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忠雄:中国的速度让我眩晕

2010-04-22 09:46:51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2000年的作品光明寺几个月来在网友中风传—许多人认为它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作品非常神似。4月17日,安藤忠雄出现在北京,这位“自学成才”的建筑界最高荣誉获得者不可避免地面对关于“光明寺与中国馆”的问题——“我觉得跟我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走进北京会议中心可容纳1600人的演讲大厅之前,安藤忠雄在门口休息室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这是整个下午他唯一的喘息机会—就在刚才的一分钟,他还被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团团包围着,闪光灯一路冲着他的脸。现在记者们匆匆奔入了会场,要在演讲台下面占据一个好的位置—然后,安藤忠雄进来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他一直执意站着,翻译反而在一旁安坐。与大得惊人的、满满的会议厅相比,这个曾经做过职业拳击手的国际建筑大师,显得如此瘦小。

在所有获得过建筑界“诺奖”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的建筑设计师里,安藤忠雄应该是最无惧于速度的,毕竟,拳手生涯使他的身体和拳头都真正领会过什么是“迅猛的重击”,然而,他还是说:“中国的速度让我头晕目眩。”从业四十年,他从未见过像中国目前这样快速的建设,“当然,日本也曾经有过经济勃兴的上世纪60年代,但好在那时没有计算机,速度无法与现在相比。”

在演讲的开头,他称赞了中国的梦想—这是全世界人通过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从电视中鲜明感受到的,但显然,他更看重的是每一个青年人、建筑师个体对梦想与责任的体认。他说,我们所做的建筑是要留下来的,它们不仅具有功能性,还承载超越功能的文化、精神体验。就像他的事务所在北京接下的第一个设计项目国子监酒店,经济驱动不是项目的唯一目的,“在这个有着古老历史的街区,我们如何尊重周边旧有的房子,如何与历史和自然沟通,通过我们的介入、新的设计,联结过去与未来,这样的事情才让我深感兴趣。”

未受过正统教育的梦旅人

尽管演讲的题目是“城市的可能性”,但安藤忠雄更多谈论的是梦想与梦想的实现。的确,他是“梦旅人”最好的代言者,也是最具传奇性、励志性的建筑大师。

1941年安藤忠雄出生于大阪,16岁开始练习拳击,但职业拳击手这一身份只是他通向建筑师梦想的跳板,因为打拳可以获得出国的签证。安藤忠雄从未上过大学,15岁时与工匠一起修缮自家房子的经历,以及旧书店里一本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集点燃了他的建筑设计梦,他希望效仿同样没有受过正规建筑教育、却开拓了现代建筑发展方向的柯布西耶,以旅行为自己最重要的“老师”,遍访欧洲古今的著名建筑。终于,1965年,怀揣着微薄的旅费,24岁的安藤忠雄登上了一艘货轮,他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然后从北欧进入中欧、南欧、非洲,直到印度,用八个月环游了半个地球。要亲自拜见柯布西耶的想法不断驱动着他,没想到就在他抵达巴黎的前一个月,柯布西耶去世了。

这一趟探索之旅最终的结果,是让安藤忠雄懂得了什么是“现代”,“我开始深思日本为什么没有培育出现代建筑,‘现代’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回到日本后,1969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起初没有任何项目可做,但安藤忠雄却并不闲着。他在没有人委托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觉地为大阪市的公共空间、城市建设做了许多大胆规划,比如,建议在大阪火车站附近的楼房上种植树木,给进入这个城市的人以“绿色”的感受;还有,把屋顶建成博物馆、美术馆,赋予这座不知疲倦地发展经济的城市一些精神性的空间。他一次次带着画的草图走进大阪负责城市规划的官员的办公室,直到被人家不耐烦地赶出去,在极度注重学历、资历的日本社会,这样一个中学毕业、20岁出头的年轻人的想法,被当作不可理喻的天方夜谭。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安藤当年的屋顶绿化方案已经被频繁实践,“我到了60多岁才实现一些20多岁时的想法。”

安藤鼓励年轻人记录下自己所有新鲜的想法,现在也许实现不了,但却能寄希望于未来,“如果你不做任何的准备,运气为什么要眷顾你呢?”

建筑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

安藤说,所有来到他事务所的人,都怀揣着梦想,而他的工作,是将自己的梦想与业主的梦想一起实现。

在这里,梦想与资本并不必然相连。在安藤为大家展示的委托案例里,不仅有他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设计的屋顶别墅计划、为前Gucci创作总监Tom Ford修建的沙漠牧场,还有仅仅54平方米的住吉长屋,以及流浪艺术家的住宅、工作室兼画廊。

安藤说那个艺术家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希望在一块基地只有25平方米的土地上修建一所房子,请安藤的事务所设计,“他的要求是,这栋房子里要有一个层高很高的画廊,一个层高很高的工作室,一个层高很高的卧室,里面还要能放进一个很大的浴缸—可是他用来修房子的土地宽度只有一米多,而且,他没什么钱。”事务所所有人都反对接下这个项目,认为委托人疯了,安藤忠雄却觉得很有意思,“至少这是一个敢于梦想的人,而且他梦想的一切对他真的很重要。”最后,安藤忠雄巧妙地实现了这座幻想中的房子,他把楼梯所占用的空间打通,于是楼梯间同时也成了一个拥有一整面上下贯通墙壁的画廊空间。业主的梦想只有一项无法实现,那就是实在没有放大浴缸的地方了,安藤于是特意在房子周围的街区转了几圈,拍了很多照片,有公共浴池、木炭焙煎咖啡、街角的花店,“我对他说,你想泡澡的时候,可以去这家公共浴池,因为不管你家里放多大的浴缸,肯定比不上那儿的大。”安藤像是开了一句玩笑,但又像是很认真,因为他接着说:“我想,建筑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泡完澡,喝杯咖啡,买一束花回家,这样的生活就很美吧。”

中国馆和我的作品有区别

时代周报:你设计了很多带有宗教性、仪式性的建筑,同时在你设计的日常建筑,比如住宅里,也体现了很多非日常建筑的特性,你怎么来理解建筑中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关系?

安藤忠雄:建筑都是有功能的,而且是面向现在的。同时又有一些人到这个建筑来体验空间,他们想寻求一些超越功能本身的体验,我们要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功能与现代的技术是相关联的,但精神性的东西是跟历史、文化、地域、人生观相联结。对我来讲在中国做建筑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时我接受的又是西方的现代建筑知识。

对现在的学生传递做建筑的观念,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一直非常注重建筑里的精神性,但业主常常会讲这样成本太高,要多增加功能性,我们一直在极限的条件下寻求平衡关系。

时代周报:你亲历了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又在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设计了日本馆,你怎么看待世博会作为现代建筑试验场的意义?

安藤忠雄:世博会对各个国家来讲是最好的展示自己国家文化的机会、场所。1992年我在塞维利亚世博会做了日本馆的设计,那是一个高度有三十米的木结构大空间,我想要体现日本人工匠式的制造精神,日本的文化在这个建筑里被体现出来。我一直觉得日本人是在非常简单的造型、事物当中试图发现新的世界,这是我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时代周报:网络风传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抄袭了你2000年的作品松冈南岳山光明寺,你自己觉得呢?

安藤忠雄:好像是有点像。不过建筑都是造型,不可避免有相似的部分,所以也不能说是仿造我的作品,不能这么讲。另外,两个作品的尺度感也非常不一样,中国馆非常大,我觉得跟我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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