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全新亮相

梁施婷

2021-06-28 17:44:39

来源: 时代周报

经过改扩建后，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将于“七一”后适时对公众开放

如果不低头细心看，路过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的行人或许很难发现，被保护在左右两侧厚重玻璃下的，是一栋建筑物残存的红阶砖遗迹。

这里是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地方。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共三大会址。（图片来源：陈志强摄）

如今这段历史被系统地记录了下来。在经过近一年的改扩建后，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目前专门面向团体开放，实行预约参观，并于“七一”后适时对公众开放。据了解，新馆占地面积为668.42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2305平方米，规模比之前扩大了两倍。

据馆方介绍，新馆展出的文物展品从78件/套增加至108件/套。当中，包括从中央档案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机构组织复制而来的珍贵藏品。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档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手写稿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

在这里，各种珍贵的展品静静地讲述着近百年前的那一段热血往事。

一度是一个谜

在众多展品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直观地展示了中共三大会址最初的面貌。根据馆方介绍，这张20世纪30年代广州东山一带的鸟瞰照片，是从一位民间藏家处以电子版本的形式征集而来的。

照片右下角标记为①号的建筑，正是当年中共三大召开的会址。

中共三大的会址何在，一度曾是一个谜。早年间，由于保密需要，中共三大的相关文件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会议的确切地址，当时的会场房屋也早在1938年就毁于侵华日军的轰炸。

会址重见天日离不开一位坚持不懈的老人。为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具体位置，1972年10月，作为当年参加中共三大的老党员，曾任国务院参事、年近八旬的徐梅坤再次来到广州。

他还大致记得49年前参加中共三大会议时的情形。“（会址）给我们的印象是很高的，约6米有多，第一层约3米，楼上也有3米。屋的平面近于方形。屋顶从侧看成‘人’字形，以普通民用的辘筒瓦造上盖，记得没有玻璃明瓦。正面屋檐没有栏杆，伸前平遮楼上的走廊，廊不很宽，廊边才有围栏，记得是砖砌平直通窗组成，里外通透，栏面铺上阶砖。屋内南边一间有门出走廊，装单扇门，门向外推，平时是不开的。地下门前的走廊则稍宽些，天下雨时不会受雨淋。”徐梅坤在回忆时提及。

中共三大会址对面的逵园。（图片来源：时代周报摄）

最终，对于会址范围确定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会址对面逵园屋顶上刻着的“1922”这四个数字。徐梅坤记得，由于当时人生路不熟，参会的代表都以“1922”作为路标。开会时，徐梅坤透过窗户，天天都能看到对面街“1922”这几个字。

经过有关专家慎重甄别，中共三大会址终于得到了确认，即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后改为恤孤院路3号。

时过境迁，如今的逵园已经成为集咖啡、画廊和文化活动于一身的艺术空间，屋顶上依然清晰地保留着当年“1922”的标识。而对面的中共三大会址在被确认后，也从此被清晰印刻在了广州这座城市的记忆之中。

年轻的共产党人

1923年5月，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址广州的工作完成，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等人赶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陆续来到广州。

如今虽然尚无一份完整的中共三大成员名单留世，但根据马林笔记、与会代表回忆等资料，参会代表至少有40名，其中可查实姓名的有38名。最年长者46岁，最年轻者21岁，平均年龄为29.8岁。参会的有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同时也第一次有女性代表参会。

因为这次会议，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广州。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在湖南领导发动了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在完成了湖南的革命工作后，毛泽东辗转上海，与国际代表马林一同乘船来到广州，下榻在会址附近位于新河浦路的春园。

一口湖南乡音的毛泽东衣着简朴，一身上下穿的是湖南土蓝布做的长袖长衫，脚踩一双黑布鞋。6月，广州已经步入炎夏，作为参会代表的徐梅坤还记得，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把外面的长衫脱下折好，搭在左臂上，身上就穿白粗布短衫裤。

此次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当时他已成为地方革命工作的领导，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选举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这一年，他刚好30岁。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湘区作工作报告。他根据自己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民问题，强调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并被大会指派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随后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3年）》中，又有对农民问题的阐述。由此可见，在青年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共三大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毛泽东等年轻共产党人的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培养农运干部近800名，将农民运动的火种，以星火燎原之势向全国播撒。

从广州奔赴全国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仿佛能看到当年长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

1923年夏天，一同南下的还有时年28岁的向警予及其丈夫蔡和森。被毛泽东称为“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的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蔡和森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

梳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湘妹子”的直爽性格在向警予身上表露无遗。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早早立下了励志读书、男女平等、教育救国的决心。当时的她才16岁。

1922年，带着留学法国汲取回来的进步思想，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成为首位女性中央局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时隔一年，向警予再次将妇女问题带到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

向警予在中共三大上积极鼓励妇女联合运动的开展，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等多个带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口号。

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向警予坚决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统一战线”。

最终，会议以21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该议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合作对象及合作形式作了详细阐述。由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正式确立。

中共三大会议结束后，参会的中央委员和各地代表重新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担任中央妇委主任的向警予搬到了位于上海闸北区中兴路的中央办公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妇女运动中，白天和其他一样年轻的共产党员一起外出宣传，夜晚又共同商量编写女工夜校教材、起草文件。

在中共三大上新当选成为中央委员的项英在会后则潜回武汉，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参会成员中，年仅25岁的项英虽然出身贫寒，却是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早在1920年，项英就投身到工人运动。1922年4月，在同为工运领导人的包惠僧介绍下，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指挥罢工，决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也因此，中共三大上，项英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力代表。中共三大后，回到武汉的项英又辗转上海，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同年10月，项英领导机器厂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从创建时期转入大革命时期。这次会议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众多年轻的共产党人，正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国革命发展有了更全面准确的认识，并在此后引导着工人、农民、学生等大众，让革命如滚滚洪流一般席卷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