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镀金时代呼唤大觉醒
帕特南所说的镀金时代与我们的社会状况颇有可比之处。那些春节期间奔波、等待与煎熬的中国人所遭遇的，无非也是旧的社会网络面临解体，新的社会资本无从建立的困境。他们千辛万苦赶回家，想维系那份稀薄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社会关系更冷漠，社会资本更是无从谈起。
西闪
“社会资本”与中国春运
每每临近农历新年，中国都要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后不久，这样的大规模流动还要重演一次。这个时候大家往往会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春节一到，这种高达20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就会发生？
答案似乎很明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口流动加剧。一年之中假期短少，远离家乡的人们只能选择春节期间返乡探亲。可是假如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要离乡背井？为什么不落地生根？为什么要年年探亲？为什么不请家人到所在地一起过年等等，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得到解答了。不过假如我们从“社会资本”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会发现。
像多数社会学术语一样，“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是舶来品。20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用它来刻画或表达对社会参与的关注。杜威很早就使用过这个词，但首次给它下定义的是一个美国乡村学校的督察。那位名叫汉尼方（L.J.Hanifan）的先生在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往往是无助的，但是假如他和邻居建立了联系，他的邻居又与别的邻居建立起联系，那么这个人就算初步积累了社会资本。而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无形物质，如良好的愿望、朋友情谊、同情心、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交关系” 。
汉尼方用人们熟知的“资本”一词唤起了大家的注意—资本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资源投资，与有形的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相比，看似无形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投资”。另外，由于社会资本须利用社会关系方能获得，这还使它具有其他资本没有的一个重要特性：它既是个人财产，也是社会财产，只有借助行动者所在的群体、所在的网络才能获取并发挥作用。
汉尼方之后，多年来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解释区别甚小。上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学者用它来描述有钱人的社团活动；60年代简•雅各布斯（J.Jacobs）用它来赞美城市的邻里关系；70年代它已经是社会学家的常用词汇。像布尔迪厄、科尔曼等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都曾使用这个概念，进而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Bowling alone
但是，假如没有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杰出贡献，社会资本研究至多是一门显学，而无法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更具指导意义的现实影响—我认为，不是因为帕特南在理论方面做出了多么高深的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实证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他的两本代表作，都是经验研究的扛鼎之作，极大地改变了普通人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一本《使民主运转起来》，一本《独自打保龄》，帕特南不再像其他社会学家那样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描述或细部刻画，而是运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将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出来。
帕特南比其他社会学家“幸运”。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一头扎进了现实世界—意大利。当年的意大利准备打破过去一百年形成的中央集权体制，把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方政府。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改革。同样的权力，下放到意大利中西部的拉齐奥（Lazio）与下放到南部的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又或者下放到东北部的威尼托（Veneto），所取得的政绩会一样吗？如果不同，会是什么原因？帕特南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始近距离地系统研究政治制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民主政府在有的地方获得成功，却在有的地方遭遇失败？”他们紧紧抓住这个中心议题，像侦探那样抽丝剥茧刨根问底，不仅深入实际，而且深入历史，利用实地考察、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一干就是25年。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政治制度的成功与否与社会资本的优劣多寡密切相关。社会参与活跃，则社会资本优厚。社会资本优厚，则民主精神旺盛。民主精神旺盛，则制度绩效显著。反之，公共生活凋敝，社会资本寡劣，民主精神枯萎，政治制度就没什么绩效可言。即使到今天，意大利北部与南部地区的明显差异，仍足以为帕特南的研究提供鲜活例证。
上世纪90年代帕特南把目光转回美国。1995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文中描述美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人们不再热衷于社会参与，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社团、工会等组织活动，也不再热心于串门、一起喝咖啡或者做针线活儿等等邻里生活，以至于只能独自呆在家里看肥皂剧，甚至连外出娱乐也不得不“Bowling alone”。帕特南进一步指出，在公共生活萎缩的背后，是社会参与的大量减少与社会资本的白白流失，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因缺乏参与和信任正出现绩效问题。
文章一经刊登，立刻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于是帕特南再度搭建起一个研究团队，利用大量与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以及各种不正式社会关系（酒会、牌局、保龄球联合会等）相关的统计数据，回顾了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资本起起落落的经历，指出社会资本流失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分析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也相应地提出了补救措施。2000年，帕特南推出了这部厚达400页的著作。主标题依然是《独自打保龄》，副标题却比五年前乐观了许多，叫《美国社会的衰落与复兴》—中译本将“community”译作“社区”，显然窄化和扭曲了作者的本义。
“镀金时代”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究竟有多重要，以至于一旦失去它，社会就会衰落，国家就有问题？帕特南说，优厚的社会资本首先能够帮助公民更轻松地摆脱“集体困境”，促进合作，防止每个人推卸责任、“搭顺风车”。社会资本还可以给社会生活提供润滑剂，降低交往成本，以免在细枝末节的地方浪费时间和金钱。社会资本还帮助人们拓宽交往范围，培养有益于他人的性格特征，培养宽容和同情，减少极端与激愤。社会资本还有助于有用信息的传播，帮助人们寻找朋友、工作、伴侣，甚至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类似维生素一般的作用。帕特南还再次强调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他认为，没有社会资本的政治注定是一种远离民众的政治，一种极不可靠的政治，因为这样的政治既缺乏真正参与，也缺少有效对话。
帕特南观察到，美国社会参与的盛衰与社会资本的起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事实上除了最初的几年，在20世纪的前2/3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很积极，社会资本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教堂、协会、俱乐部、会议室，还有牌桌前、餐桌前，到处都是人们交流讨论的身影。各种报道和统计也能证明，那时候大家相互信任，向慈善机构慷慨解囊，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然而之后势态急转，那些场合中的人影忽然稀少了。上世纪60年代，还有一半的美国人每个星期都在俱乐部和地方社团里打发时间，到了90年代就只剩1/4。其他统计数字也表明，在20世纪最后的1/3时间里，美国人的大部分社会参与指数都下降了一半。这说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生活的组织体系开始解体，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呈加速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帕特南认为，“凶手”不止一个。时间压力、经济压力对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很大，城市规模扩大、居住郊区化和上下班距离等因素也不容忽视，电视、网络等娱乐工具占用了不少时间，而代际更替的影响不仅重大，而且缓慢、持久、不可挽回。不过，帕特南没有在分析原因上做更深的掘进，比如代际更替背后隐藏的教育问题，他就一笔带过—虽然他也说到，教育向来是影响社会参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面对有关社会资本的种种颓象，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帕特南提醒人们留意历史的教训。他认为，美国20世纪末的情况在诸多层面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类似。那时候的美国也处于大变化当中。内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面对工业革命、城市化、移民潮、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等等问题，美国人饱含激情地投身于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的浪潮，重建了社会资本，也重塑了美国的面貌。他们拒绝了田园牧歌的诱惑，把美国带入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实际上今天美国人生活中的大多数组织机构都是在那段时期里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帕特南呼吁今天的美国民众重新燃起创建社会资本的热情，以迎接21世纪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
帕特南所说的镀金时代与我们的社会状况颇有可比之处。那些春节期间奔波、等待与煎熬的中国人所遭遇的，无非也是旧的社会网络面临解体，新的社会资本无从建立的困境。他们千辛万苦赶回家，想维系那份稀薄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社会关系更冷漠，社会资本更是无从谈起。
怎么在我们的“镀金时代”里创建新的社会资本？帕特南在本书里也给了我们以启示。他修正了自己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的看法，提请人们注意：不要仅从数量上重视社会资本，更要分辨社会资本的质量。“因为社会网络和互惠规则通常只对处于该人际关系网络内部的人来说是有益的” ，它的外部效应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简而言之，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能拿来做坏事。如何让社会资本发挥相互支持、合作、信任、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减少它所造成的封闭、对外抗拒和歧视等副作用，也是必须审慎考虑的。
《独自打保龄》成书于2000年，当时即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可惜时隔十年，多少勉强的中文译本方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十年的变化，多么巨大。不过我还是确信，关于如何迎接我们自己的大觉醒，这本著作十分有益。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
【美】罗伯特•帕特南 著，
刘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544页，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