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一场“阶级对话”
认真记录如上听汪峰的经历，是想说明，汪峰和歌迷间的传播路径基本已被堵塞。如我一般曾经的民粹，还能如此研究一位摇滚歌手已是异数。但旭日阳刚的歌迷，其所在的年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审美取向都理应是汪峰的歌迷。却有如此多的人说，自己是通过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才知道了汪峰。
曹仲轩
董路在去年一篇博文中，将汪峰和旭日阳刚分别用“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代替。他指出，从旭日阳刚最初那段视频里，哪里能看到对过去无产阶级时代的怀念，明明是对当下无产阶级生活的不认输。他的分析到此为止，其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可继续推进。
在那段视频走红的过程中，观众到底震撼于什么？是歌词、旋律、嗓音、破木吉他、光膀子、脏乱的宿舍，还是自己不满情绪的共鸣—甚至是对自己残存的同情心的自恋！得老老实实承认，我自己有一部分最后的情绪。
旭日阳刚的所谓“农民工”组合就此定格—姑且不论“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的污名性，和这两位歌者本人是否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
事实上，网络走红之后，旭日阳刚出现的任何地方，已完全不是农民工的形象。我曾向不同的朋友推荐旭日阳刚。如果第一眼看到的是电视上的造型，或者是访谈节目里庸庸碌碌的形象，朋友们都会反问，这是农民工？有什么意思？但只要让朋友们再去欣赏那段视频，评价马上都变成“给力”、“过瘾”。
这种形象反差，折射出了当下媒体的猥琐：最真实的赤裸嘶吼，不能存在于电视和晚会中。但没有那些“农民工”道具，他们又不具备商业价值和传播意义。于是，媒体必须在庸俗的假象中，穿插那段视频。因为那段视频里，才有打动观众的“真相”。这种真相，也是媒体中长期稀缺的资源。
可见，旭日阳刚的一切商业价值，只存在于那段视频。其后获得的一切呼声、喝彩，来自社会情绪，来自对那段视频的记忆，但都与艺术关系不大。于是，旭日阳刚只是一个被需要的符号和工具—其蕴含的社会愤怒、良知、同情，可用一个词代替：“民粹”。
我相信，旭日阳刚的歌迷，尤其是在网上力挺他们的人，属“农民工”者少，大部分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高于他们，但距离汪峰有很大差距的“民粹”。其欢呼，部分在于对“农民工”的同情。但更大一部分，在于那段视频中的“农民工”道具，加上汪峰原著的摇滚词曲，都迎合了民粹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怪异的是，民粹的一大呼声，却是让这对组合上春晚！春晚本身，却正是民粹所不满的。这其间蕴含的讽刺意味难道不值得悲哀吗？
从善意的角度猜想，旭日阳刚不是不知道，哪怕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只唱汪峰一个人的歌，尤其是一首歌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但成功来得过快，商业机会太好，此时不到处商业演出，会过期作废。他们可能已在名利场中迷失，也可能是被经纪人控制，不得不继续顶着“农民工”的面具行商业演出之实。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旭日阳刚已不再是一对所谓的“农民工”组合，而不自觉地成了所谓“艺人”。艺人就要服从艺人的行规。汪峰的博文洋洋5000字，讨伐对象其实是一对“艺人”及其经纪人。而引来的评论却混乱不堪。
赞同汪峰的，赞同的是他对权利的捍卫。同情旭日阳刚的，却是在为“农民工”符号下的生存状态求情。这两种情绪可以并存于同一个人，比如下文论点—汪峰禁唱在法律上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情理上显得生硬，可以处理得更好。
这种矛盾，骨子里是一种未被言明的不平等。艺人是一个职业，如果你不愿服从其规则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退出另谋出路。对阵的另一方，“农民工”实际上是不能被称之为职业的，只是一种生存状态，一个符号。一旦摆脱，旭日阳刚几乎一无是处。不少朋友提出，难道要奢望他们拥有自己的歌吗？不就是一首歌让他们唱几年，挣点快钱致富嘛—也就是说，戴着“农民工”的面具继续侵权，是他们摆脱“农民工”身份的上升通道（说不定是唯一通道）。事件中最残酷的社会现实莫过于此。
如果以法律严格框定，不仅旭日阳刚的商业演出构成侵权，其走红视频也有侵权嫌疑。理由在于，视频本身没有营利性，但发布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站上，就构成了营利性行为。如果汪峰当时就提出权利要求，勒令视频网站删除，已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以此类推，各大选秀节目、晚会，因为有强烈的商业性，主办方也应在比赛前将歌手的选唱曲目与歌曲的权利人进行沟通，签订分成协议。但如果按此逻辑执行下去，又将有多少“草根”、“无产阶级”歌手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堵塞呢？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下社会的等级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明确、壁垒也远比我们敢于承认的要森严。
也因此，我对汪峰博客里的叙述，其对旭日阳刚的帮助，可以用“激赏”来形容。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中年人，尤其是从民粹升入“中产阶级”，还抱有民粹情怀的中年人，都有过类似提携后进的努力。可悲的是，很大一部分帮助，最后都重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所以，看完汪峰博文时，惺惺相惜之感油然而生。也因此，我们有了对汪峰和旭日阳刚双方的同情。
汪峰的态度中还有值得玩味之处。他用了“带他们去《怒放》演唱会”这样的字眼。这个“带”字，以及其行文都隐含着一种傲慢。似乎，汪峰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旭日阳刚是平等的社会人。其帮助，带有施舍的意味。
如果“施舍”这一诛心之论成立，那么汪峰施舍的对象是谁？是一对初入乐坛的歌手，还是一对“农民工”？当初打动汪峰的，到底是旭日阳刚的歌喉，还是视频里的农民工元素？这是该事件至今未被披露的要点。即使不用那个刺眼的字眼，只用中性的“帮助”一词，就算旭日阳刚坚信，自己是以歌手的身份接受，并至今仍感谢这些帮助，他们也默认了从帮助到冲突，始终是“农民工”旭日阳刚VS“音乐人”汪峰。
民粹没有如此纠结和暧昧，而是无条件站在“农民工”符号后，对汪峰代表的阶级进行咒骂，且毫无理性思维和法治精神可言。说得赤裸一点，其呼声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汪峰的著作权），应该服从于“无产阶级法权”（旭日阳刚的无授权翻唱）。
事件的最荒诞之处恰在于此。民粹本来就应该是摇滚青年，就应该是汪峰的歌迷啊！所谓“99.9%的歌迷都是先听到了旭日阳刚版《春天里》，才知道了汪峰”的评论，虽然夸张，却也不是没有事实基础。
我本人就是在去年8月27日北京《怒放》中才记住了汪峰这个名字。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春天里》和汪峰的特殊力量。的确是几个月后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才让我认识了这首歌。之后很长时间里，我每天把两个版本来回放。也是重新认识了《春天里》以后，我下载了汪峰的大部分歌曲，感动于它们的阳刚和雄性。后来才知道，汪峰竟然就是我们的摇滚时代里，“鲍家街43号”的主唱。
认真记录如上听汪峰的经历，是想说明，汪峰和歌迷间的传播路径基本已被堵塞。如我一般曾经的民粹，还能如此研究一位摇滚歌手已是异数。但旭日阳刚的歌迷，其所在的年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审美取向都理应是汪峰的歌迷。却有如此多的人说，自己是通过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才知道了汪峰。
这真是个荒谬的逻辑，摇滚歌手要通过如此曲折的关系才能到达歌迷。而且，这种曲折到达，骨子里是侵权，是盗版—比如我电脑中，汪峰的歌都来自百度。到达之后，最终形成了一个民粹痛骂汪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