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的中国和《明夷待访录》
严搏非
彼得·海斯勒是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一位做中国观察的西方作家，上月，这里终于出版了一部海斯勒的作品：《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这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去年的上海文学节原本海斯勒也在邀请之列，据说就因为他的这本《寻路中国》，使得他没能获得中国的签证。然而仅仅半年多过去，“Country Driving”的中文版《寻路中国》出版了。
彼得•海斯勒成为有影响的中国观察作家是一件有点意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汉学或中国学的学术背景，他的写作不涉及任何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或思想人物，他只是长时间地跟踪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却获得了比之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们更为准确的关于今日中国的直感。在海斯勒另一本尚未译成中文的作品“River Town”中，有一段以海斯勒的方式解释中国问题的描述，他说：“由于这种（中国）传统的集体思维方式，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受到对个人的看法—是我所了解的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差别。对于福林人来说，对于自我的感受，大多是由外在而来的，你是通过别人看你来确定自己。这始终是儒家的目标：通过别人来定义自己。她是某人的女儿、妻子、母亲。每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这对于保证社会的和谐是很好的方法。但是一旦这种和谐被打破，缺少个人身份就使得将社会重新组合起来变得很困难。看上去，似乎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内在的价值来有效地帮助人们熬过艰难的世事，你的自我身份来自于群体，一旦群体瓦解了，或者群体不认可你了，个人就会瞬间瓦解。”
看上面这段话，你很难想象出自于一个未受过中国研究训练的作家，海斯勒敏感地意识到了今天中国的最重要问题：许许多多个被历史转型从传统秩序中甩出去的、又无法定义的个人，他们找不到精神和价值的抓手，而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新的信仰和政治的、权利的个人。它构成了经济高成长下奇特的中国精神图景。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人意料地登上了本周的销售排行，尽管只是学术书榜。此书虽是中华书局的新版，但早已是老书，若说因为它契合了当下的某些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寻觅的思想资源，那今天早已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各种思想著作，这样的猜想肯定是无端的。于是，《明夷待访录》的这一次上榜，便只能归之于偶然了。但此书却确实曾极大地影响过晚清的维新、革新人士，振聋发聩，成为他们反对专制、拯救民族、求取新生的思想武器。当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将此书节抄，印了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距今已近四百年。了不起的是，这部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近100年的著作，独立地在儒学内部推出了“民权”、“议会政治”、“舆论监督”以及“反对君主专制”等一系列十分“现代的”政治原则。而这里的关键是：它是从儒学内部推出的！这意味着，儒学的发展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分叉，它的内部存在着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治的逻辑，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认知，对于我们今天分辨各种“中国特殊论”的奇谈怪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学生，在哲学上一直遵从刘宗周的思想纲领，他们所做的都是对张载“气论”的发扬光大。那么，为什么由“气论”而来的哲学前提可以推出《明夷待访录》中几乎是现代的政治原则呢？金观涛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对这段思想史有过极为深入的叙述，我们下面所说，即得自观涛先生的叙述。
在程朱理学中，规定宇宙秩序和人际伦常的是“天理”，它是永恒的，君臣关系也由此而不可易。但在心学中，人伦关系是由良知推出来的，而良知的合理性则来自于人之常情的合理性，由于“孝”是最接近于人的日常感情的，而“忠”则不是，因此，尽管心学高度强调将人的道德感外推到社会层面就是“忠”，但这里已经蕴涵着“忠”与“孝”不等同、不同构的可能性。等到了张载的“气论”以后，情况就更不同了。因为“气”有着物质（道德载体）的含义，一旦把人的道德感情看成是某种气，从“孝”推出“忠”就必须依靠物质上的联系。显然，父子之间有物质（血缘）的联系，而君臣之间则无，于是，黄宗羲就从一个坚实的哲学前提出发，反对忠孝同构，提出只有父子关系是不变的，而君臣关系是暂时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衍出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人民权利，并进而提出监督权力的思想等等，《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系列现代政治原则，均由此前提而来。
然而，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气论”的思想并不是黄宗羲个人的，亦即它并不是偶然的和独特的，它是宋明理学第三系的、被明末士大夫广泛认同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儒学中出现的这个思想分叉并非偶然。但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思想必须转化成历史实践才有可能成为“重叠共识”。明末的外族入侵中断了儒学原有的发展线索，《明夷待访录》也因其反对君主专制被清廷查禁，中华民族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精神解放被终结了。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为争取“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努力。
在本月推荐的新书中，《新媒体事件研究》值得注意。这是本由香港大学研究传媒的学者主导的、关于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引发的公共事件的研究，由10个报告组成，涵盖了内地、香港和东亚的一两个国家，差不多就是近几年这些地方新公民运动的形态研究，很值得参考。这些新媒体事件的频繁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降临，我们还不知道它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但可以确定的是：原有的新闻体制已经轰然倒下。任何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绕过新闻体制发布你的意见和声音，一项新的政治权利已经无须批准地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