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延长就能多生娃？专家：并非鼓励生育的重要手段
在叶文振看来，男女平等是实施生育新政的必由之路。
12月1日，广东计生政策迎来重大调整，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根据条例，女方在国家规定的98日产假基础上，再享受80日奖励假，总计178日，除此之外，还新增父母育儿假、独生子女护理假。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全国多地发布了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延长女性产假时间。
目前，大部分省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产假延长至128天至190天之间，其中，陕西省生育三孩可休半年奖励假，即共计350天；宁夏产妇在单位同意的情况可以休至孩子一周岁。
政策出台引发了舆论极大的关注，除了如何保障实施外，不少女性陷入更深的焦虑，担心企业由于产假成本而挤压女士职业进入与晋升的机会。
生育与婚姻紧密相连，有经济学专家指出，女性在延长产假上如此焦虑的原因在于，延长产假与婚姻法存在内在冲突。
该经济学专家称，延长产假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让女性回归家庭，倡导男主外女主内。而现在的婚姻法又是超前的价值观，保护有产者，它削弱了性别的差距，只保护经济能力强的一方，倡导男女平等，鼓励女性赚钱养家。这样就造成两种价值观的矛盾。
究竟如何看待延长产假普遍到158天？二胎、三胎生育可能对现代女性的处境带来什么变化？如何看待延长产假与婚姻法的内在矛盾？11月30日，时代财经专访了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文振。
叶文振多年来从事人口社会学、女性发展领域研究，他指出，鼓励生育的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而延长产假是最为常见的手段，但这个手段有利亦有弊。
在叶文振看来，男女平等是实施生育新政的必由之路。“如果不以男女平等原则重申母亲父亲对生育的共同责任，那么生育势必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还会进一步拉低她们的社会地位、婚姻地位。”
针对延长产假与婚姻法的内在矛盾，叶文振表示，法律层面也要坚持和贯彻男女平等原则。
他建议要把妇女权益纳入基本人权，也就是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他倡导建构“家庭友好型社会”、“婚姻友好型社会”，政府要科学评估住房、医疗、教育等家庭生育成本，要把不合理的成本压实甚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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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长短由三个原则确定
时代财经：近日，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配套措施，其中延长产假成为了主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女方产假普遍上调到158天。从政策角度看，你怎么看各省把延长产假作为鼓励生育的主要手段？多长比较合适？
叶文振：关于产假应该放多长，我觉得应该遵循三个原则来确定，才具有科学性。
首先是健康原则。女性生育了孩子，身体资源消耗很大，要让身体得到充分恢复。新生婴儿在这一阶段也容易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新手妈妈需要较长的假期来确保一旦婴儿出现健康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第二是儿童优先的原则。孩子从出生到健康成长，母乳的哺育是非常重要的。哺乳多长的时间，是以孩子优先为原则，从孩子获得更好的身体素质的角度来考虑。在孩子出生的前期，哺乳比较密集，更有利其健康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哺乳的间隔就拉开了，甚至还有加入牛奶或其他食物统一搭配。
第三是男女平等的原则。关于产假的讨论一直都是围绕女性的母职问题展开，男性的父职在哪里？应该把父亲的职责也更多纳入产假长短来考虑。在孩子养育成长方面，父母亲拥有一样的责任。
应该确定这三个原则作为修订产假长短的依据与凝聚共识的基础，人们在争辩多长的产假比较合适，一旦确立了这三个原则就能回答这一问题。
时代财经：这三原则树立了一个原坐标来看待产假的问题，那么在你看来，延长产假能算是鼓励生育最好的办法吗？
叶文振：鼓励生育的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而延长产假是最为常见的手段，但这个手段有利亦有弊。
长时间的产假确实对女性重新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对职业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参与形成一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宜把产假无限制拉长。
我觉得这并不是鼓励生育的重要手段，应该从刚才所说的三大原则出发考虑产假的合理长度。
时代财经：目前舆论担心各地如何保障落实，毕竟企业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承担突然增加的成本。对于促进企业落实延长产假等配套政策，你有何建议？
叶文振：我有两个建议，第一是企业承担一部分的生育成本是必须的。对于男性职工比例较大的企业，男性职工给企业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背后是男性职工的妻子在照顾家庭和生育，也就是说分享了妻子的生育红利。这样的企业应该承担一部分生育成本。而对于雇佣较多女职工的企业，应该得到政策的支持与弥补，因为它们承担比较多的生育成本。
第二个建议是，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生育成本都推给企业，政府要进行比较精准的生育劳动成本核算，测算出生育成本有多大，以及成本的结构和来源。一方面尽可能降低生育成本，另一方面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担。
而且政府恐怕要分担更多一些，因为不能用生育成本去捆绑企业，企业是需要激活的，企业有生命力，政府才有更多的税收收入。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文振
男女平等才能破除女性“公职+母职”的重压
时代财经：诚然，对妇女来说，一方面担心休假太多，影响工作、晋升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多休假，陪伴孩子。你多年来从事女性社会地位研究，生育二胎、三胎可能会对现代女性的处境带来什么变化？
叶文振：对妇女来讲，“公职+母职”的双重压力问题是挺严重的。
女性都希望有美满的婚姻，白头偕老，也希望生儿育女使得家庭生活更完满。女性对生育存在热情，这既是一种天然的生物现象，更多也是文化的产物。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对生育的热情应该给予保护，而不应该因为制度和文化的原因给她们生育热情转化为生育行为带来更多的成本障碍，特别是自身发展的机会成本。
如果不坚持以男女平等原则去重申父亲母亲对生育的共同责任，一方面，生育势必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而且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拉低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婚姻地位。
另一方面，生育二胎、三胎还会复归或者强化女性的传统生育功能，对没有实施更多生育的女性产生社会舆论的挤压。人们会说“你看别人都生了，你为什么没生？”因此，如果不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坚持父母亲对生育的共同责任，一定会影响妇女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通过很多的努力慢慢淡化原来将女性当作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正给予生育文化新的建构，体现新时代生育的男女平等基本价值，以激发家庭更大的生育热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男女平等是实施生育新政的必由之路。
时代财经：男女平等是否也是解决现代妇女“公职+母职”困境的一个良策？
叶文振：是的，只有通过男女平等才能够解决这样的困境，生育是父母共担的职责，是家庭追求的目标，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
强调生育带来的母职要求，不谈父职的介入，不谈家庭可支配资源的一起投入，不谈政府分担一定的生育社会成本，最后的结果就是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走低，新的生育政策就可能会落空。
时代财经：怎么解决现实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叶文振：首先要做的是全面审视生育过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哪个环节性别不平等，就治理哪一个环节，整个生育过程必须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父职与母职一起参与和共同承担。为了倡导和坚持生育的性别公平，我们更应该思考整个社会的作为空间和着力点。
男女平等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但人们谈论的时候容易把这个问题抽象化、虚化，应该结合生育的每个环节，更具体地考虑如何真正做到性别公平。
政府所做的一系列有关生育的积极配套措施，更应该从坚持和实现生育性别公平与平等的原则来进行顶层设计。
婚姻跟生育不能切割开
时代财经：近日，有经济学专家指出，延长产假成为鼓励生育的主要手段，却与婚姻法存内在冲突。其观点主要是认为，婚姻法不会对出轨的人做出惩罚，也不承认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付出，女性为了保护自己，自然都会想出去工作。但是延长产假又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增加了找工作的难度，让女性回归家庭，可是回归家庭以后婚姻法又不保护她们，因为无产。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叶文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婚姻跟生育两者不能切割开来，一定要放在一起来考虑——没有平等的婚姻，也就没有婚姻的持久，生儿育女更是无从谈起。
鼓励夫妇生二胎、三胎不仅仅要降低其生育成本，更多还要让婚姻关系平等、婚姻生活高质量，有一个长久的婚姻，生育意愿、生育目标才能够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应该强调政府对婚姻的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婚姻是生育的载体。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也有很多人结了婚不能持久，这些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实践。
法律层面也要坚持和贯彻男女平等原则。
时代财经：你在研究中，多次提及建构“家庭友好社会”、“婚姻友好型社会”，在教育、住房、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当下，如何建构这样的友好社会？
叶文振：现在，人们每天一早出门，很晚才回到家，留给家庭、爱人、孩子的时间很少，这不利于家庭和婚姻建设。
首先，政府要进行综合的社会治理，无休止的加班、把星期六日合法的休息日都占用了，这是不合理的。只有用人单位愿意给两倍、三倍的劳动报酬，除非员工也愿意加班，否则不能强行安排。这是需要提出呼吁的，要把时间返还给家庭。
第二，建议把妇女权益纳入基本人权，也就是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每个家庭成员，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尊重作为基本人权的妇女权益，努力做到不侵犯妇女权益。要把男女平等内化到家庭生活当中、融入到婚姻和生育的每一个环节。有了这个观念意识和行动自觉，也就是用国策来指导婚姻生活和生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其实有不少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除了内化以外，还应该外化上到政府的民生决策，下到企业的劳动资源管理。作为企业家让企业产生利润，可以理解，但企业家同时也是家庭人，也有婚姻，也有生育的过程，当把这些融合起来一起考量，也就能做出更合理的男女平等的企业决策。也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劳动力，当员工生育过程结束以后，将会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回报企业对其关爱。
时代财经：针对教育、住房、医疗的成本过高，该如何解决？
叶文振：第一，政府要做全方位的评估。首先抽取掉不合理的成本，比如医疗方面，可以对重复医疗、过度医疗、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等进行治理。同理，在住房资源、教育资源方面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评估，防止因为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或者文化因素而抬高成本，要把成本压实甚至降低。
第二，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倾斜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补贴，建构家庭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例如，孕妇妈妈带着年幼孩子出门，能否减免坐地铁的费用，这些都是细节的问题，但都能体现政府和整个社会对家庭、婚姻、生育的制度倾斜和支持、还有文化善待与友好。
比如住房方面，根据家庭婚姻状况、孩子多少，给予免租或者低租，减少住房方面的压力。现在那么多空置房，能否盘活作为廉租房？
我们应该调动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资源来降低生育成本，做到合理分担，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产假长短。教育、住房和医疗更值得政府进行更多的调研和设计，让多生育既有利于整个国家，又有利于每一个家庭，更有利于女性的婚姻幸福、职业发展和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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