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状告批评家与媒体：一批评，艺术家就不高兴

由于要求赔偿金额较高，涉及的媒体、画家、评论家较知名，已在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报记者采访了艺术评论家杨小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展江教授、环球经纬律师事务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今年10月，画家范曾起诉《文汇报》及郭庆祥、谢春彦，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540万元。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原告范曾起诉称：2010年5月至6月间，郭庆祥、孙逊、谢春彦先后在《文汇报》发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画家最终还是要凭作品说话》、《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

原告认为，上海《文汇报》是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其刊登的三篇文章先后被谷歌、百度等主流媒体转载，被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随意贬损原告名誉，侮辱原告人格，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已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严重侵害，并给原告造成极大精神痛苦。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文汇报》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要求被告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被告谢春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

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之中。由于要求赔偿金额较高，涉及的媒体、画家、评论家较知名，已在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报记者采访了艺术评论家杨小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展江教授、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江波律师。

艺术界：艺术史上有很多画家被骂

杨小彦对郭庆祥、孙逊、谢春彦在《文汇报》上登的三篇文章，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对艺术作品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准确的定义和判断，艺术作品常常因人而异。当我不喜欢某一些绘画的时候，我就会说出我的不喜欢，同样，我喜欢了，我就说出喜欢的理由。只是这些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都没有绝对的客观性，没有绝对的普遍性。”

杨小彦同时指出，在美术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著名事件，并举例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著名的油画家叫惠斯勒。他是美国画家，却在英国和法国生活。可能惠斯勒的画风带有一种北美的韵味，所以他的作品在英国好像没有受到他所希望的那种欢迎。有一次，他的一张画伦敦之夜的作品，画面有一座桥，整个作品画得很流畅，很闲逸，受到欢迎，甚至卖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然而，当时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拉斯金，公开写文章指责惠斯勒的这张画不值那么多钱，因为画得太快，缺少必要的技法，好像很容易就画出来似的。惠斯勒对此很不高兴，他起诉了拉斯金，说拉斯金贬损了他的绘画价值，挫伤了他在英国的名声，要求赔偿。联想到拉斯金当时在英国的名声，惠斯勒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惠斯勒反对拉斯金的批评也有道理。他说人们看他的画似乎很流畅、很潇洒，很容易就画完了，但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效果，画家要辛苦训练多少年！后来这个官司惠斯勒还是失败了，这对惠斯勒打击挺大的。

杨小彦认为在中国打这样的官司，对美术界的影响是：“很多人对现在的中国艺术批评很不满。这事说明，做批评是有风险的。光是表扬，艺术家可能高兴，但大家会觉得没意思，只是吹捧而已。但又有哪一个艺术家喜欢被批评呢？我看基本上没有。结果是，一批评，艺术家就不高兴，批评过分，就会气愤。这样一来，究竟应该如何去做艺术批评？加上艺术品的欣赏和趣味的多样化，本身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统一的标准，情形就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我们基本上认可齐白石是大师，不过，也许将来有一天，真的会有人认为齐白石并不怎么样。会不会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呀。反过来的事也会有，今天被说成是大师，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可能会变得默默无闻，沉入历史的大海，失踪了。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创造，需要逻辑，需要根据，需要智性的判断。话说回来，一个大度的艺术家，一个对自己的艺术成就充满信心的艺术家，也不会过分在意批评，哪怕是过度的批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对自己的艺术有信心，这就够了，就会不在乎别人的用词，当他没讲，由他去说罢。”

传媒界：名人的名誉权案子比比皆是

学者展江认为范曾的起诉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法制社会保护的，甚至是鼓励的一种做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觉得有一个媒体变成被告了，就很冤枉，这是一个很错的看法。”展江举了此前发生的富士康告《第一财经日报》，小S告《苹果日报》的事件，指出这两起诉讼都是民事的，没有动用刑事手段。展江说：“刑事的不太可能，按照我们中国刑法，这样做很显然是不得人心的。明智的是选择民事诉讼，如果媒体败诉，可能赔偿，这是比较文明的办法。”

展江介绍，中国侵犯名誉权的案子一年有几千起，涉及媒体的案子有一千起左右。此前有一个著名的个案是范志毅起诉《东方体育日报》，后来范志毅败诉了。展江说：“关键他是名人，后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判决，这个判决也在法律界引起争议。赞扬这个判决是基于进步的观点，保护言论监督的出发点。这说明了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是越来越重要的。媒体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但在法制社会中，媒体败诉是很正常的。”

对范曾起诉而引起的轰动效应，展江分析：“主要是因为范曾的名头。现在大家对540万元这种数目并不感到太吃惊。《文汇报》是个老牌报纸，范曾是个老画家，甚至说是国内知名或者是国际知名的画家，反正他的知名度高是真的吧！这还是名人效果。”展江指出，现在涉及名人的名誉权案子比比皆是：“有名的演艺界明星不可能没有这种事，至少要威胁起诉，太正常了。但是像范曾这种岁数大的人，功成名就的人，就比较少一点。”

法律界：法院应该有一个价值判断

律师江波从法律的角度指出：“这种案子归类为侵权案子。侵权案子要有损害的事实，要有过错。所谓过错，就是故意或者过失，那么原告是要证明被告有过错。侵权构成之后，这类案子的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评判损失标准，或者是损失受害的程度。大陆法系，一般叫填平标准。它造成一个坑，不平，那么，你损失是多少，给你填平了。也就是说，你损失多少就赔多少。这个案子讲到精神损害这个问题，这主要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特别是在艺术类的名誉侵权问题上，这个软损失是多少，主要还是一个事实问题。精神损害的赔偿怎么定量这个事实问题，是由法院来定的。”

针对范曾提出索赔540万元的问题，江波认为：“原告当然有他的诉讼权利。法律也会尊重他，法院已经受理了。最终判多少，这是由法院根据最终的事实，根据损害的程度，根据原告、被告举证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法院判决应当是有根据的，可能是判500万，也可能低一些，或者很低，这都有可能。范曾知名度很高，画也很值钱，那要比小画家的损失要大，所谓的精神损害或名誉损失，当然要大一些。精神损害是比较难量化的。”

江波认为画家与评论家之间发生这种情况，通过诉讼这种公开程序是有好处的。“这个事构不构成损害，这个评论过不过分，他评论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他讲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实情况，公众可以广泛地参与。评论的标准或者界限，大家都可以讨论。”

对新闻媒体在这类名誉侵权案子当中所应担当的责任，江波认为：“新闻媒体有社会职能，赋予相应的权利是对的，但不能过大，过大就是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这还是一个平衡问题。报纸的责任有多少，是一个事实问题，就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属于故意的就是明知故犯，因为报纸是审核责任，一个投稿，登不登是你的责任。在这个审核过程中，你明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你还登，这叫故意。那么，事实披露是有常识的，有基本的根据，有一些地方未必真实，可能是你审查不严，或是疏忽的责任，过失责任。这两个过错是不一样的。这个案子是合理判断的问题，因为不能要求新闻媒体像侦查机关，法律也没有赋予你侦查的权利，你不可能把事实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侦查机关也有可能是错的。真实，在事情发生过之后就会成为历史了，它是需要证据来显示。对于新闻媒体，要求求证到什么程度，这里应当是有合理界限的。谨慎诚实的新闻媒体应该是对消息来源要求求证的，但求证的合理性问题需要媒体自己去掌握。”

实习生黄展、游霞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