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是“麻皮”，土星戴“草帽”

严锋

一  

我在1970年代初随我父亲下放到一个叫南通县五窑公社的地方。我们公社没有自己的书店，要买书的话，就要去很远的区政府所在地石港镇，或者去一个更远的刘桥镇。隔几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父亲就会骑上哗啦啦乱响的“兰羚”自行车带我出发，到镇上就差不多要中午了。从书店里出来，正好进斜对面的一家小饭铺，吃一碗喷香的葱花酱油汤面，然后就该回家了。

父亲给我买的书都是科技类的，其中最难忘的是“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家里的《十万个为什么》有8册，里面的问题和答案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像“人造小太阳”（碘钨灯）为什么那么亮，万吨水压机的原理是什么，12万5千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为什么要“中间再热”，等等。我最爱读其中的第6本“天文分册”。

“天文分册”一开始的几十个问题全是关于卫星的，什么“三个宇宙速度”啊，“发射倾角”啊，“多级火箭”啊，看得我血脉贲张，恨不得跟卫星一道上天。再往后面翻，就是天有多大，星星有多少个，为什么天会黑这些对孩子来说极为神秘玄妙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为什么”，书里多半会先引一句用黑体字印出来的主席语录来开导一番。这让我很早就有一种感觉：毛主席对天上的事情，样样都懂。

不过“天文分册”上最吸引我的还是两幅图片，一幅是月亮的，像个圆脸大麻子；另一幅是土星，像只扁扁的草帽。这两张图对一颗白纸一样的幼小心灵显然有一种启示性的震撼：原来事物实际上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可是，怎么才能看到月亮上的麻皮呢？

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我们买到了一套7本的《科学小实验》。这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少儿DIY的圣经了。顺带说一下，人们常说那年头如何如何反科学反现代，可是一提到“科学”，我就想起来我们公社砖瓦厂订有《科学普及》、《科学试验》、《国外科学动态》这样的杂志。所以我有这样的印象：“科学”在那样的年代好像也并不是个贬义词。不管怎么样，《科学小实验》里的实验，有条件做的，我都做了。比如把电池里的碳棒拔出来，放在硫酸铜溶液里，看乌黑的碳棒镀上一层闪闪发光的铜膜。我也曾把一只灌水的瓶子放在高处，一只瓶子放在低处，用一个皮管把它们连接起来，给同学们演示所谓的“虹吸原理”。我用酒精灯把一根体温表中间烧软，往两边一拉，拔出一根玻璃丝，然后再把玻璃丝放在火焰上烧出一颗细小的玻璃珠，最后用这颗玻璃珠镶嵌在火柴盒上，制成了一只袖珍的火柴盒显微镜，可以放大100多倍。

最难忘的还是“光学”分册里的“简易天文望远镜”。我找出家里的杆面杖，用马粪纸卷在上面，涂上自制的胶水，外面再贴上几层白纸，内壁用墨汁涂黑，这就是镜筒了。镜筒的前端嵌上一个200度（焦距50厘米）的老花镜片，算是物镜。后面再套一只小一点的“胃舒平”的圆盒子，装上一只焦距1厘米的目镜（该目镜是扬州某军工厂的一个工人慷慨送给我的，原用于国产坦克潜望镜），一只50倍的天文望远镜就做成了。然后，我把这杆同学们称之为“独眼龙”的土枪对准皎洁的月亮。哇，麻皮看到了！

二

另一本叫作《少年航空模型制作》的儿童读物也让我铭心刻骨，永生难忘。想想看吧，在一个连饭都吃不大饱的时代，没有电视，没有芭比娃娃，没有乐高积木，没有变形金刚。一个8岁的小孩突然看到了好多种飞机的图纸，弹射滑翔机，牵引滑翔机，橡筋动力机，图纸旁边还有详细的制作介绍，如何切割打磨装配，你说这个小孩怎么可能不痴迷呢？可怜我连猜带蒙，把那书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差不多快翻烂了的时候，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造一只自己的飞机到天上去飞了。

虽然是造模型飞机，可是对穷孩子来说谈何容易。好在父亲所在的小砖瓦厂有个机修车间，地上很容易拣到锯条和刀片，父亲又带我去电工师傅那里讨了砂皮和胶水。父亲还给我提供了材料：家里的床是用几条木板拼起来的，父亲就把最外面的一条木板拆下来，帮我初步地切割成大致的形状。接下来的精细加工，可就是我自己的事啦。

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造飞机时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每一次心跳。我把一根根竹丝放在煤油灯上烘烤，然后弯曲成机翼的形状，粘上翼肋，糊上蒙皮。我曾经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用一把小刀把一根长方形的木料细细地刻成螺旋桨的形状。眼看着粗糙的木料在自己的手中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眼看着图纸和想象中的飞机慢慢地成形，那种成就感真是无与伦比。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把书上的所有飞机模型全部做了一遍。父亲是反革命的戴罪之身，我们住在一间黑乎乎既漏风又漏雨的草棚泥屋，可是当我们在灯下动手做模型飞机的时候，无边的快乐就像水一样地把我们浸透。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迷上了各种奇技淫巧。《少年航空模型制作》让我的癖好注定要去飞翔。后来父亲平反了，补发了工资，也曾带我去百货店玩具柜，可是我看着那些汽车，轮船，甚至是飞机，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它们都只能在地上爬。而我自己做的飞机，无论多丑陋简单，是真正属于天空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这是不是一种对现实环境的反弹呢？在那些流放的日子里，父亲与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们真的好像是小小的蜗牛，在地上艰难地爬行，那些简陋的模型飞机，寄托的让就是我们飞行的梦想，破壁的希望。

三

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给我看一本名叫《矿石收音机》的薄薄的小册子，里面讲到中药店里买一种叫做“自然铜”的药材，用一根细针顶住，一头接一根天线，另一头接耳机，就可以听到远方电台的广播。天下竟有这等神奇之事？天线在铁叉子上绕两圈就可以了。“自然铜”用几块水果糖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困难的是耳机，我们那个偏僻的乡下哪里有哇。好不容易打听到有个同学有一只破了的旧耳机，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掏出来，终于把它换回来。我的第一台矿石机不太成功，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从天上传过来的声音啊。其实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矿石机的声音也是极端HIFI的，因为不用电源，没有放大，失真度比今天最高级的音响都要小。

过两年，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我家回到城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陆续添置了万用电表，电烙铁和各种电子元器件。我从单管来复再生机，双管机，一直做到7管超外差收音机，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怎样把声音弄得更响。

成年以后，迷上音乐的同时，我可以说毫无悬念地迷上了HIFI音响。我也结识了一些音响发烧友，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烧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小时候从“矿石机”起步，然后是单管机，双管机一路做下来，最后陷入HIFI的泥潭。我们这些人，只要一说起2AP9，啸叫，推挽输出这些古旧的术语，就会呼吸变粗，眼睛闪闪发亮，仿佛是对上了黑社会里的江湖切口，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志。按理说HIFI是全世界共有的热潮，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欧梵先生就是一位发烧友。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HIFI客都有如此共同的前HIFI的土烧经验，这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了。或者说，可不可以算是全球化中的地区性差异？我们当年迷恋矿石机，正是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中世纪。可就在那种闭关锁国的形势下，一群群的孩子，用他们省下来的硬币，捧回来一块块的“矿石"，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装起天线，痴迷地捕捉着来自天空的一波波微弱的信息。你也可以说这是贪玩，也可以说这是HIFI的萌芽，也可以说这是知识探究的本能，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种对飞翔的永恒的渴望。

《十万个为什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版
全套2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