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运和表弟罗炼的不幸

2010-05-20 07:53:34

【时代议题】从潘晓、罗炼到富士康工人:青年的出路和这个国家的未来

              策划:彭晓芸
          操作:李铁、韩洪刚、王一粟
          特邀撰稿及嘉宾:石扉客、彭远文、展江、李公明、毛向辉、王千马

【专题导读】《富士康之殇:青年人何以独活?》

【开篇】《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意见领袖】《“LOST一代”:个体要在逼仄中生长出责任意识》

【个案】《工厂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我的幸运和表弟罗炼的不幸》

【访谈】《喂大的年轻人,何以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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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运和表弟罗炼的不幸

                          石扉客


     我家五姊妹,都是上世纪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除大姐外,其他三个姐姐和哥哥,都在80年代先后考上了大学。我忝居老五,90年代初期考上大学,也是家族里这一代最后一个大学生。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家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自我发蒙起至整个中学读书阶段,他最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只管攒劲读书,考试绝对不要舞弊。”

父亲的唠叨

父亲说这话是有缘由的。我出生和长大的湖南浏阳,城关镇以外的地方,分东南西北四乡,东乡出夏布和烟花,南乡出煤炭,西乡出花木,唯独我家乡所在的北乡,和其他三地相比,地贫物瘠。于是发愤读书就成为了唯一出路,也成了该地贫家子弟的传统。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北乡通过读书考学跳出农门的人也远超其他三乡,也由此落下一个北乡出人才的说法。

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的70年代,城镇人家的孩子不考大学也可通过技校培训、待业分配等获得正经八百的工作,得以进入体制。而农家子弟要跳出农门,唯有两条出路:当兵和考学(小部分夫妻一方为城镇户口的半边户,还可有儿女顶替父辈就业这条出路,但仅限于工人和营业员等岗位,从没听说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去教书的)。

当兵需要先天的身体条件,这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就一定能达到。另外即便成功当上兵了,倘若不能入党提干或者考军校,通常也还是会在转业后重归农门(刘震云早期小说《新兵连》里,对这种泯灭人性的残酷竞争有过入木三分的描绘)。

剩下来最靠谱的,也就是考学了。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成功。那时还很少有读不起书这个说法,更没有择校什么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农活太重,要占用掉很多时间,特别是刚刚包产到户搞责任制的时候。为了给弟弟妹妹们读书让路,我大姐初中毕业就休学在家承担了所有农活。

而我自小就成绩异常优异的同胞哥哥,同样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也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在初中毕业时就选择考上了中专,年仅18岁即踏入社会。这种三年制小中专,那时囊括的恰恰都是一大批贫寒之家里最优秀的读书种子。这种特定历史时期里的学制,既急功近利又违背教育规律,现在早已销声匿迹,但它宿命般地消耗了80年代里一代最具天分的少年人的梦想,至今鲜见有教育专家们来提及。

无论如何,“只管攒劲读书”成了父母日夜督促的主要内容。我小时候印象最深也最为羡慕的,是邻里考上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每到假期,当他们骑着自行车走亲访友,和我哥哥姐姐们讨论起坐特快还是直快去学校,以及到哪里转车时,更是让我羡慕得要命。那时早日跳出农门成为天之骄子,早早坐上传说中的火车去远方,成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理想。

杀出一条血路

在这种激励下,让我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日常考试时别人往往能通过舞弊取得好成绩。但每到此时,父亲最喜欢念叨的这后半句话“绝对不要舞弊”,常常会起到巨大的安慰作用,他解释道,这些打小抄、偷看等伎俩,到了高考时,都会统统无用武之地了。因为高考这种升学考试是天底下最严格的考试,没有人敢搞舞弊,也没有人能搞舞弊。

父亲说这话时,高考制度恢复还没几年。我相信在他这个老右派眼里,其地位等同于八九十年前的科举制度,乃是天下寒士唯一的盼头。那时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既是铁杆道理,也是社会公正的共识。不管你出身多么低微,家庭多么贫困,外貌多么普通,只要你肯发愤读书,总归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

只要你考上了大学,你和你的家庭,会迅速赢得社会承认与体制接纳。想起那时学子间流传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固然主要反映了轻文重理的思想,也从侧面证明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还是承认真才实学的普遍性价值的。

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年近八旬的他,耳闻这么多年来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高考舞弊案,会有什么感想。我想他更不会知道,现在真正牛逼的考生,是根本不用参加高考的,他们早已通过中学校长推荐、免试录取等堂而皇之的门路进入寒门学子梦想中的名牌高校。这种办法当然也能筛选到货真价实的人才,但比如2002年上海交大招生黑幕这样的事情,更会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当然,作为一个老政治运动员,父亲也不是完全的书呆子。到我上高中以后,老头儿的话换成了“攒劲读书,一定要考到前三名。”这是父亲喜欢念叨的第二句话。

他的“前三名”理论是:如果录取10个人,你只考到分数线以上,是第九名或者第十名,很有可能会被有关系或者有钱的人挤掉。咱们没关系托人,也没钱送礼。要想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唯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尽量考高分,把排名往前靠。如果能考进前三名,就十拿九稳不用担心了。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攒劲读书”依然是前提。

到这时,他已经和唠叨第一句话时的想法往后退了一步。他承认高考的社会公正性大体还在,但已经未必像以前想象中的那般牢不可破。他也承认开后门的“天然合理性”,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但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比我们更加平等”。我想他肯定和我一样,也听说了那时在社会上开始流传出来的另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很惭愧,我似乎从小就不太会考试,加上一直偏科,所以考大学也是跌跌撞撞,高三毕业时名落孙山,经过补习后才考上大学。需要强调的是,复读生的经历,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经验,酸甜苦辣俱在其中。在另一部早期小说《塔铺》里,刘震云曾经对此有过细致入微的自述式描绘。

现在复读生这个说法,已经像前述“小中专”那样快成为历史名词了,很遗憾,也同样鲜见有人来分析时代赋予它的双重性:既集中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正意义,也折射了应试教育对人性的摧残。

不可复制的人生路径

我上大学是小平南巡那一年。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写到当我兴高采烈地沿袭着兄姐们的路线去亲戚家里报喜时,给比我小12岁的表弟罗炼带来的内心冲击,正如邻家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加诸在年幼的我身上的梦想一样。

但这一年似乎是个分水岭,外面的世界已经悄然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时时感叹,我上大学花的钱,已经超过前面四个哥哥姐姐的总数。如果放到现在,以他这样一个农村中学教师的薪资水准,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到毕业,只怕得举债了。要供养四五个孩子都上大学,那就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等到我毕业2年后,大学开始扩招,天之骄子的梦想时代自此一去不复返。想方设法进入权力、财富与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部门,取代了当年的高考,成为现在的80后和90后们新一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而竞争背后,更多的却是形形色色的暗度陈仓与潜规则交易。

想起我毕业后在长沙一所政法学校教书的经历,一个小中专班80个学生,50个是带委培指标的公检法单位子弟,30个是公费考入的平民子弟。等到毕业时,前者无需吹灰之力即回到各自父母所在的系统,那里有各自对口安排或者互为安排的人事制度等着,如检察院的子弟会安排到法院上班,法院的子弟安排到检察院等。后者则多半得靠自己在求职市场上打拼。

不独政法系统,金融、邮政、电力、铁路等稍好一点的部门,基本都是这个状态。80年代臭名昭著的“顶替”制,以另一种更毫无公正可言的“世袭”制,在改头换面地延续。

命运让表弟罗炼这样的后来者再难复制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的人生路径。他最终和村里的众多同龄人一样,坐上硬座火车穿越五岭,在珠三角星罗棋布的血汗工厂里消耗着他的青春岁月。我想即便后来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毕业时也正好赶上扩招后毕业即失业的大潮,可能正在充当考公务员的炮灰。以他内向而敏感的个性,或许会有更大的落差。

2年前的中秋月圆之夜,表弟带着他的梦想悄然远去,至今杳无音信。而父亲现在最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幸亏你们生得早!要再晚几年,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混大你们这五个孩子了!

作者系南都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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