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做作，但……

戴新伟

舒国治系导演李安的同学，年轻时壮游美国，写的文章率多关乎旅行，按理应该早早觅一部台湾版一读为快才是。只因为先入为主听说“做作”、“不好”。等到今年年初读引进大陆的第一本，“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的《理想的下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版，256页，27元），读到诸如“乃我自儿时至青年无数次亲近它之后的感受便是如此”，“然在随时可见的下午却未必见得着太多正在享用的人”，又如《早春涂鸦》、《旅夜书怀》这样古奥的文章题目，确实有如置身山野，到处磕磕碰碰。这样的境况在舒国治文中堪称层出不穷。要想来个时下所谓的“悦读”？恐怕够戗。不过，假如存心要读舒国治，这些佶屈聱牙布置出来的荒山野岭，就不得不放慢脚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快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慢读舒国治则可以扭转先入为主的看法：确实做作，但……

关于舒国治其人其文的微言大义，梁文道写的导读《但少闲人》庶几胜任，只是读者未必要那么形而上的东西—如果慢慢走完舒氏山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与现代人生活方式迥异的人，绝非有意识要做领头羊，去引领一股子什么新生活的潮流。他没有电视机不看电视，但并非要读者向他看齐。文字里的山山水水吃吃喝喝都是求个自在，那是他选择的。正如他这样不工作、四处晃荡，饱看山水，身心俱畅，然而未必说今晚读了他的书，明天就要一大早去冲老板挥挥手，做个自由人。这不是不用脑的电视广告，这是生活。舒氏文章透露出的，正是芸芸众生尽管拣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生活，如此而已。

《理想的下午》写到在国外的旅行，也有在大陆的游记，新一本《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篇章更多，同样有在美国打工的纪录，也有在江南吃烧饼、在山东淘旧书的故事，还有进入城市，对台北的观察，如《台湾人的包包》、《台北女子之不嫁》。应该说，远远谈不上要断绝与文明社会的关系，只不过行事多少显得独特罢了。以游记而论，同是中国人，舒国治对牛津的描写，就与“哑行者”蒋彝不同（《推理读者的牛津一瞥》）。蒋彝写到牛津的墙—友人聊天，只好半夜翻墙，舒国治则说，牛津的墙将沉静分割。从写法上看，蒋彝的文字多少有些英伦随笔的味道，而舒国治则是一如他所谓“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一字”，也是“只得萧简一字”。同文引用旅行作家Jan Morris1965年出版的《牛津》说，“牛津这城市，那儿总是有太多钟声在雨中敲得当当响”，他连此公的名字也翻译成奇崛的“鹣·莫里斯”。

《理想的下午》与《流浪集》如果单纯视之为游记，那么舒国治确实是一位异常优秀的旅行作家，盖因他所开辟的线路就与他人不同。如桂林郊外的景色，他认为“压根就是宋画里的桂林郊外”，这样别致又一把抓住重点的图说，让人立刻起兴欲作桂林游。但他游记写作最值得一记的，我以为应该是《旅行指南的写法》、《再谈旅行指南》，最绝的则是《一千字的永康街指南》：为一条街写一篇小型指南，实用，简单，且让人受用。即使是我这样热衷读旅行指南的人（津津有味读“孤星”）也深表赞同。表面看来，这是资深老驴友力矫当今太厚太多太面面俱到旅行指南的用意，而从实质上看，未尝不是一种新鲜的游记写作理念。假设一下，如果你要为别人介绍你自己居住已久的某条街，自然对这条街就有了另外一种视角—绝不同于每天单调重复的路线和邻居。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简单粗暴、千篇一律建筑的年代，在每个城市逐渐变为同一个城市的年代，往大一点说，这未尝不是一种深具人文气质的写法。

巧的是，舒国治深以为赞赏的，就有1923年徐珂编的《西湖游览指南》，1929年陆费执原辑、舒新城重编的《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览指南》，以及1925年陆璇卿编的《虎邱山小志》等。可以看出，舒国治之所以推崇这样别致的写法，实在是出于流行的旅行指南太庸常太产业化之故。

读完他的两本书，回过头来说他的做作，他的书确实不是“幽闲小品”，哪怕可以悠闲地阅读。我留意到，这两本书里的文章，近十年写的居多，早期也有。这种自由散漫、自成一格的文字能够发表出来，则台湾的纸媒就并非“人文理想没落了”—这是近几年来常常听到的论调，其中不少还是业内人士断言。现在读到这种做作的自由，则不免要狐悲于自己周遭充满太多现实问题的论说了。假设一下，换个化名，舒国治的这些文章还能发出来吗？这似乎可以拿来考量一种文化生态。虽然舒国治文中甚多“佳美”，但其文风却与坊间所见的台湾文学有所不同：没有散文家那种或甜美或惆怅的文学腔调；让读者磕巴的文句不仅赞美吃喝还赞美拉撒。舒国治正是设计了一条“独特的线路”，才使得山山水水有别于他家。他有意识的少、不通顺、奇崛、萧简。像这样具有文体自觉的作家很少，成功的更少。

《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

舒国治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256页，27元

《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

舒国治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8月版

226页，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