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离的意义

廖伟棠
 
我在香港信报的评论专栏“出离岛记”突然被停。十个月前开此专栏，名之曰“出离岛记”，我对编辑解释为两重意思：一则走出香港这个“离岛”去看华文文化艺术圈万象，再反顾此城，可为鉴；二则“出离”乃“出离愤怒”之出离，超越之意，我素来主张超越狭窄的“我城”思维，于世界整体中思考香港位置。不过没想到最后得到的是“出离”的本意，佛家所谓涅槃也。

上个月在台北与朗天、张铁志对谈两岸三地的文化批评现状，言及香港时，我用一部电影名字开了个玩笑：情非得已，生存之道。在香港以文化评论为生，开始时绝大多数是情非得已为了生存，因为在香港的报刊生态中，原创远远没有评论有市场─作品只能走出版渠道而不是媒体发表渠道，但评论又没有介绍和采访有市场，所以最后的面貌非常奇怪：读者看得最多的是对某一作品的简单介绍和解读，对整体现象的宏观纵论罕见、深度挖掘罕见，作品本身则要等读者看过作者访问或名家推荐才得以一顾，本末倒置，人不以为谬也。

但又有一些坚持的评论者把评论修炼为道，以书写一篇创造性作品的严谨和创意去书写评论，评论作为一种文体的自足自主性方才确立。在香港存此心的写作者不少，严肃如马国明、陈云、安裕、叶辉、梁文道、胡恩威等，嬉笑怒骂如迈克、邓小宇者亦不乏其人。惜乎一般的报刊读者似乎并没有看重他们创造性的一面，不理解现代评论重要的是如何评，而不是评什么。在这种简单化的需求下，编辑自然也宁愿评论变得资讯多样化，而不是让同一个现象遭遇不同方式的深度剖析。我曾笑言，这和香港的旅游出版一样，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旅游实用指南手册，而不是独到的游记，阅读评论者只希望按图索骥、立马分优劣，而不是细品良驹之中的各各不同。

这和大陆台湾都很不一样。仍以旅游出版为例，大陆有《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文明》、《西藏人文地理》等等不胜数的深度知识刊物，台湾至今也还能让《经典》这样的以长篇图片故事主打的杂志生存，而香港除了一本以大陆作者和大陆读者为主的《中国旅游》之外没有一本类似的刊物。香港的游记作家只得北求于内地杂志，因为香港一个旅游记者或者一个资料收集员就能取代作家的位置了。大陆的评论性报刊多到难算，香港亦曾经有《打开》、《青文评论》、《E+E》、《文化现场》，但都昙花一现，香港的评论家除了北上出书演讲，就只有觅一短小专栏栖身，所以香港专栏文化发达也有其原因，因为许多能做大块文章的人均潜龙于此，施小技而获长安，何乐而不为？

香港报刊的专栏评论因此有快、准、狠之赞，却失之短暂、拘泥和无余味，许多文字若再放一两年结集出版便已经索然寡味，时效性扼杀了评论作为一种文体的自足美学。言论内容的尺度，香港比两岸自由，言论舒放的方式上，却是两岸远胜之。我想这也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极大关系的，不是编辑之过。内地读者喜欢被挑战，阅读如跟作者辩论，机锋处处最后精神得到许多操练，但久之易成为一封闭生态圈，读者把作者逼成所谓“意见领袖”、“青年导师”，亦殊为可怕。台湾奇特之处在于评论家大多有文学背景，常是文采斐然，读一篇评论如欣赏一场表演，想也是民国文人传统，唯需小心之处是评论变了炫技、阅读变了观众喝彩。

其实评论，归根到底是反观自身。写评论若是出离岛记，关键词仍是这个岛，香港是岛，台湾也是岛。评论者出离，岛在记录自身。近年最欣见的莫过于野评论、草根评论、微评论大行其道，读者能抛弃“意见领袖”和“青年导师”的时代正在来临，人人皆有其意见则领袖不须存。以新的传播空间微博为例，人们将慢慢意识到在这里不只是要看名流表态或者明星作秀，更应该看看身边那些先醒来或者正在醒来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得不说的话告诉彼此。这个岛因此可以众声喧哗，那个岛或又可以从长久喧哗中沉静片刻思考过去未来，皆是可喜之事。

人评亦评，人止我进，人行我止，文字当从容如此，尤其在这掌权者力图把它变得局促的时代。过去的好几代才人，都把精力的过半耗在与时代、国族问题的死磕上面，涅槃之后却绽出奇葩，我辈当凝神采摘之。

作者系知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