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始于“棋圣”的武侠虚构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棋士的出场很曲折。

故事一开始，便是1937年8月21日的上海，淞沪战役打响后的第八天。一个职位低下的日本间谍被捕，押入某座酒楼的后院，受中国军官的审问。在那里，他意外得一断指老人相救，而这背驼如弓的老者竟是隐退江湖数十载的日本名剑士，为了参透日本武圣宫本武藏的传世经典《五轮书》才来到中国—他认为，世上只有一人能助他破解《五轮书》之谜：来自中国的天才围棋手“俞上泉”。就这样，间谍与剑士都卷入了俞上泉的命运……

这是徐皓峰埋首四年写就的武侠传奇小说《大日坛城》—可它又绝不是单纯的武侠。一切的好勇斗武、武林纷争都围绕着一个下棋的人，他，却并不懂得武功。在《大日坛城》阐释的东方式哲学里，最高的“道”都在极致处相通：棋道、武道、佛道。

徐皓峰这样设计主人公“俞上泉”的人生轨迹：十一岁杀败北京四位围棋国手，成为中国围棋第一人，天才震惊了日本棋界第一人素乃。素乃想收他为弟子，却被对手顿木乡拙捷足先登。顿木将俞上泉接到日本，潜心培养，只为等他长大后在棋战中击败素乃。十七岁，俞上泉在全日本围棋联赛中取得高胜率，获得挑战素乃的资格，没想到比赛前素乃因病退位。此后，俞上泉凭个人之力打败全日本最顶尖的所有超级棋士，接连大胜“十番棋”，开创出一个时代。正值中日战争的激烈时刻，无论日本的军界、还是中国的政界都无法接受一个中国棋士加入日本籍，成为日本棋界第一人。于是在每一场方寸之间的棋局背后，是“保俞”与“灭俞”的各种力量在拼争、厮杀：身怀绝技的中国武功高手、日本武士名流、中统特务、日本特务、抗日战士、汉奸……一颗暗杀者射出的子弹，终于将银色的弹尾嵌入俞上泉眉心，“在血未涌出之前，如释迦牟尼佛的八十种随形好之一的螺旋白毛”。他死的时刻，战争临近结束，江湖与政治的涡旋渐趋平息。

得自“昭和棋圣”的灵感

除去结局，俞上泉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昭和棋圣”—吴清源（吴先生已近百岁，依然健在）。

1914年出生的吴清源，14岁东渡日本，19岁以其开创的围棋新布局法对阵本因坊秀哉名人，翻开围棋史上崭新的篇章。此后20余年，吴氏横扫千军，超越先贤，尽败日本高手，成为无冕“第一人”。奠定其声望的，也是被喻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的“十番棋”。

“十番棋”，即十局决胜的对弈形式，我国明清时期就有，规则与普通棋局没有不同。但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时兴的却是一种非常严酷、刺激的“升降十番棋”，在胜负相差4局时负方就要被“降格”，从此失去与胜方平等对局的资格。被降级，对于棋士而言是极大的屈辱，连降两级甚至就可能终结一个人的围棋生命。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设立了“棋所”，并产生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四大围棋门派。为了争夺第一人的名人“棋所”，相互之间以升降十番棋比拼，因为名人棋所只能一个人获得，所以比赛的火药味很浓。徐皓峰说，那时的围棋，与武道、剑道、柔道同属于“武学”的系统，而不像现在，更多被看成“文”的范畴。棋界的行事风格、一门一派的荣辱，完全是武林化的。在两个门派的对决中，下棋会死人，而“仇”也是必须要报的。

吴清源所处的时代，日本棋界基本还维持着这样的武林风气。再加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军国主义盛行，吴氏连续15年在十番棋上尽败日本一流棋士的辉煌，才有了更多超越于围棋之外，可以引发、阐释的空间与内涵。

对照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也可以发现一些“俞上泉”人物塑造得自于吴先生生平事迹的灵感。比如吴先生自述在与木谷实的“升降十番棋”第一局结束后，他曾收到过恐吓信，内容是：“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300日元，就杀了你。” 也有人威胁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如果这次吴（清源）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在东京大轰炸之后，一无所有的他与夫人，曾与十几个人一起过了四年集体生活，服膺于一个自封为神的女人长冈良子统管；在《大日坛城》小说里，也有“俞上泉”类似经历的演绎，不过发生地是中国，而自封为神的女人名叫“索宝阁”。

“我只是想写一些尽心的人”

但徐皓峰一再强调，《大日坛城》绝不是吴清源的传记小说，俞上泉也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若要论与吴清源的渊源，徐皓峰说：“我在2004年结识了吴清源的弟子芮乃伟和国手江铸久先生，他俩给了我对棋手的质感，另在江铸久先生的介绍下，采访过日本东京棋院棋士和日本资深棋评人，对棋手的世界产生了兴趣。我觉得现今人与人之间缺乏敬意，而棋士的生涯是，你不尊重你的对手，你就会输。现今，投机取巧成为主流，大家都想占便宜，从而失去了生命的本真价值，而棋是要呕心沥血方能下的。我只是想写一些尽心的人。”

2004年的徐皓峰，在做的还有另一件事—整理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口述历史，将之形成了轰动一时的《逝去的武林》。李老年轻时是民国武林中的一号人物，人称“二先生”，34岁退出江湖，几十年来隐于市井，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以看门为生。徐皓峰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左右，记录下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里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这段经历让徐皓峰惊讶地发现：这个“诸艺衰落”的时代，武术身上反而还能见到完整的传统文化味道。

武术、围棋，同属于“技”。徐皓峰认为下棋的人与练武的人有一种天然的相通，正像他相信具体的实事比抽象的义理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更能修炼人的精神气质。从那时起，他就设想，要写一本将棋道与武学融合的小说。

他并不认为吴清源《中的精神》是他素材的来源。“我读的资料主要是日本棋评家的文章。中文资料里留下的关于棋战的资料非常少，而日本曾经有请新锐作家写围棋观战记的传统，水准非常高。比如《国民新闻》（现在的《东京新闻》）就曾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写观战记。”

川端康成可能是写围棋最著名的作家，他因缘际会，与许多一流的围棋大师同处一个时代，又亲临棋战现场；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围棋爱好者，常借棋来构建、丰富他的武侠世界，尤其是《天龙八部》里的“珍珑棋局”，将“棋心”与“禅心”契合。

徐皓峰的尝试更加复杂，他在一个武侠故事的框里，装进了太多东西，除了棋道，还有真实的民国历史、唐密法门（唐朝的密宗，由中国传入日本，后来在中国一度断了法脉），以及中日文化的比较、溯源。这使得《大日坛城》成了一本极其复杂的书。

“我的小说，沿袭了近代武侠小说鼻祖平江不肖生的传统，就是除了有故事体系之外，还有一个知识体系，我自己写小说，也不只是对人物故事有兴趣，而是通过写小说，来锤炼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于棋道、武学、佛学的一些东西，觉得现今的人不知道，可惜了。写这些时，确有想与人分享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写小说，来迫使自己思考。”

他说，围棋与唐密仪式，都是由中国传入日本，历经千年改造了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并延续至今；可是这样的精神气质，为何如今在中国难寻？“中国人的悲哀是因为经历了元朝、清朝，蛮不讲理的当政者将国人的骨气杀没了，比如在外国的明末清初的记录里，说几年前的明朝人整洁干净，几年后到了清朝，发现中国人忽然变得脏了，不爱干净，因为内心恐惧。现在的一些中日文化的比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受伤的文明。但我们的后代会恢复元气。”

“台风的中心点，反而是静的”

时代周报：《大日坛城》的故事背景，你刚好设定在了中日战争的八年，而书中你又描写了众多的日本角色，包括政治家、学者、棋士、相扑手、军人、特务……当代的中国文学里，由于民族情感，在写到日本人时常常很难深入，你怎么样来拿捏？

徐皓峰：在时代的悲剧面前，比违心地作恶更可怕的，是真诚地作恶，许多当时的日本军民都如此，觉得是皇道乐土。但日本犬养毅一流的政治家，眼界更高，认为侵略中国并非智举，他们认为日本的发展空间在南美，也是采取移民渗透的方式。另有一批日本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日本失去了美丽，中国才是真正的日本。

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战者或善类，但他们有见识，我写的是那个时代的日本异类。

时代周报：川端康成也写棋，金庸也写棋，你怎么看他们所写？你的写法有什么不同？

徐皓峰：川端写棋，是先有纪实文学，后提炼意境，所以有实感，金庸是大而化之的，棋局和比武结合在一起，演化出动作场面。我则是将棋理和武学学理结合在一起，只讲理，不结合成动作了。

时代周报：《大日坛城》写了很多棋士，大多个性鲜明，反倒主人公俞上泉给人感觉飘渺、模糊，你想要写的俞上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造像、概括？

徐皓峰：台风的中心点，反而是静的，所以我小说的中心人物，往往是虚的。配角性格鲜明，主角反而模糊，是为了让读者对俞上泉有个旁观的感觉，此人是需要猜测的。

一个人物性格鲜明，很容易，俗一点就好了，性格鲜明的人都是世俗气重的人，而我笔下的俞上泉是个清高的人。

时代周报：现实中的吴清源先生非常长寿，虚构中的俞上泉眉心嵌一颗子弹而亡，为什么安排这样的结局？

徐皓峰：《大日坛城》毕竟不是吴清源的传记。人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才是把现实写透了。而在中国传统里，高人们有各种逃法，有火遁土遁，还有刀兵遁，就是世人觉得他死了，其实他是以被杀的方式逃了。

写俞上泉这个角色时，时时为他而感到痛苦，所以我让他逃了。

时代周报：后记的题目，你写“失位者得先”，是什么意思？

徐皓峰：我们都是生活中的弱者，很难保证自己的权利，所以以放弃的心态生活，开掘自己的另外的寄生处，尤为重要。

保不住利益，就放弃，抢先干点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