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和欧洲知识分子

严搏非

近期的新书值得说的不少，我们先说一本重版的书，林毓生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林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曾一纸风行，给思想界很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韦伯的“Ideal-Type”，只觉得林先生的这套分析架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分析方法叫做“Ideal-Type”，但用起来却往往离题万里，它需要回到思想史的当时语境并长期浸淫其中，才有可能偶然得之。

后来与林先生熟悉后听林先生说起过，他自己承认尽管在韦伯的著作上下过极大的功夫，也在中国近代思想上反复用力，但最后形成这么一套符合“Ideal-Type”的分析方法，还是有相当大的意外，是当初不曾想到的。而以这样的方式做思想史研究的，除了林先生和张灏先生外，今天已经再找不到了。

林先生在学术思想的磨砺上有特殊的经历，他是殷海光、哈耶克、史华慈的亲炙弟子，他随阿伦特上过整整一年在家里开的小课，他还与希尔斯有深刻的交往。与这些自由主义大师深刻的思想交往构成林先生的青年时代，使得林先生对自由主义的体悟不仅在学术在思想的大节上，还表现在他的道德人格甚至每一个生活细节上。他是位彻底服膺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的思想家。由于这个原因，凡信奉自由主义或对自由主义有好感的人，读林先生的著作就常有欲罢不能的感受，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可以反复读，而且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收获。

这本《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1988年曾经出过，市面上早已找不到了，这次重版，林先生又增补了12篇近年来的新作。这次重版，又新购一册，随手一翻，115页，上面的一段话即令人深思，林先生说：“极权主义与集权主义是很不一样的两种政体。极权主义指政治力量的控制扩及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上一切行为。在集权主义中的当政者的胃口比较小或者没有那么大的本领，所管辖的事务也就比较少。除了希特勒式政权转成极权政治，普通的右派多半发展成集权政治。实行极权主义的人则自己觉得道德上比别人高，觉得自己那一套都比别人讲得好，要别人凡事都听他的，所以左派通常变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件事实，这个观念当然反民主，但是却和民主的观念有复杂的关系……当民主的观念兴起之后，每个人都进入政治过程，大众参与的可能才出现，所以把民主加以扭曲可以产生极权主义……

上周新到一本《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亦很值得读。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沃尔夫·勒佩尼斯，他的另一本书《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大约半年前上市，很引起一些关注。这本新书写得比较好的部分是关于德国的知识分子—作者的同类。作者怀着同情、甚至怜悯写他的同胞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

在作者看来，1914年和1933年，甚至1989年，德国的知识分子似乎生活在魔咒中，他们在同一个精神结构下犯错误，这些错误的不断发生，源于同一个渴望“德国崛起”的精神结构。1914年，他们以为这场战争是一场超越了法国革命的纠正现代性错误的历史运动，但两年之后的凡尔登战役，他们便一蹶不振；1933年，他们又一次选择了希特勒，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将席卷并拯救欧洲，但他们又错了，这次的错误，使他们葬送了德国民族；而1989年的秋天，他们走上街头，他们以为，这是一场在法国大革命的200年之后又一场更伟大的革命，但革命被窃取了，一场由先锋派知识分子发起的真正革命，变成了一个体制的内部瓦解。

这些故事能告诉我们什么？尽管中国和德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似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犯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差不多也都源于同一个精神结构。但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结构呢？

书中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作者说，朱利安•班达70岁的时候回忆起“德雷福斯案件”时说，那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知识分子难得有机会在其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被要求作如此明确的抉择，而抉择可以让他们的个人立场长久地保持清楚明白。班达于是希望类似德雷福斯案件的事件最好一直有，以此逼迫所有知识分子做选择。而对于东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本可以在1953年、1956年或1968年有自己的德雷福斯事件，但他们选择了犬儒，于是，他们既逃避了抉择，又葬送了自我。

最后，说一件令人悲痛的事。6月20日上午，我们公司同仁和一些远道来的书业朋友，一起给小夏（明昌）送别。小夏查出肝癌住院才两个月便撒手西去，去世那天离50周岁还差4天。

小夏在季风书店工作16年，忠诚坚定，对书业有一份执著的迷恋，按苏里的话说：他对书行是有理解的。但这些理解在今天野蛮的商业逻辑前正在飘散，那个灯光下令人感动的书生活也正在被毁坏。这一期《读书》上有甘琦写美国出版业的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话说：传统的书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知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我把这段话放到了给小夏的悼词中，纪念小夏16年的工作。小夏，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