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谷牧之子刘会远:父亲的时代结束了

2010-06-01 11:36:2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刘会远说:“那代人或多或少具备那个大时代的特点。他们的友谊也好,争论也好,都是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上。”

在设于305医院的灵堂里,谷牧儿女们伸出的手很难放下: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来了,陈云的女儿陈伟华来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来了,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来了,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抱着写有“叶剑英全体后人”的花篮来了(之后叶向真还专门从外地赶来送别),谭震林的女儿谭胜远来了,余秋里的儿子余方方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了—“这是毛主席的女儿来送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呢!”送别的人们感叹。谷牧次子刘会远提醒记者,当年被批判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一大半有家属来吊唁他父亲—这位“二月逆流”最后的余党。

“父亲的离去让人深切地感觉一个大时代的结束,”刘会远说,“那代人或多或少具备那个大时代的特点,严于律己,严格教育子女,那代人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他们的友谊也好,争论也好,都是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上。”

地下工作比《潜伏》还轰轰烈烈

时代周报:在宋平为《谷牧回忆录》写的序里,称您父亲“拿过笔杆子,也拿过枪杆子”,才知道谷牧先生曾经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和前段时间热播的《潜伏》一样。

刘会远: 应该说比《潜伏》还要轰轰烈烈。父亲当时主要受周总理委托,去东北军做地下工作,在中共东北军工委的引导下,东北军几个突出的将领,包括吕正操(开国上将)、郭维城(少将,曾为张学良机要秘书)、张学思(少将,张学良之弟)等都先后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万毅(中将)还是我父亲亲自发展入党的。而且还依托万毅团举办三期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新兵队。

时代周报:革命时期,拿“枪杆子”的同时又怎么拿起了“笔杆子”?

刘会远: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北平投身过左翼文化运动,并成为北平左联的负责人之一。而投笔从戎后,这个笔杆子其实并没有放下。在随东北军开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时,激战到把所属部队几乎全部打光,于是他决定到武汉去找党组织,同时递交了一份分析这次战争的报告,他分析道:与以往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不同,这是第一次与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对决,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要吸取。还特别提到溃军沿路丢弃的很多武器装备,应该由地下党收集起来建立敌后武装等等,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解放后,父亲负责济南市工作时,三份报告报到中央,毛主席批示,作为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转发全党,更增加了他“笔杆子”的声誉。

时代周报:父亲会跟你们讲自己当年这些辉煌吗?

刘会远: 1941年他在沂蒙山区抗战时一颗子弹洞穿胸膛,打断了一根肋骨,断骨连带着皮肉,所以他的胸前、背后有大片伤疤。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当时罗帅、肖华等领导同志决定把他送进城里在敌人眼皮底下藏起来,而且几个领导都掏出了身上剩下的所有津贴费交给了护送父亲的同志。父亲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天一亮大娘留下他一天吃的东西便锁门出去,到晚上和卫生员再偷偷溜回来给他换药做饭,当伤好他回来时,先看到他的一帮洗菜做饭的炊事员都傻了,以为见到了鬼。呵呵,这些还是肖华的夫人王新兰阿姨告诉我的呢。

时代周报: 《谷牧回忆录》里提到,“文革”初期造反派揭发谷牧在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老糊涂了。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被看作很严重的罪行,是不是毛主席出于爱才,才保住了你父亲?

刘会远:我父亲确实在领导层中间讲过恐怕主席脑子不行了。把这句话透露给造反派的(据我父亲调查后在日记里分析)可能是一位当时已靠边站的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夫人。为了保我父亲,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很多话,甚至可能会不得不用一点策略来解释成某种受到冲击的势力故意把水搅浑……毛主席曾说过,天才不成立,但有些人就是比别人聪明,比如我的秘书田家英,还有国务院那个谷牧。但造反派196727的这次揭发肯定对主席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并成为他十几天后决定批“二月逆流”的原因之一) 。我父亲勉强过了这一关,虽然他没有给我们说过,但我估计从那件事情以后他对自己的定位有了改变。我父亲从那件事以后便要求自己更多地向周总理学习,更多地抓具体工作,他的笔杆子仅限于起草关于经济工作的文件。

“一切向周总理学习”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谷牧先生先后辅佐过几代领导人,他工作和处世的风格是怎样的?

刘会远:我父亲这个人跟毛主席、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不同,他们有时候是孤独的,这里的“孤独”是褒义,身为领袖一定要静下心来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我父亲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切都向周总理学习,他是实际的操作者,并通过实际操作以坚守理性、坚守常识、不跟风。同时他也像周总理一样很注重友情,和李富春、叶帅那批革命老前辈感情都非常深。

时代周报:比如说?

刘会远:在灵堂时,贺龙的女儿站在父亲的遗像前讲:“谷叔叔,你帮周总理做了多少事情,在彭德怀元帅最困难的时期,在大西南你专门去看望他……”原来,在“文革”前彭德怀被下放到大西南时,我父亲曾作为国家建委主任去当地布置任务,当他看到彭德怀也在底下坐着时,打断会议走过去恭恭敬敬地说:“彭老总您这么大年纪,您回去,我晚上来跟您汇报。”这实际上是找一个晚上单独去探望的借口。彭老总坚持要在会上听,到晚上父亲还是去看望了,请彭老总来负责西南三线建设的后勤方面的指挥(我军的后勤保障系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形成的,他有经验)但不要轻易下部队,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据彭老总的侄女讲,这一天是庐山会议后到“文革”遭受迫害前,彭德怀最愉快的一天。这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只是苦笑不说,老人家的问题早已平反,如果现在说就证明他那个时候有先见之明,他不说是因为他心里苦涩—他对毛主席非常敬重和爱戴,他心里有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矛盾和痛苦。

时代周报:在那个时期以周总理为榜样也很难坚持实际操作。

刘会远:事实上“文革”后期,成了他一个人独撑危局,当时李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四人帮”马上就排挤他。余秋里犯了心脏病,也休息了。此时父亲要是稍微表现出一点身体不好的样子,经济战线马上就全部落入“四人帮”手里,上海的马天水等都做好准备了,肯定是立刻过来啦。所以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领导层抓经济工作就剩他一个人了。

时代周报:这种形式的自制与坚持会让人误解吗?

刘会远: 1976年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四五事件”时,当时人民群众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我们兄弟几个私底下也都去,可是我父亲非常谨慎,他身处的位置绝不能让“四人帮”抓住任何把柄。这时老战友葛明阿姨来到我家,指着父亲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你的今天!”我父亲是含着眼泪在听,形势决定他不能公开表态。常有老战友来家里聚会,有的人什么都敢说,他对敏感问题不会轻易表态,但每当他日记里写一笔谁说怎样怎样,其实某种程度就表示他是赞同这个人的。

与极左的抗争

时代周报:您在追忆父亲时,称他“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常识与理性体现在哪里?

刘会远: “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我父亲还是满脑子的三线建设,当时我们父子两个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中。“文革”开始时我真急了,我说:“爸爸你别不当一回事,我现在是团支部书记,我要跟你进行一次同志式的谈话。”他一愣,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我说:“奶奶经常在外面讲土改时贫下中农的一些过激行为,这对咱们家很不利。”我父亲就说:“可土改中这种左的现象确实存在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到莒县朱梅村调查的情况,他发现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地主罪恶并不大,主要是因为“积极分子”怕将来变天,地主反攻倒算。他认为:“这是群众发动不充分、政策交代不清楚、工作不深入细致的表现,继续下去将脱离大多数群众。”说到我奶奶,她坚信儿子做的是对的,儿子的朋友们也是对的。父亲离开家乡比较早,在家乡有同学身份的战友如王一平、曹漫之等在无处躲藏时会到她那里去避难、养病,所以他们都叫她干妈,她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能要求我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划清界限吗?这一席话对我的震动很大,避免了我在“文革”中进一步继续往下滑,很有教育意义。

时代周报:同样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为什么就较少受左的干扰呢?

刘会远:他碰到的那些领导,在山东抗战时的朱瑞(后成为我军炮兵奠基人)、罗荣桓,解放战争时的陈毅等,这些领导都是非常实在的,都是不会左的,而他是在这些领导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时代周报: 像你父亲这样在“文革”里能有独立判断,在“文革”之后走到改革开放的工作岗位上顺理成章。

刘会远:是啊,人们常说“文革”时邓小平在江西那个小机械厂每天上下班走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上苦苦思索,同样的,“文革”中“二月逆流”那批人,包括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以另一种方式在抗争和“思索”。当我父亲因为 《工交十五条》(原名《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是谷牧对陈伯达试图搞乱工交企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的修改稿。—编者注)和“四人帮”产生交锋被迫做检讨时,聂荣臻非常富有政治智慧地说:“谷牧同志的‘错误’是在讨论过程中流露的错误倾向,是没有形成错误的错误,如果向下传达,错误影响不就反而扩大了吗?”叶帅就非常默契:“对,我同意这个意见。”然后李先念也说:“对,不传达。”周总理于是拍了板。你说我父亲跟聂荣臻,都不搭界的—我父亲是山东根据地,他是晋察冀的—但是大家是为了党的前途,为了党的利益,很默契地团结在一起。

时代周报: 这些人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会远:在“二月逆流”被批判时,一次散会后,徐向前跟我父亲边走边说:“是有逆流,但不是我们,是他们!”根本不怕别人听见……这些老帅都是军校出来的,都是有文化的,是党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他们身上保留了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在我们党搞的一次一次运动中,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摇来摆去,但是党内有这样一批人坚守着常识和理性,人数可能不多,却代表了真正的主流。

时代周报:在你印象中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刘会远:他的胸怀特别宽广。“文革”时化工学院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叫何立新)领着人来抄我们家,跟我都对打过,他多次批斗我父亲。按一般来说,应该是仇人了,后来抓“五一六”期间那个造反派头头自己也被审查和抄家,他一时想不开跳楼寻了绝路,我父亲知道后,竟然说“可惜了,一个大学生”;我们家原来有很多藏书,有些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外面见不到的,像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等写的《新阶级》、《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书是灰皮的。所谓西方没落文学或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文学,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小铃铛》等是黄皮书,造反派来抄书,马恩列斯毛不要,其他都抄走,父亲就说“他们也想看书了”;和我一起插队的朋友黄元,过年回京时从大学造反派那里辗转借抄没来的书看,扉页上还写着“谷牧藏书”,我把这事跟父亲说,父亲也只是笑笑而已。

即使在造反派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这样最艰难的时候,他也能在审查结束后就优哉游哉地跑到中国书店去淘旧书,五毛钱一本,他拿回来包个书皮、自己用毛笔写上书名就又看了起来,他很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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