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禹山:我眼中的袁庚

2010-08-30 13:03:56

特约记者 洪若琳 发自深圳

时代周报:袁庚与蛇口的缘分是如何开始的?

陈禹山:1978年,袁庚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就被派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香港的情况对他的触动很大,感觉到了内地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回来以后他就马上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里阐述了许多改革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宜。1979年1月份,省革委会、交通部又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袁庚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二十多天后,袁庚和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随同谷牧去到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请李先念给一块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当时李先念拿起笔在地图上一圈,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但是袁庚没有要整个南头半岛,只要了其中蛇口2.14平方公里的面积。

时代周报:为什么舍大取小?

陈禹山:袁庚当时说,要在这块土地搞一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地方要大了,怕连累诸公。我个人的想法是,蛇口地方小,袁庚觉得在小地方做政治改革的试验,不会引起大的风波,把这里作为他试验的起点,是比较合适的。

时代周报:袁庚晚年曾经说过,蛇口工业区建设时,李嘉诚等香港富豪曾有意加入,但被他拒绝了,如果接受了,深圳发展的速度会更快。您怎么看待这个遗憾?

陈禹山:事实上我不觉得这是袁庚的遗憾。他是很中意股份制的,从赤湾港到招商银行、平安保险,都是袁庚的得意之作。为什么独独不愿意在蛇口工业区搞股份制呢?袁庚有自己的打算。李嘉诚等进来了,蛇口只能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就没法搞了。当年中央领导把整个南头半岛划给招商局,袁庚没要,就是因为袁庚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毕竟在一小块“试验田”上搞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和难度都会小很多。

时代周报:袁庚退休之后,蛇口的民主改革就停止了,回到改革前的政治体制结构,这是否标志着蛇口改革失败了?

陈禹山:袁老和我都不觉得改革失败了,袁庚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能说这是失败吗?我想是不能的。这短暂的八分钟带来的是质的飞跃,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想袁庚对蛇口的种种尝试,意义就在于此,这也是他努力改革的初衷。

时代周报:袁庚是交通部下属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又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他如何协调与部委和广东省的关系?

陈禹山:这就是袁庚的聪明之处了,事实上袁庚自己不受制于什么部门。谁能拍板作决定,他就向谁报告。一级接一级地审批通知,他等不来,再等改革就来不及了,袁庚经常是冒着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些事情的,当时他也已经年过花甲,感觉要抓紧一切时间做政治改革,不能等。这也是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把蛇口发展得那么好的动力和原因。

时代周报:您的书名叫《袁庚之谜》,谜在哪里?

陈禹山:袁庚的一生都是传奇,前半生是“特务头子”,破过大案,进过监狱,后半生又投身政治改革。一个曾为中国人民解放立下奇勋的老人,不怕苦和累,不避风险,甘愿以自己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来搞政治改革,又拒绝升官,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当时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曾经上报中组部建议提拔袁庚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组部批准了。袁庚听到消息后火速赴京恳请撤销任职决定,并亲自找到任仲夷,表示自己不要做这个官,和好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人相比,难道这不是一个谜吗?袁庚是想做事的人,不是想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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