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灰色，是我看世界的眼光
他被誉为“当今欧美硬汉派侦探小说第一人”，是同时获侦探小说界最重要两个奖项双重肯定的大师：爱伦•坡奖终身成就奖以及钻石匕首奖。但他的中文知识分子读者更偏向于把他看做一位专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请叫我Larry（Lawrence的昵称）。”73岁的劳伦斯•布洛克并不习惯总使用严肃的大名或者时时被称作“老师”、“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年轻翻译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对他使用这个亲昵的称呼。他们更亲近的时刻，是每次过马路—“Larry”总忍不住要拽住翻译的胳膊，事后他说：“如果我要写一本发生在北京的侦探小说，那么探寻真相的人最后会发现，死者既不是被刀刺死也不是被枪杀的，他死于车祸。”
常常在旅行中徒步漫游城市的他，在1月11日到达北京的当天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北京不宜于步行。并且，他广而告之。
新星出版社是出版布洛克作品的出版机构之一。该社为他策划了整个五天的北京行程，除了接受媒体轮番的采访，还有一场北大的主题演讲、两场在书店举行的沙龙，每一场活动都爆满，连客串的沙龙主持戏剧导演牟森，电影导演张一白、滕华弢，书评人止庵、小宝，都是主动请缨为见“偶像”一面的铁杆“布迷”。
布洛克的上一次北京之旅还是1992年。那时北京亚运会才刚刚过去两年，满城自行车穿行；而现在，北京已进入“后奥运”时代，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几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交通的拥堵也成了人们麻木的常态。劳伦斯•布洛克以为自己见到的是另一座城市，当然他说：“非常美丽非常现代。”
眼前这个戴黑色扁圆呢帽、红围巾，脚蹬慢跑鞋的矫健老头，被誉为“当今欧美硬汉派侦探小说第一人”，是同时获侦探小说界最重要两个奖项双重肯定的大师：爱伦•坡奖终身成就奖，以及钻石匕首奖。但他的中文知识分子读者，更偏向于把他看做一位专情的城市描摹家，或者“纽约犯罪的行吟诗人”。因为他所有的故事，无论主角是侦探、贼还是杀手，背景全都是纽约，他醉心于在小说里描摹纽约每一个街角的酒吧、便利店、公园、公寓房子……他的人物总在街头漫无目的游逛，顺便多一句嘴为你介绍某条街道、某个区域的变迁。
台湾小说作家朱天文，曾真的手捧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马修•斯卡德系列”作为纽约市旅行指南，逐街寻找书中马修曾耽溺过的酒馆。在朱天文的小说《巫言》里，这段旅行成了重要的素材。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知识分子的枕边书
来北京之前，他在台北。“我的朋友朱小姐是非常热情的导游，带我和太太去南部泡温泉，还在台北的夜市上喝蛇血。”透过圆圆的眼镜片，布洛克对时代周报记者狡黠一笑。
某种程度上，劳伦斯•布洛克小说在中文世界的流行，首要的功劳要属于朱家人。同为作家的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朱天心的丈夫唐诺，都极推崇布洛克的书。唐诺参与了布洛克小说在台湾的出版，担当其中几部的译者，也是最尽职尽责的导读、推介者；朱天文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也是侯导的读书指南，正是她将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推荐给侯孝贤，侯孝贤一口气读完又推荐给了梁朝伟，然后梁朝伟表示，他很希望能有机会扮演布洛克书中的角色；朱天心对布洛克的评价超越了侦探小说的范畴，“作为一个类型作家，同时又作为一个不愿驯服、抗拒的越界者，劳伦斯•布洛克皆做了精彩、高难度的表演和贡献”。
而与王家卫在电影《蓝莓之夜》的合作，使劳伦斯•布洛克在中国的知名度渐渐突破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更大众（至少，在娱乐版上出现了他的名字）。众所周知王家卫拍电影不用剧本，一部戏耗时极长，怎么拍全靠他自己临场起意；但在拍摄《蓝莓之夜》时他却第一次选择了与编剧合作，这位剧本创作者便是劳伦斯•布洛克。如此新鲜事，自然引起了大众的好奇。但那时的讨论里很少涉及到一点：劳伦斯•布洛克的确是个绝佳的对话写作者。在他的小说里，大段大段的对话、某两个人物间你来我往的长谈常常是最出彩的部分，他喜欢写对话，认为自己在写对话时最自然，也承认不由自主已在写作时将文字转换成了画面。
在中国内地，劳伦斯•布洛克作品的出版却晚至2006年，本身是侦探小说迷的新星出版社社长谢刚创办“午夜文库”，专门译介世界经典的侦探小说，他选择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劳伦斯•布洛克，而午夜文库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一直以来，在中国内地的出版环境不是很景气，长久以来，中国的读者喜欢把这种类型文学当作一种极其通俗甚至低端的文学，而且之前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推理小说仅仅限于福尔摩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正是劳伦斯•布洛克先生的《八百万种死法》，他的‘马修•斯卡德’和‘雅贼’系列来到中国内地，才使我们的广大读者真正地认识了欧美的推理小说，才使欧美推理小说从一个相对比较低端、比较大众的市场脱颖而出，成为了一种精英文学，一种知识分子文学。”午夜文库副主编褚盟介绍。
一战与二战之间，是西方推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而英国人阿加莎•克里斯蒂是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被称为“推理女王”。褚盟这样形容古典黄金时代推理的风格：“像一个脑筋急转弯，或者说一道数学证明题，只不过是一道有趣的数学证明题。这个作品一切存在的价值，它的最高目标就在于解开一个几近无人能解的谜团。” 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接连几年陷入严重大萧条，社会风气日趋腐化，黑社会势力也随之猖獗，社会名流、律师乃至执法当局与他们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暴力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传统的道德准则趋于崩溃。正是此时，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反传统的侦探小说，被称为“硬汉派”，严酷的社会现实是故事的底色，侦探也不再是优雅、万能的解谜英雄﹐他们愤世嫉俗，有弱点﹐时不时要动用拳脚，也常常落入困顿与尴尬。劳伦斯•布洛克承继的，便是硬汉派开创者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钱德勒的脉络。
无执照的侦探、开书店的贼
劳伦斯•布洛克同时在写五个系列的小说，主角都是些非主流甚至落魄的人物：离职离异酗酒的前警察、无执照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白天开二手书店、晚上享受溜门撬锁乐趣，精于文学、艺术、古董邮票的“雅贼”伯尼•罗登巴尔；自从参加韩战遭遇炮击之后就再也睡不着觉的侦探伊凡•谭纳；不以完成任务为满足的杀手凯勒；自我陶醉的私家侦探奇波•哈里森……其中又属马修•斯卡德系列最受推崇。
“我写马修系列的历史可能比在座的人生命都长。” 劳伦斯•布洛克1月14日在北大演讲时说。的确，从1976年马修系列的第一本《父之罪》出版，劳伦斯•布洛克在35年的光阴里，已经围绕这个人物写了17本书，也许以后还会有第18、19本。
1976年马修在布洛克笔下诞生时，就是接近四十岁，与布洛克自己当时的年龄相仿。这个虚构的前警察，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子弹反弹误使一个七岁孩子死亡，无法承受心理的重负，辞职离开了警队。他离婚，喝越来越多的酒，住在纽约城中的旅馆，常常在酒吧关门之后还踽踽独行于街头。他靠当私家侦探过活，却懒于也不屑于去领取执照，因此他不缴税，也不做公民，与体制毫无关联。他接受贿赂，整天与妓女、酒鬼，甚至流氓混在一起，但又极富正义，当警察告诉他无须追究、连他的雇主也放弃了时，依然执拗到底、死不回头。他不信教，却在每领取一笔工钱时将当中的1/10投入任意教堂的募捐箱—他甚至说不出自己这样做的理由……
这个人物，显然寄托了布洛克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的写作始于1959年、1960年。开始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写作，包括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后来渐渐发现侦探小说我最得心应手。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经纪人就跟我讲，应该创造出一个相对比较严肃、正规的人物，他建议我要么写警察，要么写私人侦探。我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写警察队伍里的人，我觉得还是以一个局外人的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是我更拿手的事。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辞职的警察。这个时候，我人生道路上的变化是：刚刚结束了第一次的婚姻。原来我和太太、女儿生活在乡下，离婚之后我又搬回了纽约城，住在一个小公寓里。所以大家觉得写一个刚刚失业的警察，并且也是一个刚刚离婚的人，还是挺合适，挺应景的，方便起见，我就把他的住所也安排到了我住的地方周围。”
马修与布洛克一同变老，而不是像通常的侦探类型小说里读者与作者默认的契约—时间在文字世界停止，侦探永远不老—好比福尔摩斯就没有生老病死，阿加莎•克里斯蒂1926年开始写波洛，他就是一个60多岁刚退休的侦探，50年以后，他仍然60多。
追着马修系列看的铁杆“布迷”们，都认为马修•斯卡德的人生起落，特别贴近于劳伦斯•布洛克自己的历程。布洛克也有一段酗酒的时光，而马修•斯卡德几乎是跟着布洛克一起经历从酗酒到滴酒不沾的过程，一起经历离婚、重新遇到爱情、再婚。但无论记者如何追问，布洛克也鲜少透露个人生活，只开玩笑马修与他经历的印照是“一种巧合”。
朱天文曾提到阅读时发现“马修”的转折：“当看到上世纪90年代，马修居然去拿执照的时候，觉得他堕落了，居然开始缴税了，因为他到了中年，开始想要一份稳定的生活。这也很有趣，可以看到斯卡德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也可在布洛克的人生际遇里找到有趣的迹象，像他说的：“从1993年开始，我的婚姻生活就非常的幸福，但是马修比我花的时间要长，比我幸福得要晚一点。”
“那又怎样”的哲学问题
劳伦斯•布洛克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归入类型文学的范畴，他的侦探故事确可谓“很黄很暴力”。但对他推崇备至的读者在其中享受的又不主要是推理的乐趣、感官的刺激。
他是反英雄的，也不认为小说有必要承载太多的社会意义。他首先看重如何讲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好故事，“我觉得大多数愿意看小说的人，最主要还是期望能找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在写小说时，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我想侦探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纯文学作品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故事性，它们可能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很重要，但却失去了讲述故事的传统，而侦探小说一直是比较强调故事性的。”
有人说他超越了类型文学、作品中能体认严肃的价值，他对此表示感激，但又说：“我并不认为评价一本书娱乐性强是负面的、是坏事。如果我们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加上娱乐之外的意义，这个世界就太沉重了。”
“我的世界观跟马修、伯尼差不多，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接近灰色的。而且可能你不同的时间问我，我的答案会不一样。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会随着时间点有所波动，有时你觉得这世界一团糟，有时你又觉得这世界没那么坏。”
布洛克创造的人物以独具个性的方式在做着存在价值的追索。不一定有答案，却无法停止。就像在他的代表作《八百万种死法》里，他不惜笔墨反复写斯卡德的酗酒、戒酒、参加匿名戒酒协会、坚持八天然后又破戒。斯卡德每晚都在问自己：戒酒干什么？成功地又一天没喝酒又怎样？你因此变得更快乐或更有价值了吗？但他依然一面在内心抗辩，一面勉力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每天他在报纸上看到各种千奇百怪的谋杀方式与意外，比如被伪装成电视机的炸弹炸死、因为制止别人在地铁里吸烟而被一枪毙命（布洛克说，马修所看到的新闻，是他从现实中的报纸上原封不动搬进去的）……在八百万人口的纽约城，存在着八百万种死法，如何“免于随时随地死去”，这是个问题。但他还是不懈地追索几个妓女离奇死去的答案，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诱饵，去结果凶手。
布洛克自己也认为，《八百万种死法》在马修系列中预示着某种转折：“相对前面几本来讲，这是一本比较有野心的书。因为你如果看过这个系列的话，就会发现从《八百万种死法》开始，书陡然间比前面的书厚了一倍。”调查案子的过程，只是这个侦探故事的表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想讲生命的脆弱性。不仅仅是纽约，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生命都是脆弱的。而第三层意思，就是马修逐渐开始面对了自己是一个酒鬼的事实。”认识了世界与自我的真相之后，生活如何艰难重建、前行？这正是读者从马修身上获得最大共鸣之处。
与马修阴郁的底层世界相比，最喜欢偷收藏家的“雅贼”伯尼呈现的更接近布洛克所谓的“灰色”。在现实面前，伯尼是逃避者，将自己封锁于闭仄的旧书店；然而他又试图驰骋于另一个疆界—既是夜晚的偷盗世界，也是单纯的知识所构建的趣味人生：“我在写雅贼系列的时候，每本书都有意识地介绍一个领域的知识。比如《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里，有很多是关于棒球球员卡的知识。在《自以为是鲍嘉的贼》里，又加入了很多跟鲍嘉的电影相关的知识。倒不是说写它们就是为了教育读者的，而是把这些知识加进去，会使书变得有意思。伯尼就是喜欢闯空门，把偷东西当成自己的天赋和天性，既然作为一本书，他偷的这个东西必须得有意思，如果每次闯空门偷的都是钱，那每本书都会是一样，多么乏味，读者也不必看了。”
对话劳伦斯·布洛克: 故事是角色魅力的附着点
时代周报：你提到现代以后文学越来越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偏重于艺术性与实验性。你选择了“讲故事”的道路，但与此同时那些实验性的文学作品是否曾经为你的创作提供过养分？
劳伦斯•布洛克：我同意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从艺术的角度上讲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这些文学作品更准确的表述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学者的实验。它们不是适合大众的读物，也不是为了大众的阅读、消遣而写。我本人不觉得从阅读上它们能给我什么快感。
另一方面，随着写作年龄越来越长，我能够完整读完的书也变得越来越少。很多书读了一部分，就发现它没有办法吸引我的兴趣继续下去。不光是我这样，我发现很多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时代周报：你的推理小说，常常让人感觉人物设计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推理的需要，比如马修他不仅是要破案，他更多的时间在戒酒、在处理自己人生的困扰。这些非推理需要的因素，你是怎么考虑它的比例的？
劳伦斯•布洛克：我的写作，最看重的还是塑造一个角色。推理的线索如果跟角色相比，反而不是第一位的。但是，要让读者对小说角色产生共鸣的基础，是一个足够强大的故事，故事是角色魅力的附着点。以马修系列为例，每一本我都注意要有一个足够完整、有意思的案子。破案过程中，马修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我慢慢地发现，如果我能把故事写得足够好，马修自然而然就会在故事中间变得越来越丰满。
时代周报：你一直在变换交替着写不同系列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住在纽约，看见的却是这座城市完全不同的侧面。变换写血腥阴郁的马修系列和轻松幽默的雅贼系列，会不会也是你自己的心理需要？这个过程，是否也在解决你自己忽左忽右的人生困惑？
劳伦斯•布洛克：如果说写作能帮我解决内心的矛盾或困惑的话，可能是以一种比较微妙的方式，在潜意识里面，不是我能够意识到的。从事每一种艺术门类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在寻找自我的愈合。至少在刚开始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这种自愈会是创作的一个需求。当你做的时间足够长，创作这回事本身就变成了你的生活方式。也许我在一开始从事创作时，是想解决童年伤痛或其他问题，但到了人生的下个阶段，我的职业就是作家，这是我谋生的方式。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硬汉派侦探小说，与越来越风行的黑色电影、cult电影之间的关联？读马修•斯卡德与伯尼的故事，很容易联想到大卫•芬奇的《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等电影。
劳伦斯•布洛克：至少马修系列的风格是很容易让人想到黑色电影，它们之间应该是有一些本质上的联系的。黑色电影这一流派很早就有，比如《马耳他之鹰》、《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就改编自达希尔•哈米特（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之一）的原著小说。很难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里，是侦探小说影响了黑色电影，还是黑色电影影响了侦探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