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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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凯恩斯在回复萧伯纳的一封回信中写道，“我对《资本论》的感觉就像我对《古兰经》的感觉一样”。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时期，很多年轻人开始疯狂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过凯恩斯从来也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当成科学，他只是觉得那些过时的争论和教条只是历史的古董，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在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批评史中，马克思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的憎恨也许远远小于他给它带来的贡献，但是没有人敢把他供奉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堂庙里。原因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由和基督信仰的亵渎，而在于凯恩斯所言“他们发明了一种特定的吵吵闹闹的方法和一种邪恶的写作方式”。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曾经热衷于分析迫害与写作方式之间的问题，不过列奥•施特劳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和讽刺其实并不亚于马克思，而他对于马克思的排斥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而言，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实只是一丘之貉，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精英统治与新保守主义权威倾向在哈维看来其实并无二致。大卫•哈维的方法和写作方式无疑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他正是凯恩斯所谓的“邪恶的写作方式”的实践者，他的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后现代的状况》、《希望的空间》、《新帝国主义》等等。最近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文简体版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这本书或许最能体现他“邪恶”的一面。

《新自由主义简史》讲述的是一个“欺骗”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阴谋”。在哈维看来，在1978-1980年以来，世界上包括英国、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先后采取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建立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据说是为了克服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滞胀，这是采取所谓的“镶嵌式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又一次经济衰退。在解决经济危机的众多方案中，新自由主义胜出，此时人们的心态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宣言，“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求仿佛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开创之初。

但实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以来，人们也发现，对于劳工的压榨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状况不是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投机和发达国家压榨欠发达国家的现象也越发凸显出来。哈维用了大量的经济数据证明这一点，比如“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2年起翻了一倍，从6.5%到13%”，而“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也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所以从根本上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和它的实践背道而驰，也表明“新自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

哈维在随后的文章中，利用葛兰西的“常识”理论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如何“构建赞同”，以及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中那些“畸形的”与承诺背道而驰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并以 “信息社会”、“全球化”等概念解释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全球掀起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不过哈维对于理论鼓吹者实践的分析兴趣，远远大于他对其理论思辨的兴趣，“修辞（有利于所有人）和现实（有利于一小撮统治阶级）之间的鸿沟如今昭然若揭，‘市场就是竞争和公正’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事实所否定：企业和金融力量的过分垄断、集中化和国际化”。

在哈维的分析中，新自由主义兴起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是作为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却忽视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世界性的风尚转向，那就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优势开始衰落，而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受到的批评一直要远远少于资本主义。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说，“ 1975-1989年间，其增长放缓，社会主义与具有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再次扩大，这最终导致了其社会经济甚至意识形态和人口体系的衰弱”。所以从这点来看，人们选择新自由主义可能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衰落，而并非哈维所谓的精英统治阶层搞出的阴险斗争。如果此一判断准确，那么哈维的分析就有一种倒果为因的嫌疑，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失效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回顾近1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人们都会想起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替代性方案。在上世纪30年代，人们选择凯恩斯时，还在为要不要选择共产主义而争论，而凯恩斯本人也在极力地攻击马克思的理论；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熊彼特还在质疑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存活。但是，唯有在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几乎是以无法阻挡的优势轻松占据了人们的“习惯”和“常识”，而这或许也是大卫•哈维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斥之为统治精英阶层“处心积虑”的原因。不过吊诡的是，在本次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中，马克思的方案又开始出现，人们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马克思的幽灵”。

《新自由主义简史》

【美】大卫•哈维 著

王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2月版

292页，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