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胡宗宪的人品

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突然出尔反尔，下达圣旨说：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一向没有人指责他的过错。

樊树志

徽州绩溪人胡宗宪，在嘉靖年间的官场，是一个颇为活跃的脚色。他的事功，无非是运用阴谋和手腕，置信誉和承诺于不顾，除掉了“倭寇王”汪直，以及他的同伙徐海、陈东、麻叶。而在皇帝心目中，在平定“倭患”方面，他似乎很有两下子。然而在当时和后世，他始终遭到非议—人品卑劣。近些年来，很有一些人想为他“翻案”，或者加意粉饰。其实大可不必，也无“案”可翻。

明末清初文人张岱的《石匮书》，为胡宗宪立传，说：概括他生平所为，有负于汪直，有负于徐海，而没有辜负朝廷，那么“其过当原，而其功亦当录”。结论是“功过相半”。即使这样宽容的评价，也难以掩盖人品的卑劣，张岱概括为六个字：“酒色及走权门。”

先来看“走权门”。为了平定“倭患”，嘉靖皇帝任命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同时任命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军务”。赵文华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党羽，在《明史》中与严氏父子一同列入“奸人传”。此人自以为有“内援”，后台硬，“督察军务”时恣意妄为，张经、李天宠不肯依附于他，唯独时任浙江巡按的胡宗宪对他死心塌地，互相勾结，极力排挤张、李二人。有的官员揭发，赵文华“视师数月，怙宠恣睢，百司震慑，公私财贿填集其门”。胡宗宪难脱干系。

当初赵文华执掌工部时，皇帝对于西苑新阁迟迟未建成，心生疑惑。一日登高，看见西长安街有新起的高楼，问是谁的住宅？左右回答是赵文华的新宅，工部的大木材被赵文华用来建造私宅，何暇营造陛下的新阁？皇帝很是气愤，后来听说此人视师江浙时，“黩货要功”等劣迹，终于在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把他革职为民。赵文华坐在回乡的船中，用手猛拍腹部，脏腑流出而死。赵文华死后，胡宗宪失去了“走权门”的路径，机敏过人的他，随机应变，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胡）宗宪失内援”，“思自媚于上”。所为“自媚于上”，就是把“走权门”策略改为直接“通天”。讨好皇帝的手法多种多样，一是不断地“献祥瑞”——草、白龟、白鹿之类，迎合皇帝痴迷于道教的心理；二是见皇帝醉心于道家的“采阴补阳”，进献十四种“秘术”（房中术），结果是意料中的—“帝大悦”。这一招真是灵验，不仅晋升为兵部尚书，还加上“少保”的荣誉头衔。

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说他的总督衙门“积银如山，众奸如猬”，“按兵养寇”，“干纪乱常”。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突然出尔反尔，下达圣旨说：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一向没有人指责他的过错。话锋一转，说出了惊人的一句：“今却加罪，后来谁与我任事？”结论是：无罪释放，回家“闲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胡宗宪感激涕零，连连称颂皇上圣明。

至于说到张岱六字评语中的前两个字：“酒色”，荒诞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有一篇“重臣狎妓”，专讲胡宗宪“酒色”之事。这一段文字，张岱在写“胡宗宪列传”时，全文录入，可见并非小说家言。为了不失真相，择要引用于下：

—“其在湖广，以烧酒强灌巡抚屠公，昏眩口鼻流血，复泣而手汤药解之。素自负嫪毐之具，醉倚坐肩舆中，以手磨弄之，东西溺舁夫及从官肩，咸掩目而笑，故自若也。”

—“其督浙师，破徐海，与视师赵文华等置酒高会，使其所掳（徐）海营妓十余行酒至畅。及夜分，裸而淫其所属意者。”

—“逸相（严）嵩之义孙锦衣卫都指挥使鹄，请告过杭，胡张宴于别院，大合伎乐。暮，荐具丽姝宿，鹄曰：‘令未有是也，为何？’胡曰：‘公难我乎？请为子先，’因亦拥一姝，与鹄对宿。”

—“钱塘女妓至多可数百人，胡少保宗宪开府日值，守令以下出迎春，俾张宴江馆。召织造太监、采木郎中李方至，时相（阁臣李本）李公子礼部主事元同饮。召妓女递进而观之，选二百人侍饮，使捧酒灸乐器之属……浮白歌呼，谑亵至不可闻。”

以上四则“酒色”之事，其龌龊程度，简直可与西门庆相媲美，如果不看王世贞、张岱的原文，一般人恐怕不敢信以为真。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如此评论胡宗宪：“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殊不知，侧身严嵩、赵文华而成功，也因此而身败名裂。严世蕃的党羽罗龙文伏法，御史前往抄家，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亲笔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作为内阁“票拟”发出。新任内阁首辅徐阶获悉此事，深感清除“严党”的必要，指示监察官员弹劾他“不法蔽辜”，皇帝下旨把他逮捕至京。胡宗宪自知难逃一死，在监狱中服药自杀。他的结局，咎由自取，没有任何冤屈可言，当然也就无“案”可翻。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