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专访:"云门"之歌

2011-04-14 07:09:51

来源: 时代周报

与林怀民所经历的流离岁月和云门舞集三十八年的历史相比，经典之作《流浪者之歌》只是一个片段。林怀民撰书编舞、育人携后，云门舞集早已成为台湾精神和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本报记者谢培

上午11点整，云门舞集的工作人员准时敲开了宾馆房间的门。64岁的林怀民从沙发上站起，一套黑衣裹住清瘦的身形，鬓角泛起些花白。圆状银边的镜片下，目光淡定。房间不大，高柜上铺着白色哈达，哈达上托着林怀民父母的相片，三盘水果供在相片前。这是在全世界“跑码头”的林怀民万变的房间内不变的部分。书桌上没有纸笔，搁着一台时髦的iPad。他张罗着搬桌挪凳，微笑着对记者说：“你再靠我近些。”

此次专访的缘由来自云门舞集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这部林怀民创作于1994年，17年间已在全球18个国家52座城市上演过180余场的作品，在2011年4月再次踏上大陆土地，巡演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六城。

与林怀民所经历的流离岁月和云门舞集三十八年的历史相比，经典之作《流浪者之歌》只是一个片段。林怀民撰书编舞、育人携后，云门舞集早已成为台湾精神和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称它为“亚洲第一当代舞团”，法兰克福《汇报》则认为“世界一流现代舞团”它亦当之无愧，这更让四十分钟访问时间显得意犹未尽。

隔日，时代周报记者在广州大剧院北门外再遇林怀民，席地而坐，又聊了一个多小时。是什么力量真正推动他创立云门并坚持至今？云门对于台湾乃至全球华人的重要意义何在？我们试图追根溯源。追问的答案，在和林怀民的长聊中，在他半个世纪撰写的文章中，在台湾学者的讲述里，逐渐清晰起来。

（图：云门舞集２作品《墙》。 / 刘振祥摄）

少年作家寻找艺术答案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在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一间“奇怪”的民房中，林怀民诞生了。医生祖父建造的房子混搭了台式、日式乃至欧式元素，这是日据时代典型的台湾民居，林怀民的童年环境也如它一般充满了矛盾。其父林金生毕业于日本东帝国大学，曾任日本三菱工会秘书，台湾“光复”回台从民政课长做到“考试院”副院长。父亲能说地道“最高等日文”，学校教国语，家里讲闽南话，隔壁远房叔叔娶了个说京片子的姑娘。旧版日文书、民国课本、北海和故宫照片、英文童话、印象派画作、贝多芬音乐、《托斯卡》唱片，《甘地自传》、鲁迅的《呐喊》—它们被亲人们带回老房混搭在一起，也混搭在好奇少年的脑海中，这是当年政治气氛肃杀的台湾难得的文化集合。林怀民说：“现在都说我中西融合，其实早年家里便是这样混着的，世界一开始就很大，也很复杂。而我从来都是自然的。”

1961年，十四岁的林怀民在《联合副刊》发表了首个文学创作《儿歌》。1965年，他考上“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时，便已是皇冠出版社旗下最年轻的作家，后转读新闻系至毕业，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变形虹》，服军役时出版《蝉》。彼时的林怀民是怎样的少年呢？在他的小说中或许能看到影廓。《变形虹》里是一帮“百无聊赖、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成天鬼混却又不觉得快乐”的大学生，《蝉》中有一群“在明星咖啡厅、野人酒吧、圆山育乐中心、台北新公园—这些六七十年代现代主义青年的精神堡垒—虚度光阴、消磨青春”的青年男女。他们都是林怀民的同龄人，小说中的故事很猛烈，有堕胎、同性恋，还有死亡。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胡衍南曾做过专题研究，他说：“如果说《变形虹》时期的林怀民一味只是想借‘叫嚣’自己的无聊以引起别人的注意，《蝉》时代的林怀民则是开始‘面对’自己的无聊并设法安顿之，那么离台赴美的他便是寻找真正的解决之道了。”

林怀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六十年代，国民党禁鲁迅、沈从文的书，日据时代留下的本土作家只会写日文，写关于台湾本土的故事政府很不高兴。你读到的文学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只有西化，听鲍勃•迪伦、披头士，拜读《NEWS WEEK》和《TIMES》，听美国电台，由外国教授讲课。”

1969年5月， “摇滚乐、大麻、性爱，五十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震动了全球的年轻人”。9月，从戒严的台湾走来的林怀民感叹道：“到了美国，我才开始走进世界。”林怀民提及记忆中的感触点：“一个美国同学突然不念书了，参加南非青年和平工作团做医疗工作者，这震动了我。看到《人民画报》上大陆‘文革’时期赤脚医生的照片，尽管知道这是本宣传刊物，我依旧感动。”

林怀民开始了在美国的“流浪”，他伸出大拇指搭嬉皮士的车游历美欧，看到他们“反抗战后美国丰厚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态度激发了林怀民，赴美不足一年，1971年1月30日，他出现在美国华侨、留学生们冒着风雪进行保钓游行的队伍中。

游行队伍路过芝加哥的一家剧院。林怀民就是在这里接触到保罗•泰勒的作品，大学现代舞的选修课再度唤起了少年时的不多的舞蹈记忆。毕业后，林怀民去纽约习舞观舞，他说：“我和同学到餐厅洗盘子、当跑堂，赚钱来付葛兰姆学校的学费”。

回台湾成立自己人的舞团，这个念想在青年林怀民心中日益清晰。念想其实与舞蹈关系不大。此前专攻新闻，后来转读小说创作，舞蹈不过是爱好与天赋。保钓游行激发了林怀民“回去为中国做点什么”的念头。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只是想，回去参加什么事情都好。碰巧遇到一群跳舞和搞音乐的人。初创云门也不是为了要编舞，而是想当作做事情的一个手段。”

“当时的人都弄绿卡，回台湾的很少”，但一直琢磨“艺术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林怀民此刻仿佛已找到了答案。1972年，艺术创作硕士林怀民回台任教台北文化学院，次年他带着六个女学生和几位舞者组建云门舞集。林怀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那时只想去学校、社区，非常有赤脚意识。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人们在经济上无法均富，但精神上可以。云门，是我介入社会的桥梁。”

让人们懂得自尊和自信

1961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高级讲师的刘国松已在台展开了“中国现代水墨画”保卫战，“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1966年，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面世，15年后搬上舞台；1967年，台湾音乐家许常惠创办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此前他发表的《乡愁三调》、《葬花吟》等作品揉合了中国风味和现代音乐手法。这些都曾被林怀民看在眼里，记在文中，他说：“每一天，仿佛都有一扇新的门为我打开。”那个时代还有保护台湾古建的夏铸九，创办《汉声》杂志的黄永松。前人们从西望转为回首，回台的林怀民则选择现代舞这个台湾完全陌生的媒介，迈出了独特与跃动的步伐。

林怀民说： “让人们懂得自尊和自信，这是我创立云门的目的。”

1973年，台湾地区“实行戒严”已有24载。谈及那个年代，林怀民皱了皱眉头，说道：“剧本、文学、歌曲，但凡有文字的东西都检查得很厉害。因此被抓的事我常听到。你知道吗？向日葵是禁止出现的，因为它代表着‘东方红’。他们的想象力真是太恐怖了！”

最边缘的舞蹈成为突破口。貌似“草台班”的云门舞集在这一年于开始公演。林怀民说：“破天荒的，一个本地舞团的表演场场爆满。”一来林怀民知名作家的身份带来关注，当时台湾民众的精神渴求更是强烈，云门“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创团口号太吸引人。“基本上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新东西非常饥渴，并且尊敬”，林怀民说：“演完后好评不断，只有一个报纸问‘为什么要穿三角裤在上面跳舞呢？’我们当时真的很异样，全世界都没有这种例子。”

舞蹈并不是永远的避风港，云门舞集在台湾的风靡招来了“警备总司令部”。“他们带了很多单位来看我们跳舞，然后到后台找我开会。他们都觉得舞蹈挺好，但还是非常客气地说：‘抱歉打扰你，只是有这么多的匿名信寄来，我们必须要开会处理。”林怀民用手比了一个大约一米的高度。

“可怕的是自我审查，而不是审查。更可怕的是无意识的自我审查。” 林怀民语速缓慢，但语气坚持。或许他指的是我们对历史的习惯性忘却。1978年，云门舞集的重要作品《薪传》问世。林怀民说创作灵感源自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台湾普通人：柏林围墙前充满自信的十七岁女生，故乡坚持建设“我们的浴室”的老先生，为云门捐款的杂货店妇人、在法航为台湾乘客争取应有权益的台商、和知识分子阔论台湾政治的的士司机……

“在修订《薪传》的时候，我渴望表达出他们精神的万分之一。《薪传》里的人物不是希腊罗马英雄，不是‘五月花号’的英雄，而是根植台湾大地，为更好的明天打拼的凡人。”林怀民在报纸上这样写道。他一边编舞，一边和好友同在媒体上撰文，他有一种魔力，让台湾人觉得云门是大家的云门。

“《薪传》是第一个以台湾历史为题材的作品，非常重要”，林怀民说：“但这不是很丢脸吗？它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部以“明代天启四年，颜思齐率漳泉人士在今天的嘉义县境内建立了笨港十寨”为头，讲述“自先民在台湾建立基业开端的《台湾通史》”的舞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存在着风险。林怀民将首演送回家乡嘉义笨港十寨旧址。他如今笑着说：“当然是出于对颜思齐和笨港十寨的致敬，但真正的原因是远离警总。”

80年代的一场烽火

1978年12月16日，嘉义体育馆，《薪传》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持久的回响。作家三毛看完后跳起来喊得声嘶力竭：“我爱台湾！我爱台湾！”以致结束后要去看耳鼻喉科。数万观众呼应着她。吴浊流1945年写就日文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1983年创作同名歌曲，文化各界都有表述。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主笔、著名作家杨照说：“只有《薪传》寻找到了最具象的形式。”在历史分水岭首演的《薪传》成为台湾人最难忘的文艺作品，“数十年不衰，成为台湾文化作品的代表之一”。1992年，龙应台在法兰克福看完，写下《是野马，是耕牛，是春蚕》的文章：“如果你知悉我们的过去，你就会知道，云门是一个文化现象，林怀民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他不是唯一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化史上，他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指标。”2003年，云门30周年再度公演《薪传》，剧场内外观众数万。谢幕后，户外拉出“大家加油”的巨幅布幕，恍如隔世。

杨照曾参加过《薪传》首赴台北的演出。他说：“在《薪传》的最后一幕，我们举着火把穿越观众席，上了舞台，再鱼贯离场。一群高中少年，具体体现了‘薪火相传’的意义。”次年，云门创作了《廖添丁》，以日据时代劫富济贫的著名小偷廖添丁为主角，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演出不久便被拿下。此后，《红楼梦》、《春之祭礼·台北一九八四》、《梦土》逐年推出。

杨照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认为，林怀民首先是宣传家，其次是编舞家，再来才是舞蹈家。”回台后，林怀民带着云门进行着各类“稀奇古怪”的活动，他说：“杨照说我那时什么都做，无所不为，无处不在，是因为当时太多空白，我刚回台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什么都做。”80年代，云门 “发神经”做几万人的户外公演。把原住民的雕刻在校园里摆成一大片，做原住民的故事。给歌界名师一张火车票去乡下教室用破钢琴唱歌，与云门同舞。带京剧团下乡、教小孩皮影戏、给学生演讲，那时云门一年可以做到300个节目。林怀民说：“虽然撑了两三年就撑不下去了，可那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候。”

这是台湾全面解禁之前的十年。林怀民和一批年轻人创造了各类作品，它们响应社会思潮、反抗不公、兼具批评与反省意识。这其中有曾为云门舞集伴奏的罗大佑，有被林怀民的“成功”感染的赖声川。“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年轻人是可以变天的。”林怀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称彼时大家的作为是“80年代的一场烽火”。

寻找舞蹈本质力量

“解禁后，你才知道在戒严时代人好矮。解禁后，你才知道原来天花板这么低。是戒严一条一条框起你，你才变成如今这样。可是你不知是‘被’这样，还以为你‘就是’这样。”林怀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流浪者之歌》创作于1994年。《家族合唱》创作于1997年，正值解禁十周年。如果在戒严的状态下我编不出它们，不是因为会犯了哪个天条，而是解禁后才拥有舒坦和自在，才可能编出这样的作品。以前你面对一堵墙，你可以打它，但是你只看得到这堵墙。忽然墙没有了，蓝天白云出现，你就明白你可以走到哪里去，你想看就可以看得很远，想想象就可以想到很远。”

林怀民举了一个例子：“大概是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某天，我读报看到花莲附近太平洋上有海豚和鲸鱼，我哭了。我从不知台湾有海豚，一直以为它是外国动物。台湾是个海岛，可我们没海洋文化，因为长期以来整个海岸都是戒严区，所以你的资讯只到岸边，你的想象只到岸边。”

解禁第二年，云门却宣布解散了。林怀民回忆道：“云门初立时，我们和台湾民众是一起的。去欧美演出，很多台商和我们一样跑天下。大家一起为台湾努力的感觉特别好。80年代中期后，台湾变成一个暴发户般的社会，飙股、赌博、只向钱看。这带给我很大的失落感，我累了。”在台湾普通民众的鼓励下，1991年，云门复出之作《我的乡愁，我的歌》面世：一张台南布袋戏班在海滨的照片被制成木刻，印在活动幕板上。木然的舞女们，唱闽南歌玩铁皮玩具的男青年，蔡振南唱起《一只鸟仔叫啾啾》—它与侯孝贤成名电影《悲情城市》互为映照，描绘了彼时台湾人心中说不清道不明抹不去的通感。

杨照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流浪者之歌》是云门和林怀民的另一个分水岭。经过十数年耕耘，林怀民已不需要再撰文告诉观众什么是现代舞，什么是身体解放，什么是思想自由，他得以回归舞蹈本质进行创作。”1994年，“流浪”到印度的林怀民在菩提树下静思皈依，印度修行者的磨练、格鲁吉亚民歌和人类的生死困顿被他揉合起来，用“无有成败，人生本空”的平静，指令舞者们由脱兔转入处子，静坐、习字、练武、呼吸，舞者坚持修炼带来平静，也呼应了林怀民的创作：一位“僧人”在舞台上屹立不动九十分钟，金色谷流洒落于头顶；舞者身上不见炫技，倒是能量内外游走。三吨半的谷粒成为唯一舞美，时而汇为河流，时而抛洒成雨，最终从天瀑降。谢幕后满台谷粒，一个舞者拿着木耙将一地金黄化成无尽的同心圆，整整二十五分钟里划者脚步坚定汗如雨下，观者一片静默潸然泪下。巴黎《费加洛报》评论道：“看了一辈子舞，没看过这种场面：演出结束了，观众仍然恋恋不舍，不肯离去。”这就是我们如今在大陆舞台上有幸看到的《流浪者之歌》。

再说《家族合唱》。林怀民说：“它非常特别，背景‘音乐’使用的是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人们的口述历史。有原住民语言、客家话、闽南语、普通话。舞台背景是台湾的百年老照片，大家赫然发现台湾人居然穿着日本服装，这段历史曾被完全掩盖掉。全世界几乎都能找到老照片，但台湾的历史仿似不存在过。我小时候在家里翻出母亲在东京留学时穿和服的照片，我夸她像电影明星，她笑一下马上收好，直到我很大年纪了才再看到。这是为什么？那时和日本有任何关联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费力搜集了一百张台湾的照片，在舞台上放得天大地大，背景里的照片一张张放过去，如同我们的时代就这样流水般过去。这是一个招魂的舞。它很惨，也很有趣。”

《家族合唱》首演，尽管观众们哭的哭、笑的笑，但林怀民感觉“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舞”，四年后《家族合唱》重演，“大家又都喜欢这个舞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转变？林怀民说：“四年之后再演，他们每个人都说我改了这个舞，其实我没改。这是因为大家在1997年还不愿意面对历史，我们小时候不能谈‘二二八’，不能谈很多事，以前的禁忌禁锢了大家的脑袋，直到解禁许久也没有消失。又过了几年，社会空气更自在了，老百姓们才慢慢感受到一种自由度，那个自由度影响到你的身体，让你松弛和自在，那当然也影响到这里。”林怀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这之后，云门的作品依旧持续，但正如杨照所说，林怀民已经进入了另外一层境界，因为社会已然变迁，民众的“自信和自尊”日益成形。也如同罗大佑所言“突然间你抗争的对象倒下了，消失了”，林怀民自然选择去寻找舞蹈的本质，他已不需要用舞蹈对民众讲故事，而是创作出《水月》、《焚松》、《竹梦》、《行草》、《烟》等一系列充满美与灵性的舞蹈作品。林怀民的下一部作品名为《如果没有你》，与1999年逝世、被称作“一代妖姬”的白光的歌曲同名。“新作里都是流行歌曲。有黄小琥、张惠妹，还有周杰伦，反正用了一大串的流行歌曲。”林怀民像个孩子一般笑起来：“它会完全不一样，我想‘玩一玩’，当然会很认真的玩，但无所谓成败，败了又怎样呢？我只在乎当下。”

（实习生王姝、钟嘉榆、吴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