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的承前启后之书
可是，作者为何要“故意”列举那么多读者并不需要知道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介绍行军日志和君臣诏奏，为什么对明显不具决定性的事件也要详述来龙去脉？康无为苦思良久，终于想明白，魏斐德所以匠心独运，“编制”一种“针脚缜密，前所未见”的“独特的叙述文体”，是要用来“不断减缓历史的节奏”，让读者亲切感知兴亡易代之际的残酷、复杂与多变。
谭伯牛
1998年7月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对魏斐德（1937—2006，Frederic E. Wakeman Jr.）的专访，最末的问题是关于中美两国学者研究“文化”的差异，魏斐德答曰：“文化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你要解释一个现象，可以列出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几乎不可改变并且谁也不必承担责任的，就成了文化。至于中国的文化热，我想原因之一是‘文革’对文化的暂时中断；此外，文化是全球华人认同的最普遍的基础；再有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最大困难也可以归结到文化—‘体用’问题，如何吸收异族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阻止并支持自己的制度”（《谁出钱支援社会科学研究—访魏斐德》）。
这是历史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或许没能隐藏对所谓“文化热”的不以为然，不过已经透露了魏斐德研究作为“现象”的中国近代史的态度。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无疑有很多解释，然而，哪个原因才是那“最主要的一个”？魏斐德的师友与同行已经提出不少答案，如费正清、列文森以直观的“挑战-回应”标举的“西潮冲击论”，如芮玛丽、费维凯对保守主义充满复杂情绪的“传统障碍论”，如史华慈、萧公权、瞿同祖诸人细绎史乘后不无同情而揭示出来的“内在动力论”，如孔飞力强调中外互动的“民族觉醒论”，如柯文因反对欧洲中心观而创意的“中国中心观”，如余英时体贴入微而保持批判的“内在理路说”。那么，如果可以这么问的话，魏斐德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读他所写下的有关中国史的著述，似乎听到他委婉而不断地表明，近代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作为历史学者，“不必承担（这种解释的）责任”。他对史学的真切而一贯的兴趣，不在为近代中国转型提供一套解释性的理论，而仅在于“叙事”。当然，魏斐德的历史叙事不是通常意义的讲故事，而是“叙述和评论的相互渗透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成功的叙事不仅使遥远和混沌变得清晰明了，也具有解释功能”（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
康无为（Harold Kahn）对此印象深刻，他以魏氏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翁圣宬在其硕士论文认为这个译名未能准确表达此书的题旨，所言甚是）为例，说，此书充满繁琐的史实，无论篇幅之巨，包罗之广，还是细节之多，都令读者敬畏。“历史变得叫人透不过气，好像背上有一大堆人物，在他们被永远扔出史书之前，正苦苦哀求着读者聆听他们的最后一次倾诉”；可是，作者为何要“故意”列举那么多读者并不需要知道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介绍行军日志和君臣诏奏，为什么对明显不具决定性的事件也要详述来龙去脉？康无为苦思良久，终于想明白，魏斐德所以匠心独运，“编制”一种“针脚缜密，前所未见”的“独特的叙述文体”，是要用来“不断减缓历史的节奏”，让读者亲切感知兴亡易代之际的残酷、复杂与多变；若非采用这种叙事体裁—譬如，转用结构主义史学擅长的长时段分析型架构—读者将无由理解魏斐德提出的极其重要的概念：超越朝代更迭的“忠”。在满洲征服中国的过程，抵抗者受到残酷对待，汉族民众被屠戮，知识分子蒙受侮辱，然而，天下大定之后，清代皇帝却对那些忠于明朝皇帝的臣民褒扬有加，不论这些人奋起反抗“逆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誓死不屈从于满洲的铁蹄，甚而只是在狼烟四起之前在体制内与“阉党”作斗争。描述如此复杂的局面，需要“细密画”式的叙事文体，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体，才能勾勒出“忠”这个概念在特定时期是如何从“具有特殊性质的价值观念倏地被转化为具有普遍性质的信条，从而显示，国家乃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制度，不像朝代不免兴亡，而更具有超越永恒的价值”。魏斐德或许没有对清朝何以取代朱明作出终极解释，但是通过对“忠”的叙述与阐释，揭示了历时千余年犹能稳定传承的“中华帝制的无比韧性和十足霸气”（《三位史家以及对他们作品的反思》，载《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
早在三十余年前，魏斐德撰述个人第一部史学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就大致确立了这种叙事风格。其书介绍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广东地区包括中外战争、土客械斗、官民矛盾、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内的各种冲突，而能将这些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主题，则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魏斐德不同意通常将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简化为民族主义抗争的论调。不仅在广东人与英国人之间，即使在广东本地人与外省移民之间，同村与外村之间，同姓与异姓之间，甚至同一方言人群与其他方言人群之间，都出现了相同强度的暴力对抗，显然，“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而据魏斐德描绘的历史图景，官僚系统勉力维系具有“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性质的中华帝国的统一，然而，终究无能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有经过现代化转型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帝国“一旦崩溃，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做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参考李健民所撰书评，《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大门口的陌生人》出版后，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本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思想史著作。再后，仍然回归清史，出版了题名《中华帝制的衰落》的教科书。一般而言，教科书的写法不同于专著，读者似乎不可能从中领略魏斐德独特的叙事文体，然而，除了前面四章，全书尽管不无克制，仍然基本保持了魏氏著述的一贯风格。这或许是此书长期受到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
而自学术角度而论，此书另有胜场。在此前后魏斐德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思考，皆能从《中华帝国的衰落》找到痕迹。譬如，对华南地方史的特殊性的领会，令他能够简要说明“19世纪东方专制主义下地方主义的发展，及其成为现代军阀主义的演变过程”。学术生涯早期对太平天国战争的深入研究，令他了然于“同治时期儒家统治的复兴及其以民族主义者形式再现的过程”，而发轫于同时的“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展开的角逐”，也成为其书的重要线索。因为清史教科书必须写到清朝之覆亡，他自然要从革命的果进行反推，而正是在此探索过程中他得出了近代中国“国家权力对于社会进程不断渗入”的总结（前揭“忠”的发明可见一斑），从而不仅通过《洪业》，也通过对1950年代以前上海警察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可信地阐明了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主题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魏斐德《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还可以魏氏之书与《剑桥中国史》的清史部分略作比较。黄宗智认为，大陆学者在1980年代对剑桥清史推崇太过，其实此书“只能算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第一代的官方史的结晶品”—意即费正清主持编撰的建立在“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基础上的稍嫌过时而又缺乏指导意义的教科书。在以珀金斯、施坚雅为代表的具有“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特色的第二代学者，以及魏斐德参与创导的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研究”为特色的第三代学者看来，剑桥清史对大学本科生而言，“分量太重，过分琐碎”，兼因成于众人之手，不论文体与内容，都不能前后连贯，而对专业学者来说，其书“又不能深入，未达到专著的水平”。因此，在美国的影响，反不如在大陆这么大（《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中华帝国的衰落》没有黄宗智所举的弊端。只是，成书三十余年后才在大陆出版，其书故有的针砭之效与先见之明，在学术日新、学风已变的时代，那些内容历劫不磨，那些说法或须商榷，犹待评估。然而，此书是魏斐德学术生涯承前启后的关键作品，也是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的重要作品，必将长期在学术史上保持价值。至于翻译校对之不能尽善，则犹有待于未来再版的订正，庶能告慰作者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