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陶杰素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从小我就左右中外的文化都有涉及，我这一代比较理解中国，也比较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学、艺术。中英文拿起笔来就能写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分裂成两个

陶杰

原名曹捷，祖籍广西，出身香港左派报业世家，曾居英国16年。现为香港作家及传媒工作者。学贯中西，评论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素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陶杰写作题材极广，包括社会问题、政治、时事、文学艺术、两性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陶杰有当今“香港第一才子”之称。这个名号的创造者是梁文道。陶杰笑道：“梁文道当时是商业电台的一个台长，他叫我做一个节目叫《光明顶》，就把我捧为‘香港第一才子’。我当时就笑着对他说：‘你会帮我得罪很多人。’‘无所谓啦，宣传嘛。’很多文人喜欢这种名声，说是天下第一高手、第一画家，就飘飘然。人家这样说，我当然不能相信。很多人以为是我在自我吹捧，实际上不是，我把这种名衔当作笑话来听。”

陶杰原名曹捷，父亲曹骥云退休前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母亲常婷婷是《大公报》经济版编辑。常婷婷1950年代刚进《大公报》时，跟金庸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60年代，曹骥云从《大公报》带回棉花丰收、捷报频传的新闻。每到寒暑假，父亲都会带儿子回内地，陶杰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父亲在《大公报》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梁羽生、罗孚、陈凡、李宗瀛常常聚在一起。“他们都很博学，有时候讲艺术、音乐、历史，我小时候接受的家庭教育，跟香港一般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当年《大公报》像一个人民公社，员工的小孩玩成一团：去《大公报》饭堂吃饭、打乒乓球，一起旅行。陶杰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他回忆：“费彝民是旧式的海派人，常穿一套西装，‘文革’时非常活跃，拿红宝书去抗议港英政府，私底下他跟港英政府很有交情。因为他是学法文的，是上海租界时候的外交家，所以他比较圆滑。他对小孩很有礼貌，见过你一次，绝对记得你的名字。”

17岁时，陶杰留学英国，在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到英国BBC海外广播部工作，同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念国际关系的文凭课程。陶杰自认英国文化影响一生：“我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在英国，而且我读的是英国文学，比较能够进入英国的文化世界。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1991年，金庸到牛津大学接受院士称号，BBC要求陶杰去采访他。两人谈过几次，金庸才知道陶杰便是曹骥云之子。金庸回香港后，请陶杰给《明报》写稿。1993年，陶杰应金庸的召唤，从英国回到香港。此时金庸已准备退出江湖，陶杰先到《华侨日报》待了半年。金庸了解情况后，请陶杰任《明报》副总编辑。陶杰本想按金庸的既定方针办，新主事者却要大改。陶杰说：“我觉得这一辈冒出头来的香港人，怎么这样肤浅，不知天高地厚。”便向金庸说：“对不起，我没能完成你的使命。”随后陶杰转任《东方日报》。

1994年9月15日，《东方日报》班车在凌晨两点送员工到尖沙咀，往常陶杰总是坐在前面，那次刚好有一个洋人同事比较胖，陶杰便让他坐在前面。班车进入启德旧机场隧道时，一个喝醉的人开着奔驰走错了线，迎面撞过来，班车司机下意识地把方向盘往右一扭，那个坐在前面的洋人马上撞死了。陶杰坐在后面没有系安全带，内出血严重，因为他没有喊疼，病床便搁在走廊上，一个见习医生经过时，看陶杰脸色很白，给他量了血压，才发现不对劲，马上急救。手术进行了一整天，陶杰死里回生。陶杰说：“世上是有命运这回事的。”康复之后，陶杰在《东方日报》当主笔，一直到2003年转任tom.com出版顾问。

新世纪之初，陶杰一天要写7个专栏，他自认幸运：“那时候新闻界到处裁员，失业很严重，而且香港报业刚好面对一个大转折，电脑网络的冲击，很多报纸都关门了。香港的人文基础开始解体，上一代的报人像金庸都退休了，我们三四十岁这一代接班了。这一代是在殖民地教育长大的，不像金庸那样有中国的情怀、历史的视野，中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我比较幸运，自己站稳了下来。”至于一天7个专栏的写法，陶杰解释：“有的是用广东方言写怪论，有的是用女性的角色写爱情，有的写文化，有的写国际，分成不同的角色。传媒人比较适合当杂家，像金庸说的‘不要专家，要杂家。’古今中外、国际时事、文史哲、饮食、消费、麻将都要懂一点。从学术理论到江湖智慧，通通都要懂。”

对前辈“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澜、黄霑，陶杰一一评点：“他们的特点是在市场上非常成功。有才华没有用，要跟人民群众建立对话，要在市场上受欢迎。黄霑的歌词，有很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他的中国诗词的根底很好，他非常欣赏柳永。蔡澜见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日本、南洋的明星，经历丰富得不得了。倪匡更加不得了，经历过民国时代的上海、毛泽东时期的大陆和香港。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呆着做‘宅男’，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金庸这一代从民国过来，逃过难，学问广。他们很多元，写什么都行。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四大才子’的名字，要看他们形成的过程。有言论、创作的自由，这才冒出他们这四个人才。”

我是被放进丹炉里的孙悟空

时代周报：你小时候在《大公报》的环境中成长，对金庸有什么认识？

陶杰：我生下来的时候，金庸已经离开《大公报》，在长城电影公司。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我几岁的时候，金庸已经在办《明报》了，这帮知识分子天天都看《明报》，看金庸的社论。1960年代初，“大跃进”饿死很多人，后来是“文化大革命”。金庸认为人民公社不应该饿死这么多人，宁要裤子不要原子弹，结果跟《大公报》有一场笔战。《大公报》上纲上线，对金庸进行人身攻击。在《大公报》内部的知识分子，以前是金庸的朋友、同事，觉得很矛盾，觉得不应该，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没见过金庸，就常常听那些大人讲他，就好像《碧血剑》的金蛇郎君没有出场，但是有很多人都在谈他。很多好戏都是这样，像《沙家浜》有个没有出过场的角色，是阿庆嫂的老公阿庆，里面就提过一句：他进城去了。所以，金庸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成就、气势很早就在了。

时代周报：你算是左派家庭出身，为什么在17岁时义无反顾地到英国留学？

陶杰：1960年代香港的左派人士连同他们的家属，有五六十万。所有的中资机构，不管是新闻界、教育界、航运界、出版界，还是工人、农民、渔民，都是一个很小的社团，他们受新华社各个不同的对口单位的管辖，像新闻界、教育界、电影界、出版界受廖承志的管辖，廖承志是知识分子。1967年廖承志被打倒以后，香港左派群龙无首，出现了一些比较矛盾的指示，下面的人无所适从，越来越左。我母亲把我送到培侨中学，一直读到初中三年级。后来又到岭南中学，梁羽生介绍的。岭南中学是国民党背景，书本知识没学到多少，但不同学校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冲击比较大。我的英文追不上去，化学没及格过，父亲那个时候急了，说：“你这样下去，早晚要当国货公司售货员。”我说：“前几年你不就说当国货公司售货员挺光荣的吗？当人民的螺丝钉，就要学雷锋、当售货员。”所以我在整个小学中学阶段都受政治干扰，没读好书，比较困惑。

那时候英国经济不好，英镑很便宜，1英镑兑8港币。《大公报》的小孩一窝蜂到英国去了。我是瞎子一个，拿着岭南中学的成绩单跑到教育司办公室。我还记得那个殖民地的英国女官僚，穿着一件深红色的苏格兰小羊毛绒衣，眼睛、鼻孔都在额角上：“看看你的成绩，你这种人没有资格上英国读书，知道吗？你这种人去英国干什么？你不是应该乖乖地升学吗？不过你要去也行，我建议你先去三年，先补好英文，因为像你们这种左派出身的人英文一定差。”哇，态度非常恶劣。我那时17岁，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后来我自己找到在英格兰南部一个政府办的学校，很便宜，读完可以参加高考，我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的姨婆、我父亲的姨妈、王启宇的太太—她很疼我，一直骂我父亲：“你们可以左倾，但是不要连累小孩。”

时代周报：你原来的英文基础怎样？到了英国是怎么学好英文的？

陶杰：我的英文在香港算一般，但到英国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读英国文学，因为对数理工科没有什么兴趣，幸好我在英国学校遇到很好的老师。英国人知道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我特别用心地教。有一两科的老师对我特别好，请我到家里过周末，带我看莎剧，一板一眼地把我带进英国文化的世界。那两年的基础巩固好以后，我就去英国的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我从来没想过到牛津、剑桥。

从小我就左右中外的文化都有涉及，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放进丹炉里面炼。所以，我这一代比较理解中国，也比较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学、艺术。中英文拿起笔来就能写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文化人格，有时候写中文可以这样说，英文就不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中英双语都通不是不可以，但是很难，要跟人的际遇有点关系。在英国长大的一代，英文好的中文不行，中文好的英文不行，非得形成一种文化人格的分裂。暑假的时候，我在英国老牌大酒店的厨房里干活，跟英国最下层的工人阶层的人来往，学他们那种口音的英语。所以，研究英语后来就变成研究阶级问题，越学到后面就越觉得深奥，里面有很多名堂。

这一代作家越来越没有接班人

时代周报：后来你在香港写很多专栏，有没有人讲你人格分裂？

陶杰：有啊，那是他们不懂，又怎么样呢？这是我的本事。金庸也人格分裂啊，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企业家，也是很出色的小说家。他的理性跟感性分裂得非常高明，他写社论是非常理性的人，一丝不苟，写武侠小说是非常激情的人。金庸很厉害，年轻的时候非常激昂，是叛逆的、造反的，但是年纪大了，书念得多了以后，他理性了一点，他有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特色，也有英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比较崇尚儒家，但是也向往佛家的超脱，同时也很喜欢英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罗素，这可能受他表哥徐志摩的影响，因为罗素反基督教、主张人的思想自由。香港一般文人受教育比较有局限，比较单一，认为文章一定要温柔敦厚，一定要文以载道，一定要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非得要按照他们的定义去实践，我觉得这样比较狭隘，也比较容易引起悲剧。我小时候读金庸不是太明白，把它们当成一般的武侠小说，长大以后读金庸，觉得他有一套哲学的思想。我就问查先生：“为什么你的十四部武侠小说，第一部是歌颂反清复明的人物，到了最后一部歌颂一个投降派的小流氓？前面你主张革命起义，到后面你主张妥协、生存、做大官，你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最后一部小说会这样写？”他说：“没有。”那是他自己成长的一种过程，所以金庸思想体系是非常多元化的，他自己在不同的时期看问题有不同的结论，他自己也有一大堆矛盾，十四部武侠小说其实是金庸内心独白的长卷，很多人不明白。一个作家就像张爱玲说的，生下来就是受到误解的。

时代周报：金庸之后的香港作家有什么特别的人物？

陶杰：李怡很有知识分子的忧患精神，爱国。蔡澜很有鬼才，他最近只写饮食的文章，让我想到李渔、张岱，闲情偶寄，如果蔡澜光是写饮食，有点浪费人才，但这是社会环境条件形成的，没有办法。说实在的，这一代作家越来越没有接班人。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陶杰：网络的影响，再加上这二十年走向物质化。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太功利，学的都是工商管理，尖子读医科、律师，受英国设计的殖民地教育的框框限制。香港教育非常狭隘，不能培养出文化多元、见识广阔的人才，所以接不上去，变成今天的思想贫瘠。英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香港偏偏这方面最差，历史教我们有记忆，记忆是一种权利，人民要拥有记忆，不能让统治者垄断记忆。英国的历史意识是全民的，你在伦敦街上，随时看到一个铜像、一个牌匾，铜像上写明这是什么历史人物，牌匾上记录着这是谁的故居，能够保留的都不拆：莎士比亚的故居是500年前的老样子。我在英国待了16年，是对知识灵感吸收得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在香港读英国文学，我绝对读不进去。所以，我很佩服钱锺书当年在战争、逃难的环境中，还能够把英国经典读得这么熟，这才是天才。我不是，我非得要在英国那个环境里看电视、电影、杂志、报纸，交朋友，才能够学到英国文化精神。

现在有些内地大城市不一样，比方讲研究法国大革命，内地有很多专家。我看到内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翻译、论述非常多，香港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英国的议会的精神，英国的废除奴隶的过程，英国文学里像雪莱、拜伦这种浪漫时期的比较革命性的诗人，香港不重视。我在英国读书，有一年回来香港，跑到香港大学的英文系看看他们在教什么？一问，原来殖民地政府对英国文学的课程都是有选择性的，像浪漫主义的诗歌不太教，因为那里面有造反精神。拜伦、雪莱质疑神权，拜伦还跑到希腊去替希腊人打仗，这种意识形态有点危险。香港大学英文系比较偏重维多利亚时代的闺秀小说像《傲慢与偏见》、《感性与理性》。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是政治。一个弱势政府，没有普选的合法权，文官又是殖民地时代培养的，没有独立思考的决策能力。

对于作家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

时代周报：你现在写文章有没有考虑到读者群的问题？

陶杰：对于作家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够在意识里头设局限，写作后面的思想一定要千军万马，要自由奔放。这跟拍电影一样，香港很多电影导演很有才华，北上后为适应审查制度，自己先在脑子里面设限，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灵感跟激情很快没有了。我是随缘，我撞过车，死过一次，我认为这一切命中注定。我不需要太多粉丝，我没有那种虚荣感。

时代周报：今天香港的自由精神还在吗？

陶杰：如果你坚持就在，如果你放弃就不在。如果你用种种自欺欺人的原因去放弃，那就永远都没有。我想不仅仅是写作，做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要有自己的看法，看法要有很强的知识和人文思考的基础。要读书，要把人家的知识、智慧融汇起来，跟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套。像伏尔泰、培根写的散文，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都是有主题的，都是有看法的。作家一定要有看法，这个看法有时候是所谓偏激的，但是又怎么样？社会要宽容，当下大多数人是平庸的，不敢有看法，你稍稍有一点看法，就说你偏激。欧洲中世纪也是这样，所以毫无进步。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1000年的欧洲是停滞的，没有大作家，文艺复兴时才有大作家，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雨果，都是16世纪以后涌现的。欧洲经历了长达1000年的文化黑暗的停寂期，就是因为神权的垄断，有一本《圣经》，不许这个，不许那个，画家只许画《圣经》的故事，只准画圣母、耶稣，一直到16世纪以后，才有达芬奇画蒙娜丽莎，伦布朗画自画像。为什么蒙娜丽莎这么伟大？因为这是第一张不是画神话角色，不是画《圣经》故事，是画人。伦布朗更解放出来，画平民，画自己。莎士比亚写的是平民角色，雨果、巴尔扎克写小人物，这些都是把人解放出来了。没有“人”这个字，是没有文化、没有文艺的。人、人性、人权、人的欲望，让教廷这样的统治机构垄断，建立不起软实力。

时代周报：最近你在《明报月刊》上有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用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写出来的？

陶杰：对啊，我觉得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有效肯定人的价值，这是知识分子出了问题。在欧洲，知识分子早就脱离权力而独立，像法国伏尔泰、卢梭。法国革命以前，已经涌现了思想家，他们不要做官。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春秋战国到今天，最高的人生目标还是做官。他们年轻的时候或许有理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们想做官去影响皇帝，想当国师，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会被中国宫廷的文化磁场融为一体。咸丰死了以后，同治很小，慈禧羽毛未丰，太平天国全靠曾国藩镇压下去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当王者，但他不敢，他在意识上还是要找一个国家机器来攀附，这是中国所谓知识分子的宿命和与生俱来的缺陷。没有人的解放，知识分子自己阉割自己，如此就会陷在一个非常漫长的文化黑暗时期。现在从食道、肠胃、生殖器到脚底按摩，喝的、吃的、穿的，这种生意很安全，但是跟心、跟大脑有关的就不行。

时代周报：现在的报业是不是一个没落的行业？

陶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但也还是要看社会的人文基础。现在英国报纸市场受到很大挑战，但是阅读风气还是非常浓，报纸杂志如果在街上卖不了钱就上网，现在网上阅读eBook也有一个收费的制度。在英国，印刷品作为一个形式可以没落，但是阅读的风气不会衰退。香港现在35岁以下的人基本看电脑，不看报，集中精神的时间越来越短。文字也受到影响，句子越来越短。一个社会有没有灵魂，不是看有多少工程师，要看有多少艺术家、哲学家、作家、思想家。香港人除了每年出来游行一次，其他时间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在读书？有没有在思考？有没有像法国19世纪末那些知识分子开沙龙？有没有思考中国社会下一步该怎么样？香港人通常因为交不起房租、买不起房子，所以缺乏比较宏观的视野。

16世纪是西班牙人的天下，17世纪是荷兰人的天下，18、19世纪是英国、法国人的天下，20世纪是美国人的天下，他们除了船坚炮利，除了科学发明，后面站着达芬奇、伦布朗、卢梭、孟德斯鸠、牛顿、达尔文。一个社会多元、自由、宽容，才能出现人才。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