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神秘诗抄
据格瓦拉的友人回忆说，他会背诵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只要当面说出诗的序号，以阿根廷口音奏出的柔美诗句就从格瓦拉的嘴里轻快飞出。绿皮笔记本收录了不少聂鲁达的情诗，既有“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峰，白色的大腿”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句子，也有“爱情如此短暂，遗忘如此漫长”之类的感伤喟叹。格瓦拉是个真性情的汉子，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张伟劼
爱雪茄，爱诗歌，爱蓄胡须，
也爱美女，更爱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
我不爱做官，不是神马领袖，
我在古巴央行发行的钞票上签上“切”，
我是切•格瓦拉，
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
我斗胆为这位迷死人的革命英雄写了一段凡客体。满口仁义、慷慨激昂的致敬表达方式早已令人厌倦，也许假装媚俗倒能显得更真实一点。在这个疯狂复制兼疯狂消费的年代，切•格瓦拉不幸也沦为一种商品。他那戴着贝雷帽、凝视远方的著名头像出现在大街小巷无数小青年的汗衫上，他成为古巴旅游部门拿来吸引外国游客的一块招牌。但无论如何，当曾经的革命者们屈从于现实而患上阳萎，格瓦拉仍坚挺地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举凡气质超群的人物，总是有一些内在的东西的。装在格瓦拉脑中和肚子里的，不仅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诗歌。据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达回忆说，在行军途中，在大会小会的间歇，他只要一有空闲就拿出本诗集来读。格瓦拉在1967年于玻利维亚被俘后，军官们从他的背包里搜出的胶卷中，有一张照片就捕捉了这样一个瞬间：格瓦拉坐在一棵大树上，也许是在放哨，也许是在休息，捧着本笔记簿，不知在写些什么。
玻利维亚军官缴获的战利品除了12捆胶卷外，还有二十几张军用地图、一台早已失灵的无线电、两本工作手册和一本绿皮笔记本。工作手册就是后来曝光后引得洛阳纸贵的《玻利维亚日记》，绿皮笔记本则一直未公开于世，与其他资料一道被尘封在玻国军方情报部门的保险箱里。
直到本世纪，谜底在墨西哥终得破解：原来这个随格瓦拉行军打仗的本子抄录了巴勃罗•聂鲁达、莱昂•费力佩、尼古拉斯•纪廉和塞萨尔•巴列霍这四位西语诗人的作品，是格瓦拉自编并誊写的诗集。
我想，也许诗歌与革命是有天然的联系的。诗歌打破日常语言的秩序，革命摧毁不合理的旧秩序；诗歌以新奇的意象组合唤醒人的直觉，革命则以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复兴久远的“黄金时代”；诗歌和革命都意味着激情、热血，都超脱于现实世界：革命以诗的激情取得胜利，然而建设革命后的新秩序，则要靠论文式的理性了。爱诗的格瓦拉永远行走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不属于现实功利的世界。所以他早早地离去了，成为英雄、传奇，像不灭的火焰一样照亮理想。
格瓦拉自己也写诗，但鲜有发表。他的朋友帕尔多曾想把他的一首诗作刊登出来或拿去电台朗诵，格瓦拉开玩笑威胁他说，你敢这么做，我就把你给枪毙了。伟大革命家，并非一定是伟大诗人，但可以是诗歌爱好者。看绿皮笔记本收录的这69首诗，调性各异：伤不起的巴列霍、柔情缱绻的聂鲁达、击鼓长歌的纪廉和豪情万丈的费力佩。
塞萨尔•巴列霍，这个出生在秘鲁山区、流落在巴黎街头的悲催诗人，其作品以忧郁、晦涩著称。绿皮笔记本开篇就是他著名的《黑色使者》：生活中有如此强烈的敲击……我不知道！/像来自上帝的仇恨；在它们面前/一切苦难的后遗症/都在灵魂里沉积……我不知道！……
这样的诗句，断然是不能提振士气的。行军打仗，需要的是革命乐观主义，不是存在主义。难道格瓦拉的内心如此强大，可以抵御这种“小资情调”的侵袭？
我猜想格瓦拉是一个看破了所有成功限度的人。他不需要集体性的振奋来给自己的内心打气，他甚至不渴望成功，只是做自己。他的目标并非革命胜利，而就在革命本身。在拉美左派知识分子中流传一种说法：格瓦拉是堂•吉诃德，卡斯特罗是桑丘•潘沙。前者理想主义，后者现实主义。前者要不断革命，后者则留在一个海岛上做领导巩固革命政权。不可否认的是，格瓦拉的精神气质里本就有吉诃德的影子。1965年，格瓦拉辞去古巴政府的一切官职，准备去别的土地上干革命。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的脚根又一次感觉到了罗西南德的肋骨，我手持盾牌，重新上路。”罗西南德就是堂•吉诃德的坐骑。堂•吉诃德号称“愁容骑士”，拍着瘦马行进在卡斯蒂利亚的荒原上。
抛却一切功利因素进行革命事业，格瓦拉便也像吉诃德一样，轻装上路，内里却是一腔愁苦。这种愁苦是深入骨髓的，悲天悯人的，指涉的是存在、公义、解放之类的宏大命题。感伤、忧郁，是贵族的特质，格瓦拉因之具有了一般革命者难以企及的独特气质，尽管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反对寄生虫般的贵族阶级的。不闷在屋里，不贪图安逸，而当飘泊于世间，行动再行动。由此，忧郁转化为崇高，悲剧成全了英雄。
格瓦拉就义后，直到今天，仍不断有基督教团体举行册封仪式，将他奉为圣徒。有人甚至把格瓦拉称为“世间卑微者的新耶稣基督”。仔细想想，格瓦拉和耶稣确有不少相似之处：都爱人类，都是革命者；都曾深入民间给穷人治病；都被人出卖，然后就义，然后“复活”。有趣的是，在这本诗集里，就有西班牙流亡诗人莱昂•费力佩关于耶稣的诗篇。也许格瓦拉信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但正如西班牙哲学家古斯塔沃•布埃诺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在天主教文化中长大的人，即使“皈依”了无神论，其言行总还保留着天主教的印记。对于西方左派革命者来说，要找榜样，自然不会是陈胜吴广或梁山好汉；在人人熟知的《圣经•新约全书》中，就有最好的偶像：耶稣。在格瓦拉走出古巴战斗的年代，解放神学正在拉美勃兴，宗教与革命携起手来，要复活基督教原初的战斗精神，在大地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天国。根据解放神学的解读，耶稣不再是麻痹信众的泪汪汪的演员，成了最伟大的革命殉道者。且看收在绿皮笔记本里的费力佩所作《基督》：“基督，/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从一颗星上下凡/而是因为你让我明白/人有血，有泪，有愁……/还有打开光明之门的钥匙和工具！/是的……你教会我们，人就是上帝……/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可怜上帝，就像你一样。”
在旧约中，上帝是残酷的、高高在上的，而在新约中，上帝则成了仁慈的、为人民服务的耶稣。神在凡人之中，凡人亦可成为神。格瓦拉怀揣理想，坚持不懈地行动，从而接近神性。用萨特的话说，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立约，勾勒自己的形体，人就是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过程。人可以创造自己，可以拯救他人，那么人不也可以是神吗？
据格瓦拉的友人回忆说，他会背诵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只要当面说出诗的序号，以阿根廷口音奏出的柔美诗句就从格瓦拉的嘴里轻快飞出。绿皮笔记本收录了不少聂鲁达的情诗，既有“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峰，白色的大腿”，也有“爱情如此短暂，遗忘如此漫长”之类的感伤喟叹。格瓦拉是个真性情的汉子，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如此外表俊朗、情感丰富的男人，怎能不把少女少妇阿巴桑一网打尽？难怪要拍摄有关格瓦拉的影片寻主演时，必须找来像加西亚•贝纳尔或是本尼西奥•德尔托罗这样的超级人气巨星，才可以镇住场子。
可是对于革命者来说，男女情爱毕竟是小爱。绿皮笔记本中，更多的情诗是唱给美洲大陆和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也许，在更多的时候，格瓦拉是叼着雪茄烟随聂鲁达登上秘鲁马丘比丘高峰，望苍茫大地，或是随他深入时间长河，目睹印第安人反抗殖民者的血战图景，和独立英雄泪洒旌旗的悲怆影像。古巴诗人纪廉则从古巴混血文化出发勾勒美洲身份：非洲鼓点，吉他琴，白人祖父和黑人祖父……“嘛永贝—邦贝—嘛永贝！/ 森塞玛亚，蛇啊……/嘛永贝—邦贝—嘛永贝！/森塞玛亚，它不动弹……”这是用西班牙语唱出的非洲谣曲。格瓦拉的一大理想，秉承自玻利瓦尔，那便是实现拉美的统一，将肤色各异的拉美人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这种统一，并不意味着消灭差异，而是携起手来赶跑帝国主义，在追求美洲身份的同时保持各自的特色。美洲的魅力，正在于她的地理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用墨西哥教育家巴斯孔塞洛斯的话说，美洲将诞生出包容了所有血统、集大成的“宇宙种族”。为了这个梦想，为了大爱，格瓦拉远赴玻利维亚高原，带着他的诗集，气喘吁吁地行进在征途上，最终也死在了那里。
切•格瓦拉遗留下的绿皮笔记本是怎样流出玻利维亚的，至今仍是个谜。2002年，墨西哥作家帕科•I.泰波二世从朋友手中得到一包复印资料，经过比对笔迹后，他证实了这是格瓦拉亲手写下的文字。笔记本上的诗句大多没有标作者名字，有些耳熟能详，另一些呢，会是格瓦拉自己的诗作吗？
阅读此书的最佳佐料：一支古巴雪茄（吸烟有害健康），一杯兑上爱尔兰威士忌的咖啡或阿根廷马黛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