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东，N种书写
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很伟大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被这个民选首相吓坏了。他们认为，如果任由莫萨迪这么“胡作非为”地进行民族自立革命，整个欧美的利益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剥夺殆尽。同时，伊朗所带来的革命先例也将被整个中东所仿效，如此一来，英美在此地的长期经营将颗粒无收。他们派出间谍，暗中联系被放逐的国王和一批在民主选举中落败的将军、王公贵胄，于1953年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政变。
连清川
对于中东的新闻，人们至少是中国人已经许久处在失去想象力同兴趣的境地。媒体中出现的中东，永远是冲突—自杀式炸弹—死亡人数—谈判—戴维营这样几个关键词。偶然有关于中国石油或者是中国石化在中东的动作，对中国人而言，已经有关中东的最亲近表达了。
埃及革命，使久已对中东春梦了无痕的中国读者，多少激发了一些兴致。这其中包涵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元素：革命、独裁者、facebook、英雄……不过，这多少也是看热闹的心态和一种望洋而兴叹的心情。当故事的高潮发展到穆巴拉克黯然挥别，而卡扎菲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占据国际新闻头条的时候，情形多少已经变得有些无聊：激情已经结束，惟剩遥远陌生土地上的一场不知胜负的内战—还不如身边的限购二套房政策来得风云激变。
对于何为中东，学界曾经貌似无休止地进行过“一个针头上能够站立几个天使”式的争论，中东是否应该包括北非，还是仅是阿拉伯国家或是伊斯兰教国家等等。另一方面，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这样民族英雄式的权力传承，却从来没有顾及过这样无聊的争论。对于他们来说，权力与国家，才是所有一切的焦点。
即便按照中东的标准来计算，埃及都已经算是一个足够幸运的国家—虽然有人命的祭礼，但是他们还是兵不血刃地解除了穆巴拉克的权力。与之相比，伊朗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前《纽约时报》记者斯蒂芬•金塞（Stephan Kinzer）所著《都是国王的人》（All the Shah’s Men），叙述的，就是伊朗历史上的一次意外政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礼萨•汗将军推翻了前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这当然不过是一次朝代更替，之后汗被英国驱逐，客死异乡。1946年，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收拾旧河山，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1951年，民族英雄、伟大的穆罕默德•莫萨迪通过选举登上首相位置。这是伊朗历史上自古以来最为公平的一次选举，也成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公平选举。莫萨迪彻底把国王放逐到王宫里，开始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立革命，其中包括国有化英国人所占据的油田。
悲剧的是，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很伟大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被这个民选首相吓坏了。他们认为，如果任由莫萨迪这么“胡作非为”地进行民族自立革命，整个欧美的利益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剥夺殆尽。同时，伊朗所带来的革命先例也将被整个中东所仿效，如此一来，英美在此地的长期经营将颗粒无收。他们派出间谍，暗中联系被放逐的国王和一批在民主选举中落败的将军、王公贵胄，于1953年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政变。最后，民选首相在枪口之下处于被软禁状态，民选政府解散，国王重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
随后，重新掌握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开始强行推行蔑视伊斯兰传统、崇尚西方的世俗化改造。在一场场宗教镇压和失败的经济改革以及国王极度浪漫而奢侈的个人生活中，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变成了延续至今的政教合一国家。这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两伊战争、石刑处死妇女、街头抗争、核武器迷踪。
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家或中东在西方世界的代言人。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曾经是。他不是一个政客，只是一个学者。他最为人所称颂的作品，是代表全人类发言的《知识分子论》。这个祖籍巴勒斯坦的学者，曾经写过中东三部曲：《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遮蔽的伊斯兰》（Covering Islam）。
“遮蔽”一词本身是一个颇具双关的概念。萨伊德善于利用西方的语言反击西方的观念。Covering的词义中，作为新闻专业术语是报道；而在普通语义中，同时意味着遮蔽。所以，Covering还完全可以阐释为：用报道来遮蔽。
《遮蔽的伊斯兰》尽管是一部非常学术的著作，但其微言大义却已图穷匕现：用西方的教育、观念、视角、语言、逻辑、哲学所武装起来的西方记者们，无非通过西方的体系，来解读和报道中东（或者东方），想象东方，遮蔽东方。“我主张没有纯粹而简单的伊斯兰这回事，有许多穆斯林和不同种类的对伊斯兰的诠释……总有一种倾向要把他者加以同质化，转化成单一的事物，部分是出于无知，而且是出于恐惧。”
自认边缘人、没有祖国的萨伊德，并没有从一己、一民族的角度出发去控诉西方，而是冷静地指出，西方对于中东乃至整个东方的研究与公众认知，都存在方法论的根本缺陷。因为他们所站立的脚跟就是西方的传统。
与萨伊德针锋相对的，是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权威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就像萨伊德所直接指出的那样，刘易斯从一开始，就充盈着WASP（white-anglo-saxon-pro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式的偏见。刘易斯的骨子里暗合了萨缪尔•亨廷顿那种“文明的冲突”的论调。他的作品《到底哪里出了错：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成为整个西方对中东鹰派的教科书。书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中东在历史上、宗教上和文明上，是缺乏对于人类的普世价值（当然，是他所理解的WASP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可能性的。而“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是西方的，是西方的文明规定着现代性”。假如把这种论调翻译成前总统布什的语言，那就是“We will prevail（我们必胜）”，或者说，只有十字军才能拯救中东。
瞧！我们经常迷失在专家的诉说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中东既可以是一种历史概念，也可以是地理概念或者政治概念—只是从来不是人的概念。对于凡俗之人来说，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的确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是，中东人的生活到底如何？他们如何举行婚礼？他们的爱情乃至性生活有何特别？他们到底为何能够那样沉迷于宗教之中乃至于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再顾惜？
V.S.奈保尔（V.S. Naipaul）是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职业是小说写作。他写过两本关于伊斯兰的书：《在信仰者之间》（Among Believers）和《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前一本讲述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后一本则是记录1998年他的重返。虽然在中东地区中，他只写了伊朗（在他的概念中，伊朗是一个被伊斯兰教化了的国家，而阿拉伯则是伊斯兰的起源），但他做到了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深刻描摹，描摹出在一个宗教革命中激情四溢的国度中，人民如何谋生、爱财、远离政治、贪小便宜……
许多人认为奈保尔在回应亨廷顿，我却认为他在回应萨伊德。在宗教性极强的国家和地区里，在西方普遍认为被严重同质化了的人群中，当然有虔诚的穆斯林，有极端主义者，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充当人体炸弹；但也有和平主义者，每天祈祷一个安静的世界；还有世俗庸碌的人，没有信仰没有政治，一日三餐中修渡自我；亦还有普世价值的拥戴者，每日希望西方的阳光普照大地。
每片土地都是如此。
All the Shah's Men—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
Stephen Kinzer 著
Tantor Media 出版
《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Edward W. Said 著
Vintage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