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文学是一团烧向压迫的火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
文学是一团烧向压迫的火
授奖辞：
他对权力结构给予了制图般精细的描绘，对个体的抵抗、反抗和失败进行了犀利的叙述。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挽回了一点面子。” 北京时间10月7日夜，当得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２０１０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之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这样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陈众议看来，相较于2009年、2004年的文学“诺奖”得主赫塔•米勒、耶利内克，成名将近半个世纪、位列拉丁美洲 “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的巴尔加斯•略萨，更称得上“实至名归”。
持有此观点的显然并非陈众议一人。早在去年10月8日“诺奖”颁出之时，法国《费加罗报》就曾为委员会没有选择略萨而大感失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迟来的加冕。揭晓诺贝尔文学奖归属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则说，巴尔加斯•略萨革新了文学的叙事方法，是异乎寻常的叙事者。“他相信世界可以改善；他相信，借助小说的力量，可以促使世界改善。”
这是自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将桂冠授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90年为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加冕之后，时隔20载的回归，拉美文学又一次被推向世界性关注的巅峰。诺贝尔文学奖也可暂别“唯欧洲论”的诟病—毕竟，在过去的六年里，五位获奖者都是欧洲人。
无法回避的政治
宣布奖项之时，略萨身在美国，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就在10月7日当天，他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塞万提斯学院，举行小型新闻发布会，首次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公众与媒体面前答问。
《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发布会的情形，记者这样描绘略萨的现身：“他优雅，潇洒，一头银发……即便在74岁的年纪，依然可以轻易吸引女性频频回视的目光。”秘鲁前总统托雷多（Toledo）就坐在发布会的第一排。
略萨用英语、西班牙语以及偶尔的法语回答提问，他将诺贝尔文学奖对自己的选择，看做是“对拉丁美洲文学，对西班牙语重要性的认识与重申”。而早在他年轻时第一次去欧洲，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拉丁美洲看起来是一片只充斥着独裁、革命与灾难的大地，而现在我们将让世界知道，这里同样也能孕育出艺术家、音乐家、画家、思想者与小说家。”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略萨在拉美被广泛尊敬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但另一方面他也被一些人认为政见保守，因为他经常针对包括古巴和委内瑞拉在内的左翼政府发表批评意见。”除了在祖国秘鲁举国欢庆，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也在Twitter上凑热闹：“这个奖是整个拉丁美洲的骄傲！”而墨西哥左翼作家、切•格瓦拉传记作者帕科•伊格纳西奥•泰沃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则说：“当然，对于这个奖略萨是当之无愧的，但作为一个市民、一个人来说，他是可悲的。”
如此两极的评价，足以使敏感者意识到略萨作品与政治倾向间无法忽略的关联。《纽约时报》甚至称：“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做出了有政治色彩的选择，虽然从前偏向的是‘左’，这次偏向的是‘右’。”随后它引述了略萨对于“诺奖选择政治还是选择文本”的回应，他说：“作为一个拉美作家，要想避开政治是极难的，既然文学是生活的一种表达，政治就是渗入生活无法剔除的部分。”《新闻周刊》的记录则是：“略萨解释说政治有可能成为恶心、肮脏的活动，我们无法不写。”
从学生时代开始，巴尔加斯•略萨就是政治活动的热心参与者。与其他作家尤为不同的是，1990年他还曾以秘鲁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一度呼声很高，最后却败给对手藤森。这一次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远离秘鲁，到西班牙定居。
马尔克斯VS略萨
和很多重要的拉美作家一样，巴尔加斯•略萨一生中的漫长岁月在欧洲度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完成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而首次出版几乎都在西班牙。但他写作、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拉丁美洲这片大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与现实性。其犀利的笔锋不仅剖析秘鲁，还直指整个拉丁美洲政权、军权、神权的腐败与丑恶。他的文学是有政治介入性的，并且，他还以从不停止的结构、形式探索，使阅读者与研究者无法忽视其在艺术上的创新。这种活力与创造力，一直延续到如今的74岁高龄。
巴尔加斯•略萨非常高产。据外媒统计，自1959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先后出版64部西班牙文作品，其中28部译成英文、42部译成法文、36部译成德文、16部译成瑞典文。而他也是目前中国国内被译介得最充分的拉美作家之一。
略萨以短篇小说开始创作，以长篇小说享誉国际，而他作品的形式非常多样，还涉及剧本、散文、诗歌、文论等。英国《卫报》10月8日发表作家William Boyd的评论，称略萨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家，他说，“如今极少有作家像略萨那样，突出地将公众人物与私人艺术家的身份合为一体”，又说，“他既写长篇，又写短篇，既写喜剧小说又写极深刻晦涩的严肃作品，他的写作有时像非常直接的现实主义，有时又有拉美文学魔幻现实的色彩。”
略萨常常被与马尔克斯并称。他们之间渊源颇深，一度亲密无间，又以一次拳脚相加的流血事件为文学史留下一段著名的八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曾掀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出版、翻译、阅读、研究热潮，被称之为“文学爆炸”。其中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更被看做这场“爆炸”中的“四大天王”。略萨在四人中年纪最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尔克斯的作品。
马尔克斯是略萨儿子的教父，甚至“略萨依据马尔克斯儿子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们命名”（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然而1976年情人节的前两天，两人在墨西哥城某电影院的一场首映式上相遇，当马尔克斯一脸无辜地上前想拥抱略萨，后者却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这一拳的重量，有照片为证—两天后马尔克斯请摄影师朋友洛基格•莫亚为自己拍摄了“熊猫眼”肖像，这些大文豪左眼淤青的照片直到2007年马尔克斯八十寿辰时才首次发表。
两人至今对那一场斗殴的原因守口如瓶。有猜测说导致他们不合、决裂的，是政治上的分道扬镳—马尔克斯是坚定的左派，略萨大学时代是秘鲁共产党的同情者，后来与左翼渐行渐远，转向自由知识分子的道路。摄影师莫亚则说，这两个男人拳脚相向，为的绝对是一个女人—略萨的第二任妻子帕特丽西娅。据称，马尔克斯曾在略萨夫妇经历情感危机时，劝帕特丽西娅与略萨离婚。
在打架之前，马尔克斯曾请略萨为自己著名的小说《百年孤独》撰写序言，打架后这篇未发表的序言被弃置不用，直到2007年 《百年孤独》推出四十周年特别版，马尔克斯才同意让略萨的这篇“旧序”露脸。
略萨获得 “诺奖”的消息刚刚公布，就有媒体报道称于Twitter听到马尔克斯的发言：“我们扯平了。”一时沸沸扬扬。事后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基金会试图澄清，称此消息“不被授权”。两人共同的朋友、哥伦比亚作家穆蒂斯告诉埃菲通讯社，经过34年的积怨，这两位拉美重量级作家之间的和解已经不太可能发生。
将人生传奇织入作品
略萨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而他的作品中，不少带有自传、半自传的性质。
他的父亲出身于贫民窟，由于中彩票，得以晋升中产阶层。而他母亲则出身于秘鲁贵族家庭，与当时的总统有亲戚关系。父母因一见钟情而结婚，婚后却很不幸福。略萨还未出生，父亲便离家出走，随后提出离婚。直到十岁，父子两人才第一次相见。而信仰天主教的略萨母亲，也为遵守“从一而终”的教义，与重新出现的略萨父亲复婚。
略萨与父亲，终生不合。对他而言，没有父亲的童年时光反而是幸福的回忆。那十年，他与母亲的家族生活在一起，受到外祖父一家的溺爱，是大家庭注目的中心。父母和好后，由于父亲对略萨母亲家族的仇视、对自己出身的不自信，很长时间里小略萨被杜绝与亲戚们接触。父亲以打骂结合、威权式的管教方式，控制略萨的生活，并在他14岁那年强迫他进入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军校，想要扭转十年溺爱对儿子的影响。
军校就像秘鲁的微观世界，恃强凌弱的风气，等级与种族的歧视，种种粗暴、野蛮、勾心斗角的龌龊，使少年略萨经历了可怕的洗礼。后来也成为他成名作 《城市与狗》的直接素材。
毕业后，16岁的略萨进入父亲开办的国际新闻服务社当信使，受新闻行业吸引，到《新闻报导报》当起了记者。短短三个月社会治安版的报道生涯，使略萨将秘鲁城市底层的生活一览无余，跟着资深记者们出入妓院、酒吧，他也过了一段放荡不羁的岁月。此后，妓院、妓女常常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比如他最富盛名的小说《绿房子》，便是以秘鲁北部城市皮乌拉妓院“绿房子”为舞台背景，展开秘鲁社会40年的复杂变迁。
亲戚们发现略萨流连夜店，马上命他终止记者生涯，备考大学。在大学就读期间，19岁的略萨与自己舅妈的妹妹、32岁的胡利娅陷入热恋，为避免家族把他们拆散，略萨修改自己身份证上的年龄，与胡利娅在一个偏僻乡村火速结婚。略萨的父亲起初以枪口迎接这对新婚夫妇，但最终接受了事实。父亲看重的是，结婚就意味着儿子从此经济独立。而略萨不得不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同时打七份工养家糊口。这也是他创作热情高涨的时期，好在胡利娅全力支持他的文学梦，用打字机为丈夫誊清稿件。这场婚姻持续了九年，离婚后略萨又娶了胡利娅的外甥女帕特丽西娅。第一次婚姻，被略萨写进了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而年底将在国内推出中译本的略萨2006年小说《坏女孩的恶作剧》，据译者尹承东介绍，也很大程度上是略萨情爱生活的自传，很可能基于他延续至今的第二段婚姻。
从反父权到反独裁
这些个人经验的不断阐释，并没有使略萨作品陷入“私小说”的小格局。相反，大多数时候略萨用文字构建出非常宏大的场景与时代感。他的切身体验，与他宏大叙事的野心水乳交融，增加了叙事的细腻与可信。
略萨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习惯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创作时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里常出现各种文体的拼贴：电报、公文、文件、命令……纪实性的文字镶嵌于神奇的虚构想象中，亦真亦幻。比如他1981年的小说 《世界末日之战》，写的是巴西腹地卡奴杜斯农民起义的故事，与巴西作家库尼亚的纪实作品《腹地》主题相同，不同的是略萨虚构出“劝世者”群像，以经过锤炼的风格将魔幻与历史相融。
陈众议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略萨的创作曾有短暂的“迷失”，受后现代思潮“淡化意识形态”理念的影响，放弃了宏大叙事，“格局向下、向小，小资气息很重”。陈众议所指的是略萨在60多岁时写的 “艳情”小说《继母颂》、《情爱笔记》。他对这些作品不以为然，觉得“跟欧美自由作家的写作太类似，反而丢失了略萨的特色”。2000年出版的小说《公羊的节日》，被陈众议看做略萨的回归，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在此时授予略萨，也是对这种“回归”的肯定，“身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写作者，我们玩不起小布尔乔亚。”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是略萨小说中文版的主要翻译者之一，并曾出版《巴尔加斯•略萨传》。赵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理解略萨的关键，还是他“分裂”的童年、少年成长经验。略萨之所以选择写作，一开始就是将“写”作为一种对父亲命令的反叛—他的父亲一直希望掐灭他对文学的爱好，认为这种爱好缺乏男子气概。略萨从反对父权开始，渐进到反抗社会上那些维护专制土壤的观念。这就引发了他对秘鲁社会贫困、军事独裁等的批判。他早期的口号是“文学是一团火”，要烧灭一切压迫。
《城市与狗》出版后，略萨被当时的秘鲁军政府宣布为叛国者，他的作品被公开焚烧、销毁，地点就选择在他曾就读的军校。那一把火越发助燃了略萨心中的文学之火，反抗之火。
2009年，在一次西班牙的略萨作品研讨会上，舞台布景上写着几个大字：自由与生命。赵德明认为略萨毕生的追求是自由，“谁能帮他摆脱压迫呢？一开始略萨认为是左派。他参加了很多左派组织。但后来在秘鲁的社会现实里，左派让他很失望，所以他才走向追求新自由主义。谁能帮助他追求自由，他就投向谁。这是贯穿始终的。研究流亡者与叛逃者的心理，就明白略萨的自由观与思想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