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伟格：以魔幻风格梳理对台湾乡土的困惑

样的新派风格使童伟格被誉为台湾“新乡土文学作家”的佼佼者。获得“红楼梦文学奖”的台湾作家骆以军甚至将童伟格的小说媲美于俄罗斯的塔可夫斯基和以色列小说家奥兹。

童伟格：1977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硕士后就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博士班。作品《王考》曾获第二十四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第二届台北文学奖，《西北雨》获2010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考》，长篇小说《无伤时代》、《西北雨》及舞台剧本《小事》等。

2010年12月10日，2010年度台湾文学奖揭晓的当天下午，台湾作家童伟格坐在位于台湾淡水的公寓里修改次日文学与写作课程的教案。童伟格甚至忘记了他的作品《西北雨》进入了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的候选名单—此次台湾文学奖的奖金总额为180万新台币（约合39.8万元人民币）。直到几分钟后，印刻出版社的编辑来电，祝贺他获得了长篇小说金典奖。

“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得奖了，”童伟格回顾起那一刻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反而周围的人都比我更开心。”对于获奖作品《西北雨》，童伟格坦言，“它获奖我很意外， 因为《西北雨》出版面世后， 我发现它其实很难让人读完。”

33岁的童伟格头发却已泛白，平日里说话并不多，甚至有些寡言。但对于文字，写作起来却“有种淋漓尽致的痛快”。从获得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的《王考》到《无伤时代》再到《西北雨》，童伟格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和乡村的故事，但他的风格却为台湾传统乡土文学带来新特色。他的故事并不走传统的道路，他在小说里让西方魔幻风格自由出入于乡土题材的小说，在灵光乍现的碎片中穿梭现在和过去，意识流的写作文笔带动了台湾乡间特有的细腻的山村春芽和氲氤的海岸波涛。

这样的新派风格使童伟格被誉为台湾“新乡土文学作家”的佼佼者。获得“红楼梦文学奖”的台湾作家骆以军甚至将童伟格的小说媲美于俄罗斯的塔可夫斯基和以色列小说家奥兹。

面对丰厚的奖金，童伟格并没有多想，“用作生活费吧，再支持几年的写作光阴”。他笑着，声音听上去有点涩，“还可以买多几本经典书，让学院的同学们多讨论一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历时五年回看故乡

“《西北雨》这部小说花了我五年的光阴。”谈起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五年时间，童伟格依然觉得恍惚。

初次见“西北雨”这三个字，是在小说家袁哲生的《天顶的父》里，书中描写了一个小婴儿对怀抱其行走的、后来骤逝的父亲“真实却稀薄”的印象。“也许，正是因为真实的稀薄、个人哀伤的退位，让这设定在多年后的虚构回忆，在小说家的书写中，静静流转出更为盛大而恍然无伤的世界光影：糖厂的蒸烟升成棉絮云；棉花人与棉花狗从天边无声走过。”童伟格用诗意的语言去评价这部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

到了2004年的夏天，他决定动手写作自己的一部长篇，他选择了《西北雨》这个名字，一边写一边想，除个人记忆外，还能多包含什么呢？那年的童伟格，正值硕士班毕业。

“我以为自己有段时间，可以集中写完这个长篇，没有意识到兵单可能很快就追来：我得服兵役。”童伟格追溯地说。2004年底，他成为“野战炮兵”一员，搭船前往马祖服役。从一个“国中”时几乎每天路过看海的港湾，抵达另一个从未到过的港，童伟格说，“这个旅程是那样的陌生”。

“那是一个晚上的航程，寒风、冷雨，那些我自小习惯的温度与水泽，在船出海后，加剧演变成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风景。我想我瞥见了海可能如何地壮大，以及就算有人每天近海，海如何可能依旧难测。”童伟格斟酌着，慢慢地对记者整理出往年的印象。而在对自以为熟悉的事物重新感到陌生后，童伟格突然下了决心，将《西北雨》重写、改写，“可能得写很久了”。

2006年初退伍，童伟格返回台北，开始一字一句做这件事，在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写了十五万字；再以大约等长的时间，删成出版时的十万字。“留下来的，都是对我而言，已重新陌生了的。”童伟格这样总结道。

《西北雨》的创作动机和童伟格之前两本作品《王考》和《无伤时代》一样，只是“纯粹地为了回应内心对乡土的基本困惑”。

“时移世易，我所记得的人事，无论我个人珍视与否，泰半都已消逝。我对乡土的基本困惑，大致就是这个‘无可如何’的恍如命定之感：‘何以如此？’有时，我这么问自己。我知道的只是，乡土的崩毁是一种时代征兆，我与我的乡土疏离，并非我个人的苦难。”童伟格一字一顿，认真地说道。

避免过于优美地剥噬他人的人生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要回避写真的人的人生，以免僭越他们，希望写作干净到没有从他人生活剽窃任何东西，如今你已经写完了这本小说，你觉得你成功实现了吗？

童伟格：我失败了。因为《西北雨》的书写，当然不可能如我梦想的那样纯粹；因为小说实践的繁复协商过程，大概也不是一句简约的宣言—即便发自作者本人—可以僭越囊括的。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这种生活素材和小说想象之间的关联性？

童伟格：我确认过的是，也许任何书写，尤其是叙事体裁，恐怕都得基于某种现实基础，某种如你所说的“生活素材”。我想我的尝试，近似我在契诃夫的写作中学来、也在另一篇谈论他的文章中提过的那样：我也想试着以个人的写作实践，同时对抗两种破坏写作的轻省，如彼得·汉德克的《梦外之悲》所言：“一则是纯粹的复述，再则是人物毫无痛苦地消失在富有诗意的句子中，因为我怕自己会随着写下每个句子的同时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总之：我想尽可能避免过于优美、无感地剥噬他者的现实人生。生活素材和小说想象间的关联，对《西北雨》之后的我而言很具体，是两者间可能存在着多少距离，而两者付诸作品后，如何仍可能既新颖又仿佛令人重新熟悉。这是我之后想做的事。

时代周报：骆以军誉你为“令人惊艳的一个小说天才”，可与甘耀明并列为“新乡土”一派的领头羊。但“新乡土”这个概念目前对海峡对岸的读者来说，还是个新颖而且神秘的概念，你能解释一下吗？

童伟格：“新乡土”或“后乡土”，是过往十多年间，在台湾学界形成的一种分类（主要是小说）作品的方式，用以统摄上世纪90年代后的台湾小说家，如袁哲生、甘耀明、伊格言、王聪威及我等人，区别出我们在建构原乡场景时，与前行一代的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作者关怀、作品主题、言说技法等种种类美学特征上的不同。所以曰“新”曰“后”。这个分类方式之所以形成，因为台湾确实在90年代后，出现数量可观的原乡书写作品；而这分类方式也确实并不复杂，可视为前行一代批评词汇与架构的延伸。

我担忧这个“不复杂”，同时也满害怕针对这个分类方式是否合宜的讨论，会在本质上陷入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同语反复。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这立即有效的、权宜的分类方式，只是，若过度固执于这种分类方式，将无法明晰出我们的各自不同。

乡土的崩毁是一种时代征兆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一代新乡土文学家各有什么特性？比如甘耀明、比如伊格言等。

童伟格：除了是同代人、能接受的写作教养与所面对的文学环境大致相同外，我不敢去代言我们有什么共性，或共同的特质。对我而言，甘耀明和伊格言的作品各自特异，他们二位都是优秀且认真的小说家，我其实认为他们各自的深刻美好，是在乡土文学的论述维度尚未企及的象限外。

时代周报：你说你不是在写作乡土，你是在写作对她的基本困惑。能否详细说说，你困惑的是什么？

童伟格：你的提问都很精彩到位，这个问题也说到我心坎了。我总记得阿多诺说的：居住在家乡而无安适如归之感，是道德的一部分。我从“国中”开始跨区就学，人生中大半时间，并不在家乡生活。时日愈久，与家乡的疏离对我而言，已不是一种可选择的道德姿态，而简洁地就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现实境况。时移世易，我所记得的人事，无论我个人珍视与否，泰半都已消逝。我对乡土的基本困惑，大致就是这个“无可如何”的恍如命定之感：“何以如此？”有时，我这么问自己。

时代周报：你觉得在经过这三本书之后，这种困惑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没？

童伟格：没有，也没有办法解决。我无法信任一种以写作强力而单向去维护、砌造的原乡情结，我知道的只是，乡土的崩毁是一种时代征兆，我与我的乡土疏离，并非我个人的苦难。

当我开始写作，应答我的乡土，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像几乎终生定居原乡的写作者蒙田那样，有强大自信，以一隅之地向举世异乡平等借阅言说，从而添补己身成一完足之人，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包罗万象的自我全貌的人”。对我而言，“无可如何”地背向乡土之后，光是要以写作抗拒自身的坏毁、或说抗拒写作对自身的坏毁，可能就已耗尽我一切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与我的困惑。我的困惑不可能因我的写作而解决，但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