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社会的世道哲学
从父这个根干上长出枝叶，原中国所有的家、世族、诸侯国因此都可以称为人神共同体。这是一个始于祖先生命、通过祖先与子孙的相互依存关系永远继承延续的祭祀集团。祖先需要的血食(祭祀)只能由自己的子孙奉献，子孙的生命也被祖先左右。祖先与子孙在祭祀与生命中互相找出存在根据。通过血缘这个排他性纽带，祖先与子孙强固地连接在一起。
朱渊清
春秋和战国之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木智见将夏朝到春秋末称为原中国，战国到清末称为传统中国。孔子、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原中国社会的终末期，这是一个异文化的世界，人们祭祀用尸，席地而坐，吃饭食肉用手，以指蘸酱，酱用蚂蚁卵腌制，袒露半边肩膀行礼，脱鞋登堂。要理解孔子、老子的思想，就必须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生和死相续，梦是同祖先神灵进行交流的一个回路；“忠”是君主为人民谋利，对朋友忠则就要教诲他。书中，高木智见用中医术语“同身寸”来说明自己理解异文化的态度，即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在原中国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同身寸”，再用其丈量原中国时代。其研究资料的方法，则是先投身文献的汪洋大海，解明文献所揭示的思想史的事实，再在此基础上考察文献的年代。
此书展示了人类学“第三只眼”的敏锐洞察和严密论证的史学功夫。全书分为二部，第一部讨论原中国血族社会的特质和血族意识。第二部以史官问题为切入点，历史性地理解老子思想。
原中国人价值观根底的血族意识的论述从古人的头发开始。古人认为头发是血族生命力的表露。头发象征的生命力，由生和死无限传承的连锁而得到继承。“姓”的本字“生”，是植物发芽出土之形。“凡地之所生，谓之毛”，植物是大地的毛发，大地是生长万物的存在。大地的生命力变成植物出现到地表，就如人的生命力变成须发出现在体外，“发在人体，犹靡草在地。”草的种子发芽成苗，开花结果再成种子；春天再发芽成苗,生命就这样轮回。树种发芽长成树苗，慢慢长出枝干，生出枝叶，枝叶再生枝叶，长成大树。从始祖到子孙的生命连锁继承过程，就如植物种子能量传递的过程，古人因此用“绵绵瓜瓞”、“嗣续其祖，如穀之滋”来比喻子孙繁荣,代代相传。人与植物同是大地孕育的生命，最后同归大地；基于这样的认识，祭祀中，木往往被用作死者的替身。
《诗·大雅·文王》记载：“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本支”就是以文王为始祖的大宗“本(树干)”，旁系子孙小宗亦即“支(枝叶)”。“本支百世”是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周代宗法制度是一个通过严格区别血族成员间亲疏远近，从而实现嫡子继承安定化的社会体系。该体系以继承祭祀祖先、政治权力、封地财产的历代嫡子为大宗，其同母及庶出兄弟为小宗，在此原则下统治全血族的秩序。继承周天子位的嫡长子是世系的大宗，作为诸侯被封的次子以下的世系为小宗。在诸侯世系中，对天子来说的小宗在封国内是大宗。卿大夫和士同是如此。《左传》中“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之类的类比很多；战国观念变化，枝叶繁茂被认为会对根干产生威胁。
“世”这个概念将时间观念(即传承生命力的纵向过程)赋予了人与自然的类比。“世”是植物叶子的象形。“世”、“枼”、“葉”本是同一字。“枼”是“葉”本来字形，树叶配木之形。因为树叶从凋落到新生一年一轮回，“枼”字也就具有了世代的意思。从“枼”分化出来的“世”因此也表示这样三重含义：树木的叶子；通过数世代的延续而创造出的生命的谱系，即血缘连锁继承的整个过程；生命谱系中的一个片段，即一个世代。春秋以前的士大夫等统治阶级保持着自己的姓氏，基本上与王属同一血族，其始祖都能追溯到夏以前。对于西周以来各分封诸侯的历史，从各始祖开始，把诸侯国看做始祖与子孙后代构成的一个家（人神共同体），《史记》世家的世，指的就是发端于始祖的生命的连锁继承。
从父这个根干上长出枝叶，原中国所有的家、世族、诸侯国因此都可以称为人神共同体。这是一个始于祖先生命、通过祖先与子孙的相互依存关系永远继承延续的祭祀集团。祖先需要的血食(祭祀)只能由自己的子孙奉献，子孙的生命也被祖先左右。祖先与子孙在祭祀与生命中互相找出存在根据。通过血缘这个排他性纽带，祖先与子孙强固地连接在一起。一个世族的族主，最主要的责任是在宗庙祭祀祖神。《老子》“子孙以祭祀不辍”，《韩非子》解释为“以守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指明了原中国社会的核心事实，即国家以及血族的存续，就是宗庙祭祀的存续。
书的第二部讨论《老子》思想。《老子》认为，有超越人类的根源性原理“道”存在，万事万物由道产生，顺应“道”的处世才能永续长存。人应从“道”（无为、自然）而存；与道同一化的人即圣人。顺应道的处世是“无为”，“无为”是仅在自然运行所须时行必要之为。为此，必须深切关注“道”的三个法则：物极必反；对立转化；柔弱胜强。警戒事情变化才能顺应“道”。顺应，是“道”的生活方式，也是《老子》思想的核心。
《老子》以治理国家天下为目标，所设定实践“道”的人，是从君王到士的统治阶级，“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处上而民不重”。《老子》的圣人更明确是指辅佐君主作为智囊的家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穿褐的“士”是统治阶层的下层。道，不仅能使个人长寿，更能使家族和国家长存。“死而不亡”、“祭祀不辍”，追求超越个人生命存续的同族的存续。“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深根(支根)固柢(主根)，长生久视之道也。”根之道，是“所以有国之术”。相同的处世智慧因此广泛存在于整个统治阶级，为使生命长存、俸禄地位安泰，贵族会必然选择卑屈求全、俭约、敬戒、寡欲的处世术，保持谦恭谨慎的生活态度。这些智慧一定程度被总结成原则和行为规范，作为家训传承。
原中国人置身于血族生命永续长河，父辈世袭的地位、财产连同生命一起传递给子孙，后世人生要与父辈相同。父辈生存足迹不论善恶的完整记录，就成了子孙后代生存的指针。
历史通过提供善恶事迹而成为教训,“以史为鉴”，在周代，夏、殷灭亡的历史教训常被提到，不吸取历史教训就是走亡国之道。“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善败”意即“成败”。“善”指成功的事例，“败”指失败的事例；能保持本族国家永存的处世方法是“善”，导致灭亡的处世方式则为“恶”。要维持本族国家的存续须“以其善行，以其恶戒”。俭约、敬戒、寡欲等具体的处世为善的标准，是贯穿原中国的理想的处世方针，亦即铸型设计的基本理念。
顺天敬德是史官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确保一个种族和国家的永续，就要克己抑畏、顺应天命、谨慎小心“配天”处世；逆天命者亡，顺天命者兴。史官总结的智慧是顺应“配天”的处世哲学，“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王权，依靠把握天象运行授时于民确立其正当性和权威性。观测天象、编撰历法是史官本职。因天象与人象密切连动，史官的观测对象，还包括各种人象；在天力行使意义上，“天事必象”，天象记录和人象记录一致。史官从观测发现其中一定的规律、最终发展到发现了贯穿天与人的原理“天道”。《左传》说，殷人阅历大火兆衅祸败，才渐知天道的存在。“
作者结论，《老子》是属于原中国士阶层的、估计曾是史官，站在超越史官天道的道的立场上，整理、编辑的过去智囊和史官的格言、警句集。“老”在原中国用于称呼统治助理的智囊，掌管王公家政的宰就称“老”。作为智囊的史官《国语》有“史老”之称，古代以官职为“姓氏”，“史老”可被称为“老子”。“聃”即“老冉冉”的“冉”。因此，周守藏史老聃即《老子》作者。
如果由笔者料理，请恕冒昧，我还会继续写出“延长线”上的“第三部”：《史记》撰述原中国社会历史的方式和历史哲学，以完成这个由原中国社会事实出发及其封闭“回路”的历史认知解释构成的“圆”。
《史记》撰述形式本自《世本》（秦嘉谟、张舜徽）。《世本》记录原中国从帝王到士统治阶层的世系。血族根干即“本”，枝叶即“世”，《逸周书》：“本生万物曰世”，“世本”也就是“枝叶与根干”，《史记》原样移用为“本纪”和“世家”。除《世本》外，《史记》还参考了同类的《帝系姓》、《五帝系牒》等。此前，饶宗颐以为世是谱牒学，系是姓氏学。
《史记》承袭《世本》理念和结构，是以世系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纪传体。殷墟卜甲上有大史、小史（其职能和区分未知）。“君举必书”，周大史负责随时记录君王行动之事（另有负责记言的“内史”）。 “传”以传经，孔子撰述《春秋》借事明义，《左传》则依经比事。编年史撰述不为司马迁所取，《史记》以小史的世系为框架，以大史的编年记注内容并补充各类资料形成事迹，来丰满世系中的各个人物。司马迁 “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 成一家言，其思想背后是整体论思维的宇宙观。整体论思维是《老子》的精神遗产，孟子因此而有“定于一”的“王道”政治，司马迁也由此在统一时空框架内安置内容。
区别于 “尹”（内史）是手执笔之形，“史”字是手持计数算器之形。所谓“究天人之际”，天变用以警戒人君，数用来确定天象和人事之间的感应关系。太史掌星历阴阳，是“传天数者”。《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十二本纪仿 《吕氏春秋》十二纪。《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凑为十二之成数（张政烺）。
司马迁建构长时段历史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个统一的时间轴上书写夏商周三个民族的历史；而记注编年史只能在本民族文化内部书写。无法纯粹列出一个独立的计时刻度系统，只能依靠氏族谱系了。《史记》维护一统天下的等级秩序，世系属于静态时间模式。“正史”关注人的身份谱系，而忽视历史则是由无数人的社会行动所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