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邨，艰苦生活的庇护所

彭砺青

这是一本为苏屋邨而写的口述历史，苏屋邨是香港屋邨中较为著名的一组，它符合公共房屋的条件：较为整洁、恬静而舒适的环境，种类齐全的店铺及游乐设施、多种档次及不同租金水平的房间、接近交通枢纽等。曾几何时，苏屋邨被视为香港屋邨的典范，然而随着社区人口老化及迁徙，香港政府在2006年决定将其拆迁，然而对于苏屋邨居民来说，这份生于斯、长于斯的集体记忆亦不会随时光而磨灭，作者决定将这份记忆化成文字，以集体口述的方法，重现苏屋邨当年的生活面貌。

前言中，本书作者交代了著书的理念，他以意大利史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基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台湾史学界的“我们来修村史”运动、年鉴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对非文字素材的重视，加上当代美国的口述历史传统，作为他选取部分苏屋邨居民之口述为本书主线的理论根据，加上作者对香港公屋政策发展史的简述，颇能补足香港书籍在公屋论述方面的空白。本来屋邨是草根阶层的居所，而屋邨的历史理应由许多默默无闻的居民来忆述，然而本书作者似乎也邀请不少在苏屋长大的知名人物，如立法会议员谢伟俊、Beyond乐队歌手黄家强、无线电视艺员吴嘉华等参与其中。基于篇幅所限，作者未能邀请更多居民作口述，为本书美中不足之处，但书中已勾勒出香港公屋发展的基本轮廓。

每个城市都有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方，香港亦然，香港最令外国游客惊讶的，是其挤迫的生活环境、人口密度极高的摩天住宅，当然还有极迅速的人流速度。亦正因为有这种挤迫的城市空间，才衍生出别树一帜的公共房屋格局。没错，香港的公共房屋也有其独特的标志，它名之为“屋邨”，那是像“村”又不是“村”的住宅建筑群，屋邨本来是为了安置寮屋村火灾难民而设的徙置房屋，后来渐渐发展成针对核心家庭置业需要而建设的住宅建筑，再演变成在新界区拓展新市镇的重心地带。今日在香港，有近半数居民住在屋邨里，屋邨对香港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一般认为，1953年圣诞石硖尾一带的寮屋村大火是导致屋邨诞生的原因，书中也提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不单可用来引证香港早期房屋发展史，亦可呈现出早年香港社会及人口的结构面貌。那时，大部分从国内偷渡来港的难民，都住在九龙边陲地带的寮屋村内，这种寮屋村本来是本土宗族的村落，由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渐为外来难民所居住，又逐渐演变成密匝匝的寮屋村。那场由棉被起火引起的火灾，本来仅能影响数十间房屋而已，但由于寮屋空间挤迫及风势的缘故，这场大火最后波及至数百间房屋。当时的消防局局长曾下令抽调港岛的两部消防车参与救火，由此可见这场火灾的破坏力。

这次火灾将原来的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石硖尾村等寮屋村烧毁，政府随后在寮屋村原址上兴建混凝土外墙的屋邨，沿袭原来的村名，但称其为屋邨而不是屋村。其实石硖尾不是惟一的例子，许多寮屋村，包括远一点的苏屋村和李郑屋村，亦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毁灭性火灾，这些火灾及香港政府其后的处置方法令人们以为屋邨起源于徙置灾民的应变措施。事实上，作者也告诉我们，殖民地政府早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居住空间所带来的压力；早于1935年，港督贝璐爵士就委托于1923年成立的房屋委员会(Housing Commission)提交一份相关报告。上世纪50年代难民潮所激化的寮屋人口增长问题，不过催促香港政府加速处理住屋问题罢了。作者交代了这段历史，并详细记录了香港政府针对住屋问题而设立的机构，例如1948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协会、1950年的香港模范屋宇会等，更详细交代了香港公屋政策怎样从事务演变成关乎民生的政策。

迈克.戴维斯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指出，贫民窟是都市更年期的丑陋产物，而寮屋村问题却暴露了香港由小渔港发展成国际都市过程中必然碰到的问题，屋邨作为寮屋村的替代物，在一定程度上既安置了无家可居的贫民人口，亦拓展了都市空间，令香港城市规划政策渐渐成型。这当然不是政府主动的结果，而是庞大的人口压力迫使政府制订公共房屋政策。据作者介绍，港英政府曾鼓励大型企业开设工厂宿舍，或鼓励私营发展商兴建廉租房屋，但都不成功，只好推出俗称“廉租屋”的大型公共房屋。虽然港英政府随后推出较美观、间隔较完善的屋苑，但普罗大众仍愿意居住在屋邨里。屋邨的特色是每层单位较频密，而单位内的睡房与客厅之间并没有间隔墙，这些单位通常为低收入家庭而设，但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个人私隐可言，这助长了一些家庭问题并催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紧密、挤迫的生活环境亦影响了邻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屋邨罪案发生时，邻里们会意识到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上，从而更倾向于守望相助；另一方面，狭隘的空间也增加了彼此摩擦。

本书中，口述者经常将靠近山麓的苏屋邨拿来与位处长沙湾闹市之侧的李郑屋邨拿来作比较，其实两者仅相隔一条街，却表现出不同的屋邨环境—从中可见香港都市密度之高、都市空间之细微差异。正如前段所述，苏屋邨居民因为治安问题而加深了邻里守望相助的意识，他们组织治安团在楼宇各角落巡逻，并成立类似今日法团的互助委员会，促进屋邨产生社区意识，并帮助政府管理治安参差不齐的屋邨社区。不过，像苏屋邨这样守望相助的例子并不多见。口述者又都说，李郑屋邨的治安较差， 而且那里的黑社会分子甚至还会到苏屋邨这边来闹事。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为何苏屋邨比许多屋邨太平：许多居民都是中产或小康家庭，例如谢伟俊父母拥有一部汽车，他们也为子女添置了一部钢琴。稳定而宽裕的家庭环境，为苏屋邨的后代造就了专注于自我兴趣(或工作)的条件，例如Beyond乐队的黄家强说，他自小就在家中阅读外国的音乐杂志。这样，苏屋邨的年轻一代与街上的不良分子都甚少接触。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入住苏屋邨的居民实施严格限制，连养一头狗或在墙上打一颗钉都要经政府检查及批准。严格的居住限制，也杜绝了黑社会聚集或一些住户作出妨碍公众的行为。

苏屋邨是第二代屋邨，相比于那些仅为替代寮屋村而设的第一代屋邨，它的楼宇设计更加多元。后者采用最旧式的H形设计，居民共用厕所及浴室，卫生条件并不比寮屋村好多少。观塘、横头磡、石硖尾区的早期屋邨皆属此类。第二代屋邨以苏屋邨为代表，住宅单位较宽敞，有独立的厕所、浴室，屋邨内还有各色各样的商铺及社会志愿服务中心。从各方面来看，第二代公屋居民都比第一代公屋居民享有更优裕的物质条件。其实，无论是第一代抑或第二代，香港早期公屋居民都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的背景中，彼时香港尚未发展成人口密集的大都会，大家都生活在物资匮乏的海港外缘，生活简单。相比较起80年代初入住屯门安定、友爱各邨，或90年代末在天水围屋邨落地生根的新移民一代，苏屋邨的生活环境也较少产生地域以至文化上的摩擦。

香港从来就缺乏对公屋发展的系统著述，《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以一种活泼的方式，轻松描述出旧时香港平民的生活面貌，侧面反映出几代人的成长历程，记录了从年轻一代到年迈老人的观察，以一种平等对望的生活视角，补足了专业史学探讨的阙如，从而令屋邨这段属于香港的集体记忆得以保存。公共屋邨是香港的独有产物，它是城市中的村社，其邻里关系亦比较接近村社的宗族关系；它也是艰苦生活的庇护所，同时又紧贴城市繁忙的生活节奏—它本身就是香港的缩影。

《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

刘智鹏 著

中华书局

2010年7月初版

港币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