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热议，垃圾焚烧那些事

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仍在发酵。从宣布重新选址，到公开五个备选地址，再到接访日前公布规划流程，每一个宣布消息的时间节点，都掌握得刚刚好。目前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水面之下却隐藏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广州

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仍在发酵。

从宣布重新选址，到公开五个备选地址，再到接访日前公布规划流程，每一个宣布消息的时间节点，都掌握得刚刚好。目前为止，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水面之下却隐藏着一场暗战，各方力量依然在博弈。

选址住宅区 不得再议？

时间倒回2009年，这一年，住在广州番禺华南板块的居民发现自己家门口即将建起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二噁英，是被世界公认为一级致癌物的“世纪之毒”。

尽管广州市政府努力举证，说明焚烧厂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绝无污染，政府不会制造一个新污染源”，但居民并不愿轻率相信，上网，查资料，调查……作为广州新兴房地产的集散地，番禺华南板块的大部分小区业主，是广州城内的白领，他们懂得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权。

很快，他们搜索到在广州另一头的一个“癌症村”—李坑。而就在李坑村民的身边，矗立着一座大型的垃圾焚烧厂。

指针继续倒回，来到更早之前的李坑，便会发现，那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片段，如今仍然隐约投射在番禺焚烧事件的阴云当中。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数字“五”，是这两个事件的共同点之一。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于1993年立项，筹备办由当时广州副市长戴治国牵头组织工作，直到2002年才正式展开建设。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到，一篇题为《广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硕士学位论文，披露了李坑在8年多的筹备时间里，五易其址的过程。记者了解到，论文作者林进略现为李坑焚烧厂负责人，同时兼任佛山威立雅垃圾填埋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1994年初，广州市规划局和国土局同意征用大坦沙岛东南端坦尾村东侧为焚烧厂选址，原因是此处邻近珠江，可保证焚烧厂冷却水与补充水的来源，但是，由于白云区政府和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而后，在广州市规划局的建议下，选址改为大坦沙岛另一侧，当时为市日杂公司仓库所在地。后由于用地问题涉及商业部门，商业局强烈反对，导致再次流产。

第三次选址，项目筹备办又将目光锁定在大坦沙西北边一块原环卫局堆填垃圾的地方，然而却遭到了规划局的反对，理由是此处已规划为住宅区，不同意更改规划。

原计划1995年动工的垃圾焚烧厂，因为选址问题一再搁置，使筹备办十分头疼。该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戴副市长一锤定音，决定本项目选址在大坦沙西北面，各部门不得再议。”

1996年10月，规划局重新修改大坦沙规划，扩大了占地面积，对新增土地重新开始征地工作，至此，经历了四次变更的焚烧厂选址，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本已选址大坦沙岛的焚烧厂项目，最后为何又迁址李坑？

原来，大坦沙岛隔岸便是当时的南海市黄岐镇，1997年始，南海市政府和人大代表便多次发函至省、市政府，反对垃圾焚烧厂在对岸建设，要求改址。广州市环保局多次出面协调，同时向南海市政府提供了环评报告，都未能得到同意。到1999年初，其中的6名省人大代表，更是专门约见了副省长汤炳权，坚持反对焚烧厂建设的意见，态度强硬，最后，“为了不影响两市之间的关系，1999年11月，广州市政府决定本项目迁址，重新选址白云区龙归镇（现太和镇）的李坑。”

自此，五易其址，广州第一座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终于正式落户李坑。

下一个李坑是谁？

此次番禺区公布的五个垃圾焚烧厂选址，同样备受争议。

大石会江村作为最早的选址，也是反对声音最强烈的选址，2009年“焚烧门”的首战告捷，为此次重新选址铺垫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同时会江村附近的规划为番禺区商业重点发展区域，也是会江村反对垃圾焚烧的有力理由。

而榄核镇、沙湾镇和大岗镇这三个选址，则分别与顺德接壤。沙湾镇西坑尾靠近顺德碧桂园小区，榄核和大岗临近顺德行政和经济中心大良街道和容桂镇，因此顺德区政府重点项目“南方智谷”或将受到影响。为此，佛山顺德区环保及城管部门派员赶赴广州番禺区，按照2009年签署的《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建立了环保专责小组联席会议，称焚烧厂选址不能由番禺单方面决定。

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据公开资料显示，顺德曾于2002年计划在五沙建垃圾焚烧厂，由于靠近番禺大岗，番禺方面通过广州市政府提出反对，顺德最终撤下了该项目。

接连有了两次“不影响两市之间的关系”的例子发生，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在公开场合也表示，广州一定会慎重考虑兄弟城市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五个选址中，东涌变成了最危险的选址，有媒体评论直指，“东涌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李坑？”

4月25日，是广州市公布焚烧五选址之后的第一个城管委接访日，接访现场人头攒动，但秩序井然。上访的人群分为两拨，一部分是大石会江村周边的居民，另外一部分是东涌镇村民，记者未见到其他三选址的居民。

显然，经过了上一次的维权，会江村居民更有准备，带齐证件和材料，顺利进入接访现场向城管委领导发问。

而到场的东涌镇村民队伍虽然有80多人，但因为大部分人没带身份证，最后得以入场的只有六七人。他们分别提交了一份意见收集，和一份长达22页的签名名录，封面上赫然几行大字，“誓死反对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东涌镇三沙村”，共有818户村民代表，在上面签字，并按下指印。

这些说不好普通话的村民代表，被安排向能听懂方言的、番禺区城管局分管垃圾分类的领导负责人说明情况。他们一再强调东涌镇为无公害蔬菜基地，农作物直接输入广州市场，毗邻的沙湾水道为珠江入水口，一旦受污染，将祸及整个广州乃至珠三角。

临走，六七名村民代表仍不死心，一再邀请坐在对面的领导去东涌镇走走看看，自己家乡风景很秀美。

誓死保护家园

当记者说要去东涌镇看一看的时候，村民代表打来两次电话，询问可不可以帮忙叫多点媒体同行过去。“很少人过来这里采访。”他说。

雨天，反焚烧横幅挂在路边，不久就被当地派出所人员摘下。挂上，又摘下。

横幅所在的位置，是原三沙村一座小型简易垃圾焚烧厂，1993年便存在于此，去年亚运期间，为确保空气质量达标，这座令村民头疼的焚烧厂关闭了。

村民认为，和李坑的情况相似，自从有了这座小焚烧厂，村里因癌症去世的人数每年都在上升，且多为青壮年。已经连续好几年，村里找不出体检合格的适龄青年入伍。

“亚运的时候这里关了，大家都很高兴，空气都不知好了多少，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又说要盖个更大的。”村民代表梁先生叹息道。

村民在上交到城管委的意见收集中表示，即使三沙村入选选址，村民也不会同意征地条件，同时会采取上路拦路等偏激行为加以阻止。

“如果最后环评报告通过了呢？”

“不会同意，这关系到子子孙孙的未来！”大雨中，背着孩子的女人，披着雨衣的男人，年过八旬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过来声援的青年，人群越来越多，聚集了接近上百人。

“有专家过来考察过选址吗？”

“没有看到过，不知道选出这个地方的依据是什么。”人人义愤填膺。

4月22日，离城管委接访日还有三天时间，番禺区规划分局及时公布了焚烧厂备选点的产生、审批程序。

先由区城管局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广州市番禺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2010—2020)》(下简称《规划》)。《规划》初稿完成后，产生5个垃圾焚烧厂备选点供市民和人大、政协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对5个备选点进行规划环评。之后将人大、政协、市民的意见汇总后,连同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供专家论证会进行最终评审、论证，完善后形成《规划》报审稿，送区规划分局组织评审，然后送市城管委审查、出具审查意见,最后报市规划局审查、审批,按相关程序纳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统一管理,确定垃圾焚烧厂选址。

公开的审批程序中，5个选址是通过何种方式推选出来的，始终未能提及。

神秘的内部环评

然而从一份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民众对环评报告并不信任。

2009年底，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通过对大石会江附近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8.4%的受访者表示，就算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环评，也不信任此结果。他们要求召开听证会，组织国内外权威专家重新审议，并要求公开发电厂建设核心数据。

居民的担心不无道理。据环境保护部在2010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一次对环评机构的抽检中，75家被抽查的环评机构，30家出现了质量和管理问题，比例高达4成。

律师高尚涛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团队中的一员，从业以来多负责环境维权诉讼案件。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环境诉讼案件取证难，是最大的障碍。哪怕作为律师，要获得一个项目的环评资料，都经常遭遇阻碍。

“在国内，环境诉讼连立案都有困难，我们将资料提交法院，得到的结果经常是不予立案，法院有时候甚至连书面理由都不给，不予立案，就是不予立案。”高尚涛很无奈，他表示，其实国内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已经很完善，但整个大环境却是，虽然有法可依，但却不一定是有法必依。

“环评不透明是引发公众质疑的关键原因之一。”为环保事业奔走多年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公开对媒体表示，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环评是一个纯粹技术的过程，缺乏公众的参与，整个流程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最终形成的环评报告也不对社会公开。

前不久，投资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因为环评报告存在缺陷，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建设方不得不暂时停工，重新进行环境评估。然而在国内的环境诉讼个案中，如香港东涌老太一样，能在环境侵害行为尚未现实发生就得以纠正制止的案例，实在少之又少。

垃圾处理系统之困

4月24日，刘立超从武汉来到广州，目的是向广州城管委推荐自己的公司，寻求合作机会，他所经营的公司经营内容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我看到新闻说广州市在4月1日出了个垃圾分类的文件，觉得可能有市场，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来之前，刘立超满怀希望。4月25日，广州市城管委接访日，刘来到现场，把公司资料和自己的名片摆在了分类处的接访桌面上。

“第二天，分类处的负责人就接待了我，我承诺可以帮助广州市政府解决百分之多少的减排任务，他们表示很欢迎，也认可我的处理方法，但我一提到希望政府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他们就摆手说不可能，不予回应了。”

刘立超感觉到既失望又困惑，来广州之前，他以为那份推行垃圾分类的文件会让这个地方与其他城市与众不同一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民间的垃圾处理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完全不用政府操心。”在刘立超看来，只需要放开权限，让利于企业，自然会有大批企业入驻垃圾分类领域，垃圾资源化回收，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后，刘立超走出城管委，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

一位行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垃圾处理企业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效益模式，利润得不到保障，同时政府的扶持几乎为零，让民间企业走得小心翼翼。“我们是在夹缝当中生存，”刘立超说。

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在这条路上前仆后继，最终存活下来的，就像找不到组织的游击队员，只能孤军奋战。另一边，与这些散落在民间、逐渐被边缘化的垃圾处理企业不同，国营企业通过政府政策得到的福利，则大有发展空间。

官方立场

时至今日，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仍然是垃圾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2009年底的番禺垃圾焚烧风波，有媒体曝光承包广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日集团每天可获得的垃圾处理费补贴是168万元，全年累计超过6亿元。因此，拥有25年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经营权的广日集团，仅垃圾处理费补贴，就可获得150亿元。

2010年，广州市城管委在回复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关于《为生活垃圾分类做好配套工作》的提案中表示，已筹集1500万购置垃圾桶，另有1000万资金用于分类宣传工作。然而，对比垃圾焚烧项目，这点投入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7.5亿，二期仍在扩建；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番禺垃圾焚烧厂，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预计将投资9个亿。

“如果投入分类工作，就要让利于企业，到时候可以焚烧的东西也剩得不多了。我们等于是在城管委的嘴里要饭吃。”刘立超感慨。

事实确实如此，记者注意到，李坑项目投产之前，运营公司和环卫局签订了垃圾保量合同，保证有足够分量的垃圾可以焚烧。

4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通知，批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等1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将垃圾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坚持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意见》的重点内容之一。

同时，《意见》还指出，对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要追究地方和领导责任。

4月25日，城管委接访日，时间已过正午十二点，来访群众仍然在向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追问。垃圾分类何时全城推广？民意通过何种方式公布？李坑焚烧厂有害物质监测为何不能定时向民众公开公布？经营过程中，承包焚烧厂项目的公司可不可以运用市场退出机制进行换血？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曾经公开应允的，75%的周边民众不同意，焚烧项目便不会建设的承诺是否还有效？

而张建国的答复颇为有趣。“谭书记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回去核对一下，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民意公布的渠道都有啊，你没有看到而已。”“李坑焚烧厂的监测数据一直都有，你可以自己去那里看看。”

虽然失望，但刘立超对记者说，5月份还会再来广州。越秀区的城管局应允协助他做一小块区域的垃圾回收处理试点，以此试试他们的公司产品，但仍然不会向其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

实习生李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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