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做一个“明白人”

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路琳娜 发自北京

时代周报：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苏扬：我理解的幸福不敢说是定义，但是我觉得能作为一个“明白人”，应该是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

时代周报：什么是“明白人”呢？

苏扬：这个明白人既包括有一定的知识，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更有灵性的思考，也包括好的运气，坚持啊，灵感啊，好的品德。活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

我当时想这个问题是在两年前，觉得状态比较低谷，我就想怎么样能让这个低谷赶紧过去。我发现，明白的事儿越多，可能就越开朗。要是只局限在一个密封的角落，可能就被局限住了。做一个明白人。最起码希望是永存的，在生活中带着希望和好奇，来不及悲伤。

时代周报：你的描述很有诗意。什么事情能让你觉得幸福？

苏扬：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和问题，我觉得一件事情经过我的努力能让我完全了解和掌握，我就会获得一种安全感，就会感到幸福。

时代周报：那是什么样的安全感？

苏扬：具体描述，嗯，就像一头猪一样，可以什么都不想，吃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吃饱了就幸福地睡去，一个梦也不做，睡到自然醒。身处一个优美的环境，气候宜人，呵呵。

时代周报：我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希望源于现实的劳累？

苏扬：这么引申也可以。现实太焦灼了，价值观混乱。我是1971年生的，属猪。我小时候受到的都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为了理想、信仰，在付出生命的时刻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壮丽。但当我上高中、上大学时，整个社会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谁有钱谁就是老大！道德已经没有标准了，那时这个人有很多问题，赚到钱了，就有很多人捧他，写他的传记—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圣人了，其实他不过就是有钱而已。

违反道德以后人们不再感到自责，而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很自然。再到后来谁不违规谁就是傻子！谁善于违反规则，在规则漏洞弥补之前触犯谁就是精英。所以在我心里是永远的纠结。

时代周报：那你有什么结论吗？解决的方法是？

苏扬：我今年6月就40岁了。我漂在北京十年，那时候没有钱没有靠山，经常晚上一个人一瓶酒，问自己，你对今天满意吗？你对什么事儿不满意？什么原因让你不满意？我今天问自己的内心仍然有这样的矛盾。我愿意为集体为我的事业付出一切，但是付出时我不得不环顾周围，我不想让自己变得太“二”了，我想让自己看上去正常一点，吊儿郎当，溜须拍马啊，但我骨子里绝对有为了集体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我这样做的同时，我以这样为耻—怕被别人看出来，哎哟你真有公心。

也许做一个明白人会化解这些东西，或者拿得起或者放得下。就是获得一种力量，智慧是一种力量，智慧也是一种双刃剑。“人生忧患识字始”，你懂得越多痛苦的越多。

北漂十年，我把希望放前头了

时代周报：请说一下你一天的工作，什么时候最感到幸福？

苏扬：我每天九点半到单位，找选题，十点半开选题会，十二点出门，下午三四点回办公室，晚上七点上直播，八点下直播。我一天最惬意的时光就是下直播以后，但那时候身体和精神都很疲惫，但心情很好。

时代周报：发现你对幸福的定义大多放在心情上？

苏扬：对。

时代周报：你现在所谈的幸福都是非物质层面的，但现在的北漂可能比你当时更艰难，比如现在北京出台一系列限购的政策，会不会让他们丧失了理想和追求？

苏扬：这个限购啊，它必然是阶段性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因为北京市这个资源也确实是不够了，但是会过去的。在这个时候要看的就是大家的适应性。我当年就是适应性比较强，我当时连临时工都不算，没户口，都办不了任何手续。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很特别，它需要一些有能力但不要求回报的人。

时代周报：你现在和十年前的你，刚进行北漂的时候的幸福感的对比？

苏扬：以前是关注我自己，现在更关注我身边的人，毫不相干的人，眼光更平等。以前是以自己为中心。

以前我有两年过得很开心，2000和2001年。那时候朋友很多，又不缺钱，工作很清闲，那时在做文体节目。每天留恋于北京的热闹地段，有能力帮助朋友，也非常开心。后来忽然之间就长大了，后来开始做硬新闻了。改变了，开始关注普通人。比方说，哪个火山喷发以后，你会想到很多以前你没想过的人的命运。火山下有没有住人啊，这些人都以什么为生啊？他们是什么宗教信仰啊？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家里情况怎么样？如果不能回家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的心情如何啊？可以推想出来。

时代周报：就是说那时你还抱着一个希望？

苏扬：对。我是先假设这件事成立，再去寻找成立的证据。我做的每件事都按成立发展的。因为我把希望放前头了。如果我把绝望放前头，认为这件事不成立，然后我再努力让它成立，那样就会很累。

时代周报：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刻？

苏扬：内心的平静。生活不可能平静，生活永远是波澜起伏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幸福是件容易的事吗？

苏扬：很容易，一念之间。

苏扬，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