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迷信 中国对评级巨头说不

2010-07-01 03:37:40

次贷危机的阴影尚未远去,美式“评级制度”之疣又“传染”了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6月以来,大半个欧洲在怒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背弃“全球金融市场看门人”的职责,不负责任地拉低希腊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致使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正当残缺的信用评级制度反复搅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之时,626,在以“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变革”为主题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债券市场发展与融资结构完善”成为第七分论坛的中心议题,其中,如何在中国发展信用评级体系成为讨论热点之一。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总监滕伟认为,由于我国信用评级门槛过低,而外部评级又缺少参考性、权威性,因此,这一块空白值得发展,但与此同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不应过多依赖、迷信外部评级。

堕落的评级巨头

当前,国际评级市场上岿然屹立着三个巨人: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三大巨头控制了95%的评级市场份额,客户对象超过100个国家。作为金融市场的服务中介,三个大型评级机构凭借风险评估之名,掌握着证券、金融产品的“生杀大权”。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如果它们不看好某个金融体制,给予负面评级或拉低评级,这个国家可能将遭遇一场经济劫难。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积攒自三家老牌公司的可靠信誉。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会建立“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并制定了相关加盟标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获得认可,成为该组织的首批会员,并因此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

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始,穆迪与标准普尔先后改变了运营模式,开始向被评级公司提供分析报告,并收取一定费用。

法国经济形势研究所经济学家安托南比喻称,此时,评级机构之于企业好比美食评论家之于餐馆。企业通常会邀请几家机构同时为其评级,再选择最高分予以公布。由于双方的利益关联,评级的可信度成为谜团。因此,评级机构被人揶揄为金融领域的“米其林指南”。

此外,三大评级机构先后被摩根士丹利、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等公司入股控制。当它们从大投行里获得巨大报酬时,其独立的公正性亦逐渐被腐蚀。

1992年,美国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穆迪给予濒临倒闭的某保险公司过高评级,导致投资人利益受损;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爆出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却未能提前发出预警,庭审时,评级师坦承,整个考察过程,根本没有翻过该公司的财务报告。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让三大巨头的堕落之态袒露无遗。那些获得高评级的金融机构不是在“海啸”中倒闭,就是深陷“欺诈门”,而高评级的金融产品均以“高风险、高杠杆”为特征,使得一批批投资人血本无归。在美国会为调查这场经济灾难而举办的听证会上,穆迪的一位经理人坦承,“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以换取金钱。”

被操纵的国家信用

当金融危机的成因被仔细探究,评级巨头利欲熏心的操守遭致了众多投资者和监管者的斥责,但更让人忧心的是,它们依旧不断高调地发出自己带有偏见的声音,将金融危机之影响扩大、延长。

200912月始,三大评级巨头联手对希腊开动手术。标准普尔率先将其的信用展望级别降低至负级。随后,主权信用评级被惠誉国际由“A-”拉低一级至“BBB+”。14天后,短期主权信用级别亦被穆迪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全面爆发。随后,穆迪再次火上浇油,将希腊政府的主权评级由A3调降4个等级至垃圾级。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也接连遭遇评级下调。债券危机自希腊向欧洲蔓延,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

在法国学者派翠克•若利看来,三大评级机构对债务的评估完全依据美国市场,可以说,这是英美加强对世界经济操控的手段。《纽约时报》曾指出,三大评级机构不仅没有采取中立、客观的立场评定债券信用度,还在收取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标签,与华尔街一起欺诈世界。而此次,它们又联手将欧洲推向危机深渊。

除去欧洲,国际评级机构的最大偏见之一莫过于中国的国家信用。从1993年到2003年,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10年未变,始终是“适宜投资”级的最低限。但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抗震”能力,去年7月,穆迪将中国政府长期外币债券评级,由A2上调至A1,但依旧低于目前美国政府国债的评级水平。

更不合理的是,由于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的主权评级,中国企业、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长期被三大巨头标注为不值得信任的“投机级”。

26日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春教授指出,国内债券市场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缺少信誉度较高的信用机构。

摆脱外部评级的依赖

1909年穆迪出版《穆迪铁路公司投资分析》以来,国际信用评级行业历时百年,市场认知度、接受度均已较高。相较而言,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评级机构“乳臭未干”。目前,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承认的评级公司主要有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和大公国际四家。

然而,这四家公司却多少带着“三大巨头”的影子。2006年,穆迪与中诚信签署协议,收购其49%的股权;2007年,惠誉国际取得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由其提供评级模型和技术支持。目前,三大评级机构通过参股等形式已控制了我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

在著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看来,国内对美国三大评级巨头的依赖,既有国际金融市场准入的要求,更有国内监管层、企业以及市场过分迷信、崇拜的原因。

事实上,经历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三大评级巨头已面临国内、国外的双重质疑。当欧洲国家为债务危机大为光火,要求成立属于欧盟自己的评级机构时,不少参加陆家嘴金融论坛的学者也建言,希望中国能够逐步摆脱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夺回此领域的话语权。

对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银监会成立7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所有的监管工具应当简单有效,不应过于追求复杂而不管用的模型,不应过多迷信外部的评级体系。

应该意识到的是,信用评级不是普通的市场竞争性行业,而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特殊金融服务业,而评级机构更是捍卫金融主权、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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