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韩洪刚：“新举国体制”救赎中国足球？
如果说，没有新型的“举国体制”，中国足球难以解决“源头活水”，那么如果没有翻新的职业化之路，那中国足球也不可能跻身世界足球之林。只有“举国的归举国，市场的归市场”，中国足
本报评论员 韩洪刚
7月4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首、国会议员孙鹤圭一行。会见结束后，孙鹤圭把带一只带有韩国足球明星朴智星签名的足球送给习近平。习近平表示：“中国足球在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以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
看来，习近平的愿望落在了王健林身上。7月3日，中国足协与大连万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万达集团在3年内将至少出资5亿元人民币支持中国足球。这为久被冷落的中国足球引来了如潮的关注和新的思考。
不过在众说纷纭之中，王健林却刻意地保持着低调。从已经披露的消息看，王健林与中国足协的“第二次握手”，涉及的更多的是商业层面，而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触及幽暗的体制。
职业化不该是“体制”的替罪羊
中国足球最大的弊病不是缺钱，体制才是跌落谷底的万恶之源。这已是业内外的共识。但是，却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因为，在官方论述中，我们一再看到中国足球之弊被渲染成是职业化惹的祸的事态。
1992年，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长期举国体制、专业集训的中国足球向市场化和职业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粉墨登场。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健林受大连市体委的邀请，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而厕身中国足坛。
王健林带领万达队创造了“六年四冠、55场不败”的辉煌。在全民的高涨热情中，中国职业足球一度风光无两，但是假球、黑哨等弊症也随之滋生。1998年，王健林因万达惨遭“黑哨”愤而宣言：“永远退出中国足球。”如今回过头来看，那是一个神秘的隐喻。由此，也足见王健林的足球眼光之犀利。
在2003年之后，黑哨操纵比赛已经司空见惯了。比如，陆俊等人交代的几场问题比赛都曾受到严厉质疑和抗议，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中国足球的沉渣和浊流、疼痛与悲哀终于被2009年底以来的 “反赌扫黑”风暴逐一掀起。
2011年3月末，落网的“金哨”陆俊、“银哨”黄俊杰、周伟新等人的“现身说法”，将中国足球黑幕的肮脏链条抖搂在公众的面前。足球黑哨身后拖着长长的黑金链条，官哨、教练、球员、裁判、庄家、经纪人、赌徒、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等，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多年来他们在“保护伞”下，各守关口、分工明确、默契从容。
已经落马的足协前掌门谢亚龙写过一份“万言书”，道出了中国足球混乱的根源，首先就是体制—“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这个体制是官僚主义的短期行为与半拉子市场化的投机主义的“最坏的组合”，并发挥到了极致。
职业足球成为各省区市政绩和面子的棋子，同时成为地下赌场疯狂敛财的工具。“短平快”的急功近利主义主导了掌握生杀大权者的思维，“出线”压倒了一切，短期压倒了长远，但结果却总是倒在出线的大门外。这种体制，像黑洞一样吞噬了中国足球的所有活力和希望。天才进去木才出来，金哨进去黑哨出来，足球进去“中国足球”（假、赌、黑）出来。
作为这个体制的枢纽，中国足协长期以来是业内外人士嘲讽的对象。
因为，它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权力，又是联赛经营企业的绝对控股方，同时还是民间社团，横跨权力与资本“管办一家”。但若以这是“放任自流”、“职业化的失败”等为借口来遮丑，从而为曾经体制招魂，这不仅是忽悠全国人民，也有忽悠高层领导之嫌。
相反，不是职业化惹的祸，而是职业化得不够，畸形的职业化留下了权力和金钱无孔不入漏洞。
与此同时，中国足协主导的中国足球体制，向来具有举国体制的功利主义特征，却放弃了本该担负的长远责任（青少年培训计划）。中国足球才持续堕落至此，直到今天真的死去了。如今，最糟糕的是，这种急功近利已对中国足球造成了生态性破坏。
重建生态当需“举国体制”
由于急功近利主义的盛行，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问题是“最短的木板”，青黄不接，无才可选。众所周知，伟大的足球需要天才，而天才的诞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从娃娃抓起”，第二，要有海量的基数。人们常感叹，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难道就挑不出几个像样的球员吗？
殊不知，要看足球人口数而不是总人口数。比如，在意大利，足球人口与总人口比例为1/12；法国为1/15，荷兰为1/4，而北京为1/1500，上海为1/2000。如今，这个数字只可能更少，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说到底，中国的足球，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就是创造条件让“孩子方便踢，父母支持踢”，父母心甘情愿地支持孩子从事足球运动，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踢球的方便性来看，场地匮乏则是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的致命问题，就像一个没有游泳池的国家，不可能培养出游泳奥运冠军一样，匮乏足球场地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高水平的足球呢。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房地产运动的高歌猛进，城市的地皮“寸土寸金”，中国变成了一个“看到空地就想搞房地产”的国家，本来就不多的足球场地不但没有得到新建反而正在萎缩，看一下网上论坛里的抱怨，就可感受到那些爱踢球的孩子的怨伤。就拿北京市东城区来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学校拥有标准足球场，而且那还是美国人建的。
足球场地稀缺，自然踢球的门槛就高。这造成的一个局面是“喜欢踢球的孩子踢不起，踢得起的孩子不喜欢踢”。
从父母支持度来讲，那需要踢球是一个有出息、有前途的运动。足球是一项“投入多，周期长，回报慢，不确定因素多”的运动，并不是每一个投入巨资的孩子都能成为职业运动员，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被淘汰。对于家长而言，孩子足球生涯的中断意味着前期投入精力和成本的完全消耗。
至于中国球员退役后的状况，中国足球更是不容乐观，比如曾经叱咤风云的高峰，如今只能靠打野球为生，况且那些名气还不如他的呢。对此，知名足球评论员刘建宏建议推出企业联赛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之策。
踢球的进入门槛高、风险大，中国足球一场烂污的现状，以及运动员并不体面的前景，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足球梦。据统计，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2008年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只剩下38所；从青少年球员的数量看，在中国足协和中国各地方足协注册的球员总量是3万。
而在日本，只要孩子想踢球，门槛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日本足协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俱乐部中每一名拿工资的职业教练，都有义务“在一年当中教会一万个孩子踢球”。目前在日本足协注册的是球员是60万，与中国就是20倍的差距，而中国总人口是日本的10倍。
目前来看，当局认识到了这一点。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韦迪说：“中国足球组织体系的系统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系统进行重新改造，让它重新回到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轨道上来……
下一步中国足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修建更多的孩子们身边的场地，建立起更多孩子们身边的组织，就是小俱乐部，同时组织更多孩子们身边的比赛，真正让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城市内每周都有比赛可打。”
当然，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且需要巨大投入的系统工程，显然不能完全靠商业的市场行为来推动—王健林的三年5个亿投入在北京也买不了几个足球场的地皮，还必须要靠市长、省长乃至更高层的领导。这是“举国体制”最该着力也最能着力的地方，而不是过去的只顾联赛不及其余。
也就是说，当下需要的“举国体制”，绝非只是传统的业余体校体系的简单恢复—建几个基地、选一批孩子、封闭训练比赛，而是一种国民体育运动的普惠。旧式的举国体制即便能交出好成绩，也会如当下的民众面对中国的奥运金牌“数”一样，不会真的很高兴，因为这只是中国的体育官僚系统的官员为了制造政绩的“特供”。
王健林能做什么
2009年，王健林做客《小崔说事》时，谈到为何当年退出中国足球时说：“主要是制度有问题，管理足球的机构是官办的，它管理的事情是市场化的，似乎想让他按市场化来走，这个体制和市场化的运动存在很大的矛盾。管理部门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是很难调和的。”
王健林深知足球的弊病所在。正是基于此，他接受高层授意的回归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体制变革的期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访德时就曾强调过：“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
此前，《体坛周报》的首席评论员周文渊在个人博客上透露，中国足球将成立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将收购中超经营权的万达集团老板王健林将或者已经担任副组长。另一个副组长将是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而挂帅的就是国务委员刘延东。
挑战原有体制、重建游戏规则，王健林被寄予厚望。不过，在与中国足协签约合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出人意外地低调的王健林一再表示，万达集团只是一个赞助商，不会干扰中国足协的具体工作，不会参与中国足协的具体事务。
过去的体制为自身制造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变革的产生不可能在于一朝一夕。如果，王健林仅仅是止于赞助商的角色，那么他回归的价值也就止于公关的层面—重新唤起公众对中国足球的关切，而非能带给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路实质的推动。但是，我们显然也不能仅仅在商业的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王健林的回归。就在同一天，在北京出席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精英选拔赛暨中国足球希望之星赴欧洲留学启动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说，改革创新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打好足球翻身仗同样需要改革创新，“综合分析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优势，借鉴成功经验，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足球发展和管理的体制机制。”
那么，既有资深的足球阅历又有成功的商业经验的王健林显然是一个“市场机制”的化身。
如果说，没有新型的“举国体制”，中国足球难以解决“源头活水”，那么如果没有翻新的职业化之路，那中国足球也不可能跻身世界足球之林。只有“举国的归举国，市场的归市场”，中国足球才有真正的出路。分工才能协作，相离反而相成，非如此不可。那么，王健林应该就是“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较好结合”这个点上的关键角色，王健林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的“建议权”与“监督权”，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句套话。
虽然王健林一再强调“搞好了，我继续投入。搞不好，我只回归一次”，给自己留足了退路。但是，领导有“指示”，又有“愿望”，王健林已经无路可退，表面上的低调也许并不能遮住他内在的雄心。那么，“3+N”中的“N”也就很可能不等于“0”，而可以是无限大。这自然是虽然对中国足球绝望但仍难掩关切的中国球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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