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600封书信无处展览”

潘耀明现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他在专访中表示，香港作家现在不能养活自己，内地作家生活不错，不过现在比较艰难了，现在内地的作家协会很有钱。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潘耀明先生在香港柴湾明报工业中心的办公室向海，藏书多，字画多，名家手札多，但一见难忘的还是金庸的题字：“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早年，俞平伯、沈从文、钱锺书、端木蕻良、汪曾祺、余英时、高行健都曾与潘耀明结下翰墨因缘。2011年6月22日-7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展品皆为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其中包括巴金致潘耀明的十多封信件和巴金《随想录》总序原件。

为了心爱的藏书，潘耀明一度“负资产”。1997年，香港楼价较高时，潘耀明准备从杏花村搬到大埔悠然山庄。因为太多书，一想搬家就很痛苦，所以没有马上把杏花村的房子卖掉。拖了一年多，一直等到悠然山庄入伙才搬家。其间杏花村的房价一直下跌，旧屋从1400多万港元直跌到600多万港元。其实潘耀明初到香港，处境比“负资产”苦多了。1957年移居香港时，潘耀明与母亲住在一间连一扇窗也没有的中间房里，房中只能放一个衣柜和一张双层床。他住上铺，书桌是一块架在床沿两头的木板，只能盘脚坐在床上读写，累了也不能站起来，站起来就会碰上天花板。他一边完成小学课程，一边到公立图书馆借阅文学著作。18岁中学毕业后，潘耀明到《正午报》工作，从见习校对、校对、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做起。

曹聚仁当时正为《正午报》写专栏，戏称“一天赶三场”：一个是跑马场，他喜欢赌马；一个是菜市场，他喜欢做菜；一个是舞场，他喜欢跳舞。潘耀明记得，曹聚仁的住所到处都是书，洗手间、厨房、床底下也是书。某次谈话中，曹聚仁勉励后辈：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确定一二个长远的研究课题，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番话对潘耀明影响深远，他决心致力于中国作家的访问和研究。

离开《正午报》后，潘耀明编辑过两份杂志：《风光画报》和《海洋文艺》。《风光画报》使潘耀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写下了大量游记。《海洋文艺》则为潘耀明研究中国作家提供了方便。1979年10月，潘耀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潘耀明访问了许多内地作家，后来集成《当代大陆作家风貌》一书。

潘耀明通过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认识了钱锺书。1981年4月6日下午，潘耀明第一次登门访问钱锺书，写成《钱锺书访问记》。访问中，潘耀明问：“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吗？我想，您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锺书说：“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俞平伯和钱锺书住三里河的同一幢楼。潘耀明又由篆刻家许晴野介绍去拜访俞平伯，后来跟俞家人都很熟。俞平伯给潘耀明写过很多信。1986年底，在潘耀明的奔走下，香港三联书店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合邀俞平伯访港一周。八十多岁高龄的俞平伯在香港举行《红楼梦》专题讲座，颇为轰动。俞平伯告诉潘耀明，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的续写很有意见，如果有精力的话，他想自己续写《红楼梦》。俞平伯去世后，他的外孙韦柰告诉潘耀明，俞平伯去世前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托韦柰送两百块钱给香港的潘耀明：“他写作挺辛苦的。”

潘耀明在三联书店为出版沈从文的文集，与沈从文常有书信来往，多次面谈。潘耀明深知沈从文与丁玲之间的故事：两人年轻时是患难之交。早年沈从文误听丁玲去世，写了一部《记丁玲》的长篇，比较放得开，连丁玲以前的情人都写出来了。许多年以后，丁玲无意中得知沈从文写过这篇，从此心存芥蒂。而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过节，则由萧乾写成文章，嘱夫人文洁若待他逝世后请潘耀明刊发。照萧乾的说法：当时沈从文主动跟萧乾疏远，因为萧乾是“右派”，但沈从文还不是。萧乾很热心，知道沈从文居住条件不好，于是帮沈从文反映。有一次萧乾碰到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你是“右派分子”，我跟你不一样，你不要去给我添麻烦。潘耀明说：“我跟沈先生来往，他是温文尔雅，很有学问。但是，中国文化人都不免受政治生活的影响，即使是生性恬泊的沈从文也不例外。”

1983年秋天，潘耀明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一届的写作计划人选中，台湾请了陈映真、七等生，大陆请了吴祖光、茹志鹃和王安忆，大家相处融洽。潘耀明待了三个月，大受触动—他的人生不是那么顺利，只念了中学，毕业就出来做事，后来念函授课程—不顺利的人生在爱荷华终于拥有最重要的拐点：写作计划结束后，潘耀明留在爱荷华大学念英语，考了托福，后由聂华苓推荐到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第一年是试读生，198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到香港，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兼董事。

1991年，《明报》总编辑董桥有一天突然给潘耀明打电话：“查先生要见你。”潘耀明在《明报》写一个专栏，和金庸不太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面。到了金庸办公室，金庸手写了一份聘书，亲自递到潘耀明面前，请他负责《明报月刊》，而且给了潘耀明在出版界少有的高待遇。潘耀明十分感动，还没有提前三个月向香港三联书店辞职，就答应了金庸。金庸手写的那份聘书，潘耀明专门拓了影印本，保存至今。

《明报月刊》作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文化学术杂志，潘耀明主持十多年间，一直保持水准，而且广告量时有上升，殊为不易。2011年，潘耀明又担任《国学新视野》的特邀主编，期望以新视角、新手法，为当下的国学研究开一新生面。

“内地作家生活不错，香港作家不能养活自己”

潘耀明
笔名彦火、艾火等。福建省南安县人。1984-1985年，攻读美国纽约大学出版课程，包括出版管理和杂志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著有《当代大陆作家风貌》、《那一程山水》、《潘耀明说中国文化名人》、《鱼化石的印记》、《异乡人的星空》等。

为保文化薪火，金庸创办《明报月刊》

时代周报：当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对你现在编杂志很有影响？

潘耀明：我觉得很有影响。杂志一创刊，肯定要有名家的稿子，才能将品牌打出来，到一定时候，就不一定要用名家了，自己可以培养名家。李天命从来不给其他杂志稿子，就给《明报月刊》发表，所以“我有你没有”，才能突出风格，人家才对这份杂志感兴趣。杂志的个性化是很重要的。《明报月刊》本身是名牌，金庸比喻为“名牌西装”。这份杂志反而不一定要去培养名家，名家都会在这里登文章，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现在学报多了，以前没有《二十一世纪》，学者把在《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当作地位象征。《信报》曾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形象：香港中产阶级订《明报周刊》，也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放在茶几下面，《明报月刊》放在茶几上面，表明他有文化素养。如果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去看看，那里有两千多本中文杂志，《明报月刊》也是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但是老实讲，当然是《明报周刊》好看了，因为上面有娱乐新闻，老少咸宜。

时代周报：1991年你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时，杂志的状况如何？金庸有没有跟你谈过办刊理念？

潘耀明：《明报月刊》实际上销路一直不错，发行将近两万册。当时没有什么竞争对象，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唯一的文化杂志。后来有一个低潮，销量大概剩下不到一万份。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大概金庸也调查过我，所以请我过来当《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和总经理，想在编辑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过去胡菊人、董桥只当《明报月刊》的总编辑，都没有兼任总经理一职）。实际上，金庸讲话不多，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办《明报月刊》？因为当时《明报月刊》亏本，作为文化杂志，没有广告，稿费也很低。他说：《明报月刊》等于给明报集团穿了一个名牌西装。办《明报》是为了赚钱，《明报月刊》是文化杂志，提升了明报集团的文化地位。金庸有一套理念，比如《明报》从来都不是全香港销量最大的，过去是第三，到现在还是第三；《明报》的读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是优质读者，广告效力相对大。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是因为当时他觉得传统文化要被彻底摧毁了，所以有必要办一份文化月刊，保存文化薪火。

时代周报：我在台北看到台湾文化杂志的现状，就向《思想》杂志的总编辑钱永祥感慨：香港还有《明报月刊》，非常不容易。

潘耀明：现在明报集团是上市公司，有压力，股东就要看杂志有没有赚钱，倒不是看杂志有什么好文章。以前金庸在的时候不一样。《明报》很赚钱，金庸的主要财富来自《明报》，不是来自写武侠小说。以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都是盗版的，他拿不到多少版税，估计他每年在台湾和香港拿到的版税有一千万左右—我看到现在为止，他在内地也没有拿到过一千万的版税。

稿费从千字一百到千字三百

时代周报：现在华文世界的学术文化刊物的发展前景如何？

潘耀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五六年前，香港大学做了一个调查，香港大学的学生看杂志，第一个是《壹周刊》，第二个是《读者文摘》（现在香港这份杂志都没有了），第三才是《明报月刊》。大学生现在都喜欢比较通俗的刊物，带有消遣性。有一次，我跟金耀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先生聊天，他讲：香港学者的压力蛮大、节奏很快，空余时间都不愿意看太严肃的东西，喜欢看流行的资讯。《壹周刊》虽然是通俗杂志，但也要找最好的名家来写，张五常当年在《壹周刊》的稿费是一个字十二块，一千字一万二，一个月差不多十万块。黎智英有他的经营手段，人家说他低俗，他就要找来董桥当苹果日报社社长。现在《壹周刊》有很多名家在写，陶杰也在那里写。1991年我接手《明报月刊》时，只有一个封底是手表广告，稿费非常低，一千字一百块。后来我跟金庸讲：我们不如还是登广告，将稿费提升一下。现在稿费大概一千字三百块。我觉得文化杂志的生存空间很小，特别是由商业机构来办文化杂志。老实讲，我现在压力很大，跟过去不一样，以前金庸觉得花点钱办这样的杂志很值得。

时代周报：美国的学术文化杂志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潘耀明：也很难办了。美国最有名的文化杂志是《纽约客》，现在销量不太行了。我们以前在纽约也要做调查，当时《纽约客》销六十万份，也是名牌，很多名家在那里写稿。《纽约客》有一个做法，我很认同，就是将文化杂志包装得生动活泼，一点也不沉闷，有很多文章有漫画插图。从文化国度来讲，法国比美国好，法国现在的电视台还有文化节目，美国没有，香港也没有。我有一个朋友，在巴黎开一个大书店，他不晓得金庸的书在法国是否销得了，就向法国教育部申请一笔钱翻译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风度是没有一个别的政府能做得到的。这位朋友通过申请到的一笔翻译金翻译《射雕英雄传》，金庸对他很好，象征性地给他一块钱版权费。这本书后来得奖了。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跟内地的文化人探讨过文化杂志的发展问题？

潘耀明：内地好像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内地市场还是蛮大的，我不知道《读书》杂志是亏本还是赚钱，起码《读书》杂志可以生存。《书城》、《万象》几个杂志的生存空间比香港好多了。在香港，办文化杂志亏本的很多。学报则有大学支持，《二十一世纪》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支持，没有问题。郑培凯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办《九州学林》，也是基金支持。

时代周报：从2011年起，你主编的《国学新视野》是怎么回事？

潘耀明：金庸卖了《明报》以后，想自己搞杂志，我离开《明报》一段时间是跟金庸走的。1995年，金庸办明河社。他想写历史小说，要我跟他策划《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写的历史小说就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他跟我签了五年合同，另外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办公室。后来金庸动一个心脏大手术，那个手术不大顺利，结果在医院住了半年。因为身体不太好，他后来就写不出历史小说了。我很尴尬。后来张晓卿买了《明报》，要我过来主持明报出版社，后来又主编《明报月刊》，一直做到现在。关于《国学新视野》这份杂志，两年前有一位投资商大概知道我一直在搞杂志，就让我来策划，我说：我对国学真的是外行，不答应。投资商表示我不需要亲手编辑，后来才勉强答应。我找了很多名家像袁行霈、汤一介、马悦然，他们都很给面子，什么稿子都来了。后来投资商出事情，拖了两年。中华能源基金会愿意出资金，反正第一期是过去组的稿，我不用重新再组，便出了《国学新视野》季刊，反应还不错。后来，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在漓江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

作家现在不能养活自己

时代周报：你现在是香港作家联会会长，这个文学团体主要有什么活动？

潘耀明：这是一个民间团体，创办至今已22年，有三百多个会员。每一个会员要有两本专著，由两个会员介绍才可以入会。我们有一本《香港作家》杂志，也是很棒的。

时代周报：在香港，作家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吗？

潘耀明：作家现在不能养活自己，曾经养活过自己的作家有倪匡。金庸基本上不是靠小说养活的，他靠办报。张小娴也不算是全部靠写小说赚钱，她办了一份杂志。香港稿费太低，市场太小。还有一个怪现象，香港的版税是全世界最高的，畅销作家的版税一般都是15%。我知道名作家一般都是5%起步的，因为印量大，所以收入高，而香港作者就那么几个，抢来抢去。在香港这种地方，你不过问政治可以，不过问市场怎么生活呢！香港作家基本上是业余的，金庸也是业余的，现在没有专业作家，以前倪匡是专业作家，还有一个三苏（高雄）。

时代周报：有些内地作家可以养活自己，当然不少人是以作协当依靠。

潘耀明：内地作家生活不错，不过现在比较艰难了。现在内地的作家协会很有钱，我们这个民间的香港作家联会是义务的，只有一个秘书有薪水，每次搞大活动都要筹款。我现在推广旅游文学，整合了所有华文传媒和文学团体。旅游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要旅游，所以旅游文学跟生活比较接近。我觉得通过旅游文学可以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要不然就很难有所谓文化传承，特别在国外，到年轻一代，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会写华文，所以，我就想通过旅游文学来打开这个局面。我现在还在筹备资金，希望每两年搞一次全球旅游文学征文奖和一次世界旅游文学研讨会。前者已举办了一届，后者举办了两届，今年12月要举办第三届。在香港是艰难的，没有经费就不行，政府对文学一直不大支持。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呢？

潘耀明：因为政府觉得原创文学影响不大，宁愿花很多钱支持表演艺术，如歌唱、话剧、舞蹈、交响乐等。有一次我就公开批评他们，提到北京有现代文学馆，香港那么有钱也是可以搞的。他们就说：香港没有什么作家。我说：香港作家还是蛮多的，张爱玲600封书信都没有地方展览，金庸也有很多资料。从上世纪40年代起，有多少作家在香港啊！

时代周报：如果不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香港产生了很多在华文世界有影响的作家。

潘耀明：销量最大的是金庸。大师级人物从钱穆到饶宗颐，一直数下来，有很多人。流行文学和严肃文学这种区分不一定准确，中国四大小说以前是通俗文学，现在变成经典文学了。香港是华文社会里创作最自由的地方，这也是香港可以产生文学的原因。但是香港作家也是艰苦的，因为没有人关怀，政府从来不过问，也不支持。比如你去申请文学基金，艺术发展局只会批一本书的经费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经费你要自己去想办法，那是很累的。

时代周报：美国的文学创作都是靠基金会支持的吗？

潘耀明：美国有些基金会像爱荷华写作计划，全部是基金会支持的。很多基金会像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愿意支持文学活动的。香港也有很多基金会，但是基本上不支持原创性的文学活动。我曾经申请过香港的一个基金，他们的条件说是要可以影响一万人以上，搞文学活动怎么可以搞到一万人以上？

时代周报：关于“文学已死”的口号，我访问过在纽约的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说：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

潘耀明：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流行音乐出来了，古典音乐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当然不是在普罗大众当中，而是在特定层次的受众中，那个层次的人不多，却优质。文化是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文学不会死亡，但是平面出版是不是会死亡？我就不知道了。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展出很多作家的书信、手迹，这些东西现在基本没有了，全部电脑化了。

实习生闫锐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