还要短）的语录体格言杂感，很难指望从中找到什么足以改写历史的猛料。但日记中确实也有不少好玩、有趣的东西，从而为人们呈现了一个与通常熟悉的形象不同的阎锡山。

一

现存阎锡山日记开始于1931年2月17日，1938年前基本是逐日记述，此后则时断时续，1943-1944年仅有数段。其因在于事务繁忙，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各种事情使他“精疲力竭”，难以按日记载。

这些日记有阎锡山亲自书写者，但大多由其口授，秘书记录，并“于晨起盥洗时为之”。1941年前后，侍从秘书李蓼源一度负责记录，另有誊录秘书负责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日记本上。李蓼源阅览并协助整理过阎锡山日记。整理后为旧式16开蓝皮红色竖格宣纸本，分段写成，无标点，每段均有序数。

日记誊写稿有两套。其中一套于1945年由阎身边的人带离山西，后辗转运到台北，通常称之为副本。1997年台北印行的《阎百川先生感想录》即据此排印。阎谓：“此乃因感而有想，感以事物，发以情理。”遂以命名，书中另收录1946-1950年的部分日记。2011年，九州出版社据此整理出版了简体《阎锡山日记1931-1950》。

解放太原时在阎公馆中发现的一套则为正本，共16册。一度作为敌伪档案保存于山西省公安厅，后藏于省档案馆。1952年，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世英即批示，对阎的日记要“作个注释，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但一直未能进行。1986年，时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李蓼源，就此请示省委书记李立功并得到支持。经过两年努力，于1988年11月完成对日记的标点和注释。薄一波闻讯后借阅，并多次以托人带话和信函等方式表示应妥为整理保存，甚至建议出版。他说：“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

只是出版过程并不顺利。2007年，《文史月刊》杂志社曾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编印出版了500本《阎锡山日记》，但未公开发行。最近借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山西方面报请相关机构批准，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先在2010年出版了《阎锡山日记》线装本；2011年又推出了平装整理本。

二

阎锡山到台湾后对日记进行了整理，并“偶有修改”，典型者如墓碑上按他遗嘱所刻之日记第100和128段，与太原藏本完全不同。再加上后来续写的一部分日记，计约40余万字。《阎百川先生感想录》即据此辑录而成；《阎锡山日记1931-1950》更是在此基础上有所筛选，仅20余万字，虽较精致，但亦可想见删减之大。

相对而言，《阎锡山日记》更加原汁原味，首次严格按照日记的历史原貌完整公开，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和筛选。特别是附录二为他口授笔录、尚未誊清的部分，更具原生态。日记内容也极为丰富。小至生活细节、日常琐事，大到社会发展、宇宙演化，几乎无所不包。虽仅记至1944年12月27日，但已有60余万字。除多数为语录体式的格言外，间或记有重要函电、对干部讲话、治省方略、会客答问、家事简记、史事忆往等。

日记中还有百余首诗词。它提醒人们：这个赳赳武夫竟然还是位诗人。这些诗大多为1937-1938年抗战初期战争环境中所作，惟多不合韵律平仄，近乎打油体。某次阎锡山曾谓：“如我诗难登大雅，集称《骑驴吟》可也。”按阎当时以毛驴为代步交通工具，外电报道戏称其为“毛驴将军”，彼亦不以为忤，故名。

当然，日记的大部分是“记事之理”。阎锡山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正因为不愿为自己留痕迹，而愿对人类有所贡献，他明确表示要“记理不记事”。翻阅日记，确实可以发现十之七八甚至八九都是各类感怀、警句、格言，也就是阎所谓的“理”。如“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三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日记中也有些是记“事”的；即便看似记“理”的部分，也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事实相关（反之亦然，事中往往也有理）。

阎所记者，有家事也有国事，有些还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如1932年春韩复榘派人来，说要一起进攻平津，驱逐张学良。阎锡山说外患方殷，岂可再生内讧？何况山东已在日本人的虎视之中，如给敌人以罅隙，国事更不堪问矣。在此前后，段祺瑞亦多次派人到太原游说，鼓动倒张，然后收回东三省，并另组政府对抗南方。阎锡山一再劝段，作为元老应以原谅心理和国民资格扶助当局；千万别上日本人的当，反不利于国家。

也有些是“理”中有事的。如黎元洪谓：“能出世者能入世，能杀人者能救人。”对下半句，阎锡山极表同情。因为国家危难，官吏误国、武人乱政、学者乱理，非大加清扫，不足以去恶存善。就好比同医生治病、农夫种地，必须剜除腐肉、割掉杂草。所以杀人救人之说，“其理甚明”。非严刑峻法、矫枉过正，不足以救国。他断言：“谁能行此法，谁能救中国。”

阎锡山还有些独到的观察。当时南京方面宣传说义和团也是民族之勇气。阎不以为然，直斥为妖气。他说：“不自强而图一时之愤，实足以益其祸也。”像义和团那样，不能自强，不仁也；不知自强，不智也；何勇气之足云乎？

再如阎认为中国文化有关于人与人和人与物的两种。吴稚晖不以为然，回信说如果再谈人与人之文化，中国将亡矣。阎认为此言“恐有所蔽”。他一贯主张，身的劳动时不可离开心；心的劳动时不可离开身。所以非常赞成陶行知所说要在劳力上劳心，不可在劳心上劳力。他并坚信人与人的关系无办法，则人与物的关系绝不会有办法。

四

尽管也记了一些事，但通读后可发现，如欲勾勒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阎锡山日记》或不如《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及其年谱长编等帮助为大。而且抗战时期日记曾在个别刊物摘录发表，另外部分日记还被一些传记多次使用过（如《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阎锡山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而且这些日记即便要用，亦须用心搜集整理，并和相关史料比对。因为有些叙述显然是事后整理时的追记，而非当时记载。比如1931年9月18日：“去年今日，今年今日。何其巧也！巧日巧事”。按这说的是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巧电入关；1931年则为九一八事变。其实九一八事变为当晚深夜才发生，19日只有《大公报》发了短消息，20日各报才开始大量报道。因此阎18日写日记时，不太可能知道这些事。同理，还有1937年7月7日这条：“已过九一八，今日卢沟桥；我未现代化，国中任敌骄。”

当然，阎锡山日记大多是记理的，时间因素相对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就了解阎锡山这个人，特别是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虑，进而了解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那样一些行动来说，其日记还是颇有裨益的。薄一波就说：“总的印象它不是历史资料，而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如把易滋误解的思想换成思考、想法之类的词汇，这个评语大体不错。

阎锡山自然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从日记看他确实是一个爱思考、有想法的人。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的那些想法并非原创，至多是把古今中外的一些名家言论甚至民间智慧变成他自己的话说出来，有时甚至还使用了五台方言。关键在于，他想弄清楚一些事，以便更好地指导自己的活动。他深信，很多事情之所以没处理好甚至做错，根子就在于自己的学问“不够”、“不坚”，对“理”的把握不深、不透。

1937年4月，在与友人谈及辛亥革命往事时，阎锡山谓：“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将何以求真实乎?”确实，不少人都知道阎做过哪些事，但其背后的理由何在，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往往不是很了然。侧重“记事之理”的日记之发表，显然为解读抗战前后阎锡山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把可能的钥匙。当然，日记中的阎也未必真实准确，但和通常熟悉的那个公开形象相比，不论是相同、相近抑或相反，都丰富了人们对阎锡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