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繁华，看不见的变革

作为荷兰人，作者花了些笔墨来讲述两个荷兰商人德胜和范罢览率领东印度公司使团造访中国、庆贺乾隆皇帝登基60周年的经历。与英国人拒绝三跪九叩之中华礼仪不同，荷兰人在广州时便向广东总督重申“他们很愿意在举手投足上跟随所拜访国家的传统。”

潘一宁

《看得见的城市》（Visible Cities）是荷兰著名亚洲史专家、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在其哈佛演讲稿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书名的灵感来源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此书描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如何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讲述半真实、半想象的城市生活故事。《看得见的城市》之所以“看得见”，是因为书中所选取的三座城市在18世纪存在真实的繁华、显赫，当时东西方官人商者无不知晓，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全球发展的区域性影响”。（第112页）

亚洲史主流研究的两大方向

中外学术界对16-19世纪亚洲史的主流研究，往往沿着两大方向发展：一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等学者一派“以欧洲为中心”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这段时期促成“中国之世界秩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外来因素，是“长期停滞”的中国和东亚国家应对不断扩张和侵略的西欧的历史，因此欧洲列强的冲击是改变东亚历史的主导力量；二是挑战前一历史观的“微观地区主义”模式，力图探讨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因素，主张至少到19世纪之前中国及其“朝贡体系”仍然以其内在的逻辑演变，外部影响无足轻重。近年来，学界在去“西方中心观”的同时，也在去“中国中心观”。日本亚洲史学家、现任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的滨下武志教授继承并发扬了“年鉴学派”和“现代世界体系”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扭转从内陆向海洋的观察方向，开创了亚洲地区史研究的新视野，强调海洋地带观、港口城市商业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超越国家中心、区域史和全球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长时段”、多学科、跨学科方法进行综合的历史考察，旨在重读近代亚洲史。如果以这种新视野来阅读《看得见的城市》，那么我们对于包乐史把港口城市的历史置于国家、地区和世界的长时段时空流变中的意图会有更好的理解，对于18世纪末亚洲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变迁将有更深刻的认识。

充满“异国情调”的三大港口

东南亚俗话说：“海水带来统一，陆地则导致分裂。”在一定意义上，海洋确实把港口城市同各民族人民、亚洲国家、世界联结起来。18世纪的广州、长崎、巴达维亚分属于不同“帝国”的对外贸易港口，表面上商业利益冲突大，社会文化差异大，但《看得见的城市》成功地让我们看到，这三座港口城市除了差异和排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如此重要的共同特点，即：它们是东西方侨民会聚的地方、东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结合的地方、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地方。

17-18世纪，由于欧洲人的到来，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贸帝国的建立，东亚海上贸易进入一个与欧、美跨海、跨洋的远程贸易大接触的时代。广州、长崎、巴达维亚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网络的最重要节点，是东西方相遇的国际商港。广州被称作“天子南库”，是大清帝国唯一向洋人开放的通商口岸、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门户，“在18世纪80年代，丹麦、澳大利亚、瑞典、法国、不列颠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行一个挨一个地设置……外国商人只有在交易季节，被允许居住在他们的商行里。一旦船离开了，这些货物管理员就打包他们所有的东西并搬家到澳门”（第61页）；长崎是日本德川幕府采取“禁教锁国”政策背景下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三商港中最闭关自守的一个，唯有中、荷两国的商人获准在港口外的出岛上居住、通商贸易；而巴达维亚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商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巨大磁力吸引各种族裔的商人和旅居者，其中有上万华侨聚居在唐人街或中国城里。在这些国际城市中，荷兰男子与中、日、爪哇女子通婚时有发生，产生了新的欧亚混血族裔。

三个商港，不管是体现东方原始的商业资本主义还是西方近代的商业资本主义，都具有强烈的垄断共性，“官府”对港口商业贸易进行严格的甚至是带有歧视性和暴力威胁性的管理，以防范和约束外商，并且谋取高额税收。另一方面，东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相遇时又毫不排斥地接受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促成商品购、销、运输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分工”，造就了私商的发展和私商网络的形成，商贾们在唯利是图、趋时务实、投机取巧的共同语言和行为中找到联系纽带，从而形成“合作伙伴”或曰“同伙勾结”的关系，因此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活动也呈现“相对平等主义的方式”，“市场的流量是建立于互惠和竞争之上”。（第35-36页）这一结果，无疑刺激了港口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国际贸易的兴盛。

港口城市往往因各族商人聚居而具有多元社会和文化特征，建构出与内陆城市不同的港口城市文化，还具有开放、容纳和开拓的一面。在三个港口城市里，荷兰人既“入乡随俗”，也向东亚国家展现了西方的文明。如书中指出的，“或许除了葡萄牙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像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荷兰人一样，如此深入地镶嵌于亚洲国家的礼仪和传统之中。”（第35页）荷兰人建立的巴达维亚复制了他们母国完善的市政制度和城镇面貌，让亚洲访客看到西式的“两岸植满树木的水道或是干净整洁的民宅”，体会到“这个城镇特殊的商业本质、强大的防御能力、市民兼容并蓄的文化因素，以及市民自由及自尊”（第38页）。在长崎，“唐船”和“唐人”几倍于荷兰人，“唐人坊”的崛起使这个日本商港更多地抹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但日本将军也时常爱看异国面孔，爱欣赏“红发野蛮人”的歌舞。无论如何，在内陆人看来，三港口城市都明显地带有某种“异国情调”的特征。

然而，到19世纪，当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向亚洲扩张时，亚洲真正面临着巨大的“西方的冲击”，传统的东亚海上贸易格局被打破，被纳入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欧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开始全面挑战东亚的文明，改变亚洲的历史。

荷兰商人“叩见”乾隆皇帝

人物与事件和大历史的结合是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以及后现代史学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看得见的城市》重视“个体时间”，即人的能动性。书中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对人物故事描绘生动、有趣、富有学术探讨性。虽然作者谦虚地把这些故事比喻为“餐后的调味甜品”，但其包含的历史意义其实颇为发人深省。

其中值得深思的，一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西方人的兴趣差异。作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对西方的事情惊人地不感兴趣”（第86页），仅仅对西方的古董、“奇异的西洋淫具”还有点好奇心。而日本人则经常关注他们与荷兰人的关系、西方的器物和各种新发明的因缘。此时以学习荷兰语、荷兰艺术方法和西方实证主义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兰学”兴盛，这反映了日本上层和知识界对西洋科学技术的兴趣和重视。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到19世纪在遭遇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猛烈的冲击时，日本能够比中国更快、更好地适应和应对新时代的变迁，为什么日本能够在近代化过程中基于西方经验“迸发出种种创新技术”。

二是1794年荷兰商人“叩见”乾隆皇帝的问题。与1793年马嘎尔尼的英国使团觐见乾隆事件相比，荷兰使团之行在19世纪西方文献中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贬低。作为荷兰人，作者花了些笔墨来讲述两个荷兰商人德胜和范罢览率领东印度公司使团造访中国、庆贺乾隆皇帝登基60周年的经历。与英国人拒绝三跪九叩之中华礼仪不同，荷兰人在广州时便向广东总督重申“他们很愿意在举手投足上跟随所拜访国家的传统，尤其是在面对他们所要前往道贺的皇帝时” （第99页）。他们到北京后也确实欣然地按规矩“叩见”中国皇帝。荷兰人一边幸灾乐祸地记录了马嘎尔尼使华的失败，一边为自己比英国人技高一筹的做法以及由此获得中国皇帝友善的回报而自鸣得意。作者强调，荷兰人之所以不为仪式性叩头烦恼，是因为他们生活的18世纪世界，“和19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心态有着遥远的距离”（第99页）。但我们可以思考更深刻的原因，即英国人与荷兰人的行为差别，还要归因于荷兰商业外交与英国政治外交的区别，更要归因于荷兰与英国激烈的商业竞争，而外交和竞争总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18世纪末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贸帝国处于衰落状态，已几乎走到它的尽头（1799年公司解散），荷兰国土本身正遭受法国的侵略，而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正力图夺取老牌对手在东亚海上贸易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需要对东方国家采取“顺从”政策以保持其优势地位，而英国人则显得咄咄逼人。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皇帝此时仍享有实力和地位，以自己的意愿报答“驯服”的荷兰人，而惩罚“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不但没有能力强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行中国外交礼仪，更没有能力驱逐入侵的西方列强，反而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接受西方外交制度和礼仪。

《看得见的城市》英文版的副标题，提及了“美国人的到来”，但书中关于美国人的叙述更多像是点缀，而且作者隐含了19世纪即将到来、改变亚洲历史的实际上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而非美国人。因此，“美国人的到来”让人有横生枝节、牵强附会之感。但由于这部专著是以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东亚研究年度讲座的内容为基础的，故此提及美国因素也在情理之中。

《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荷】包乐史 著

赖钰匀 彭昉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11月版

156页，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