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自然》杂志执行主编薇若妮卡·齐尔默
在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家协会第十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英国《自然》杂志执行主编薇若妮卡·齐尔默和三大科学杂志中的另一本、《细胞》杂志主编艾米莉·马库斯。
2011年7月末，由中山大学承办的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家协会（SCBA）第十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杂志《自然》、《科学》、《细胞》等的代表均到场。其间，三大科学杂志中的英国《自然》杂志执行主编薇若妮卡·齐尔默与美国《科学》杂志亚太分社主编理查德·斯通接受中新社采访，提到来自中国的论文投稿数量激增，但拒稿率达98%，引起一片哗然。之后，时代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薇若妮卡·齐尔默和三大杂志中的另一本、《细胞》杂志主编艾米莉·马库斯。
本报记者 马欢 实习生 程晓芸 发自广州
1953年4月25日, 两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年轻人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了一篇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这篇文章开启了人类对生命奥秘的全新探索，也从此诞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分子生物学。而为他们提供展示的舞台，是一本名为《自然》的科学杂志。
这并不是《自然》杂志第一次带给我们的震撼。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发现：从维生素C的分离到板块构造的学说，从艾滋病的全新疗法到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羊，这本来自英国的科学杂志向全球推荐了无数足以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和科学成果，16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发表过1200多篇论文。
“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伟大成果展示于公众面前。”这是1869年《自然》杂志创刊时的口号，142年过去了，这本杂志仍然在坚定地履行着它的承诺。
牛顿时代的科学期刊
19世纪后期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最蓬勃的时期，这个国家经历着各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发现与变革，各类科学期刊也应运而生，连牛顿、法拉第和达尔文等科学巨匠都热衷于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那是一个“科学的启蒙年代”，用当时杂志编辑的话形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公众与科学世界联系在一起”。
《自然》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的。它的创办者兼主编，约瑟夫·诺尔曼·洛克耶爵士是一位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元素氦的发现者之一。《自然》一名来自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To the solid ground of nature trusts the Mind that builds for aye.
第一本出版的《自然》杂志比较简陋，40页的杂志论文不多，18页为书刊信息，定价也仅4便士，首篇文章就是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自然：歌德的格言》。
时至今日，《自然》杂志已经拥有100页的丰富内容，定价也升至每期3英镑，不过创刊以来每周四出版的传统从未改变，只有12月最后一周逢圣诞新年假期而例外。
和早期的科学期刊一样，这本杂志刚创办时主要也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介绍最新科学技术与成果的平台。“不过，《自然》也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它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传记作家詹妮特·布朗介绍。
对未来采取开放态度，并时刻准备挑战现有的理论，这是《自然》一直秉承的传统，这一传统也吸引了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们。事实上，很多早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来自著名的“X俱乐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俱乐部，成员多是当时一些拥有自由、激进甚至争议性思想的科学工作者，包括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以及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除了“X俱乐部”成员，早期《自然》杂志的作者还有现代科学奠基人达尔文、英国科学家卢瑟福、英国原子核物理学家爱丁顿等，阵容豪华至极。直到今天，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仍然喜欢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最新科学成果。
那些《自然》的谬误文章
能在《自然》发表论文，对于很多科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有史以来最苛刻的筛选与审核。尽管该杂志接受科学技术所有领域的论文，但在每周收到的150篇论文中，只有20篇才有资格发表。
每一篇投至《自然》的科学论文，都要先由文字编辑进行筛选, 约选中一半提交专家审稿。然后，将稿件送请第二批专家审稿，每篇的审稿人不少于两人。一般来说，这些审稿人都是和作者在同一领域有威望，但与作者本人无关的科学家，他们检查和评判文章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审稿人将对编辑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论文被认为与《自然》杂志的要求和理念不符，稿件会被退回。与此同时，作者要对审稿和编辑的批评作出反应，比如更改文章内容，或者提供更详细的试验结果，否则稿件亦有可能不被发表。
除了急需发稿的稿件，一般来说，《自然》杂志从收到稿件到决定是否采用约需6周时间, 从决定采用到正式发表另需6周。尽管这样的速度对新闻刊物来说不快，但是从另一方面，该杂志审核之严格可见一斑。
“让我们非常自豪的是，《自然》有一套极严格的科学标准。我们是独立的出版媒体，没有编委会，一般都是根据论文的重要性来筛选文章。”对此，《自然》杂志现任执行主编薇若妮卡·齐尔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尽管《自然》杂志的审核如此严格，但它在历史上也曾刊登不少错误甚至荒谬的论文。包括上世纪60年代，当时苏联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声称发现一种超粘滞状态水的文章，尽管这一发现后来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当时很多科学家都曾为证明此研究而烦恼。
2009年，《自然》出版《〈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丛书，当中不仅挑选了一百多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最优秀的论文，也包括这些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对此，《自然》的解释是，我们不仅要展现出科学研究是怎样正确进行的，也要告诉公众它是怎么做错的。
“通常认为这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而仅仅只有历史意义。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它们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在其他科学领域发生的事情，并且有利于我们去理解当时这个想法是如何被接受的。比如优生论或者通过选择性繁殖对人类基因进行改造的诸多努力等等，这都出现在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发表至少50年之后。这些论调在当今世界属于被摒弃之列，但是简单地忽略掉它们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诚实，而且会曲解当时的生物学家对达尔文理论的解释。”该丛书主编之一、现任《自然》杂志顾问编辑菲利普·鲍尔在编首语里写道。
“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进入20世纪后期，《自然》杂志在内容形式上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除了那些原创性的科学论文、科学新闻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以外，他们甚至还推出了科幻小说栏目。
这个名为《未来》的微型科幻小说专栏始创于1999年11月4日，刊载的第一篇作品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改善邻里关系》。专栏一出，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杂志也对投稿人放宽了限制，除了科学家和科幻作者，年轻的读者也可以在这个专栏发表科幻小说，其中最年轻的作者Ashley Pellegrino年仅11岁。
这个创新举措也让《自然》杂志获得了“2005年欧洲科幻协会的最佳科幻出版者”称号。
2010年10月28日第467 期《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标题就叫《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在这篇简短的小说中，屡遭退稿的主人公为了写科幻小说求助从事量子力学研究的朋友。朋友用量子计算机程序为他设计量子概率波函数，以获得让编辑喜欢的内容。尽管如此他仍然收到了拒绝信：“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可是你居然以为一字不动地把阿西莫夫的《日暮》照抄过来，还不被发现吗？”
“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时代周报： 《自然》杂志如何兼顾科学工作者和普通读者呢？
薇若妮卡·齐尔默：《自然》杂志的使命是服务科学家和普通大众。我们会发布一些最重要的研究，提供一些文本来传达研究的重要性。科技性论文通常为科学研究者服务，但《自然》也刊登了大量新闻和评论，满足除科学家以外的读者，如教师、政策制定者或者一些有兴趣的读者。
时代周报：作为一本创办于19世纪的科学刊物，《自然》如何在一百多年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薇若妮卡·齐尔默：秘诀在于我们永远致力于推出最顶级的科学研究、最佳科学类新闻和评论。《自然》本身拥有一支优秀的筛选团队，他们总是用心挑选那些最棒的内容给读者。当然，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在学会如何与新的工具和媒介合作，通过印刷、网络、移动平台、视频和广播，来为科学家们推广他们的最新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报道一些与时事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新闻，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
时代周报：科学文章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毕竟有些难懂，《自然》如何兼顾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呢？
薇若妮卡·齐尔默：事实上，公众们非常渴望了解很多与生活相关的科学问题。比如今年的发生在日本福岛的核问题。在这一块，我们有专门的新闻栏目，通过采访相关的科学家们，读者可以阅读到最新的报道，并且并不需要太高的科学素养。
另外呢，我们的出版办公室也时常会出版一些科学论文刊物，供其他主流媒体的记者们参考学习。
时代周报：有些读者抱怨近年来生物学家们接管了《自然》，而忽略了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对此你如何回应？
薇若妮卡·齐尔默：我们对物理、化学等学科的重视度与生物是一样的。不管是生物还是物理。在《自然》发表的论文一般只取决于作者们递交的论文学科是怎样的。另外，我们团队很多编辑都拥有专业的物理学领域的背景。
时代周报：近年来，你频繁参加中国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主要印象如何？
薇若妮卡·齐尔默：毫无疑问，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发展很快，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是来自中国的。这一数据也显示，中国研究者的水平和论文质量在不断提高。
《细胞》杂志主编艾米莉·马库斯：论文退稿率98%不只是中国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我们一般大多了解《自然》和《科学》两大科学类杂志，然而在学术界，还有一本和它们并驾齐驱的专业学术类期刊，那就是《细胞》杂志。
和《自然》相比，《细胞》显然年轻得多，它的诞生地是美国波士顿。1974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win）在该校的出版社创办了生命科学领域的综合性期刊，短短30年的发展，这本杂志就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它在生物学界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自然》与《科学》。
和《自然》与《科学》的短篇报道不一样，《细胞》的每篇文章要求都必须是详细的长论，必须完整叙述整个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与此同时，每期的《细胞》的文章总数不能超过15篇。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形式确实艰涩难懂，但这并不影响《细胞》对科学家们的吸引力。1974年迄今的30多年间，细胞出版社旗下期刊共发表了59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其中10篇论文为作者的获奖论文，包括2004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奖论文。
中国论文发表激增
自200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现任《细胞》杂志主编艾米莉·马库斯便和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她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包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
2011年7月她参加了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家协会（SCBA）第十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时，她发表了对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一些看法。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拥有专业科学背景的博士，你为何选择了做杂志编辑，而不是做科学研究工作？
艾米莉·马库斯：我想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吧，我本人喜欢关注科学的不同学科和领域，关注它们的发展。如果做科学研究，你就必须大部分时间都专注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但是做编辑的话，你就有机会关注其他学科，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和第一次来中国相比，现在的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有哪些发展呢？
艾米莉·马库斯：我是2000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几乎每年都过来。我一般是参加高校和科学机构举办的科学研讨会议，其间也会访问一些大学。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论文在《细胞》杂志发表。我记得我2000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26年，只有两篇中国的论文发表在《细胞》上，还是来自台湾地区的。而到了2009-2010年，已经有14篇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论文发表了。
中国政府在生命科学研发上投入了很大精力，除了资金的投入以外，他们也招募了很多在海外有影响力的优秀生物科学家。当然，我觉得除了资金以外，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研究者们的兴趣。我记得几年前，我的一些科学家朋友们，即便是很年轻的科学家也不愿意回国，尽管中国国内的经费很高，但是研究环境一般，即便高薪聘请他们也没有兴趣。如今，随着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以及各种国际交流增多，情况在发生改变。如今呢，一些有声望的学者也开始回国进行研究了。可以说，现在的形势好多了。
中国高校需培训国际性论文写作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中国近年来在哪些生物科学领域取得大的进展？
艾米莉·马库斯：主要是基因生物学、农业方面，还有干细胞研究、癌症研究亦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印象中上海地区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时代周报：有国内媒体报道，中国论文在国外权威科学期刊上的被拒率非常高，事实是这样的吗？
艾米莉·马库斯：事实上，我们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我们针对所有的国家，不管你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巴西。我们论文的筛选率一般大约只有20%，筛选过程非常严格，一般只有最优秀的论文才可能通过。确实，中国论文的通过率也不是很高，但我相信未来情况将有所变化。
我们的团队，包括我在内有11名成员，他们拥有专业的生物学背景。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200多篇的论文，我们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是否适合发表。中国方面，我们现在每年总共会收到60-70篇论文吧。不过我认为在中国高校内，需要对学生培训如何才能写作专业的国际性论文。一些高校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提高。
国际论文语言不太重要
时代周报：你们筛选论文的标准是什么？像中国这种非英语国家，论文发表在语言上是否存在障碍？
艾米莉·马库斯：筛选论文方面，我们最关心的是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在科学领域中，有很重要的大问题公众们都很关心，也有很小的问题只能在小的领域引起关注。我们寻找的是那些可以提出改变我们生物学发展进程的，那些杰出、令人惊讶，甚至有可能震撼生物界的问题。其次我们将看他们如何充分地做实验、验证过程以及严谨的结论。
至于语言方面，这并不是我们看重的，大部分时候只要能够理解论文的内容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论文能够达到之前我所提到的那些标准，即便在语 法上存在一些错误和瑕疵，我们的团队也会尽力帮这些论文进行一些修正，以达到能够发表的语言标准。语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科学。
时代周报：与《自然》和《科学》不同，《细胞》杂志更加注重于学术领域，那么对于那些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你觉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让公众理解呢？
艾米莉·马库斯：我必须承认，《细胞》杂志刊载的论文并不是一般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我们也更注重于和专业科学工作者们的交流。但是我认为，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时下最热的生物学话题。所以呢，我觉得大众媒体，比如报纸、电视的记者们，就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专业的科学内容转述给普通读者，通过浅显的语言解释一些科学现象来让他们理解生物学，也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