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文：“武+侠”≠“武侠”

观众只有扔掉电影片名和宣传所造成的误导去看《武侠》，才能真正看出它的好来。如果你只是抱着看一部武侠大片的心态走进电影院，而不是期待一部情怀与创意兼具的“旷世之作”，那《武侠》真的就太合适了。

何毓文

当我们谈论武侠时通常会说些什么？当然首先是“武”，其次是“侠”。

“武”是武侠的外在，高手过招必不可少，刀光剑影也好，拳打脚踢也罢，不一而足，但都要力求精彩，能让观者深感到凡夫俗子之不能。而“侠”指的则是武侠的精神，可以为“侠”者，不仅要有高超精绝的功夫，更要有主持公道、嫉恶如仇的品质。往大里说可以是为国为民、经天纬地，往小里说也可以是重然诺、轻生死、疏财富的高风亮节，关键是危机的时刻要有担当。

电影元素完整

就以上两点来说，陈可辛的新片《武侠》都令人十分满意。“武”的一面，甄子丹设计的动作绝对是他近年来的巅峰水平，没有之一，特别是他和惠英红在牛棚里的那场恶战，于局促的空间里闪转腾挪，其精彩程度不亚于《方世玉》里李连杰和赵文卓在地下的那场经典对决。而“侠”的一面，无论是甄子丹饰演的唐龙还是金城武饰演的徐百九，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也满足了观众在电影世界里寻求心灵慰藉的普遍愿望。

作为最早表示弃守香港、北望神州的香港导演，陈可辛在电影上早已突破了香港电影惯有的小岛思维的局限性。从《投名状》到《十月围城》再到《武侠》，陈可辛追求的格局之大、人文内涵之丰富、故事情节之完满都是其他香港导演难以比肩的。至于角色，哪怕只是一个路边唱山歌的大婶，也是有头有尾的—在如今烂片横流的电影市场，这已经算得上是完整了。

几位主角更是各司其职：金城武是一个线索式的人物，作用是证明一个隐侠的存在并且还原人物身份，推动情节发展；汤唯和两个孩子则在江湖与家庭组成的天平上成为重要的砝码，是促成甄子丹不惜断臂也要弃剑归隐的根本原因。而甄子丹扮演的唐龙在完成善恶有报的叙事逻辑和大团圆的观众心理之后，也实现了英雄的归位。并且，通过最后一个镜头，甄子丹单臂立掌、躬身拜佛的片段，最终表现出了电影潜在叙事系统的“自我解构”，即带有佛家伦理崇尚的“出世”倾向。这不仅让人联想起尔冬升年少时主演的经典武侠片《三少爷的剑》，狄龙以客串身份亮相就说：“从前我带刀的时候，他们叫我傅红雪。不过，现在有了孩子，刀也不带来，我只是黄山上，一个没有名字的樵夫。”

没能“改变武侠”

不过，《武侠》也算不上“非常好”，因为有武也有侠并不等于就可以叫作“武侠”。你起一个这样气势宏大的名字，放在一部中等水平的制作上也许可以增加几千万的票房，但放在一个阵容豪华的大制作上却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这个片名不仅在点题和涵盖影片内容上都毫无作为，还会让很多“野心勃勃”的观众在观影后感到心理预期的落空。

其实一开始听说《武侠》这部电影，我最先联想到的就是周星驰拍的《功夫》。都是粤语残片和邵氏年代培养出来的影迷导演，你有陈真，我有独臂刀王。但星爷集了几代功夫片的大成尚且也只是想致敬一下而已，陈可辛却喊出口号，说要“改变武侠”。

单就“改变”这一点来说，《武侠》就不能让人满足。改变武侠，重要的不是有一个独辟蹊径、闻所未闻的故事，而是要在风格和形态上开拓出新的类型。就像当年李小龙厌倦了刀光剑影的假把式，弄出了拳拳到肉的真功夫电影，以后的成龙、李连杰前赴后继，这才是“改变武侠”。又如徐克，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颠覆了张彻、胡金铨、楚原等一代导演的古典武侠美学，更引领了“武侠电影的新浪潮运动”，这才是“改变武侠”。可这些陈可辛都没有做到。

《武侠》里的探案结构是楚原在上世纪70年代就玩剩下的，“七十二地煞”这个组织则俨然是孙仲《冷血十三鹰》的翻版，温馨的家庭戏也看不出与《叶问》有什么不同，至于假死之术，《剑雨》在去年也用过了，只不过你玩的是神经科，我玩的是药物学，而且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显然药物比神经更加的靠谱一点。

至于陈可辛提出的“科学武侠”的概念，也只不过是从美剧中照搬的一种“拿来主义”的噱头，奢谈“改变”，更何况推理又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比如甄子丹被金城武推下石桥的那一段，从金城武口中蹦出一些诸如质量、密度、速度等现代物理学上的词汇除了故弄玄虚的作用之外，根本无法阐释轻功存在的合理性。反倒是观众最感兴趣的金钟罩、铁布衫如何练就，到最后却又没了解释。而结局又是这样的“雷人”，“科学武侠”竟用一种“伪科学的方式”赐了王羽一死。

《葵花宝典》说：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观影也是如此。观众只有扔掉电影片名和宣传所造成的误导去看《武侠》，才能真正看出它的好来。如果你只是抱着看一部武侠大片的心态走进电影院，而不是期待一部情怀与创意兼具的“旷世之作”，那《武侠》真的就太合适了。

作者系电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