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悲剧：怎么看，怎么办

2019-08-18 16:57:47

来源: 时代在线

2010年3月23日7时25分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中年男子持刀追砍小学生，55秒内，3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10名学生受伤入院，其中6人因救治无效死亡。据郑民生自己的供认，他原本计划杀死30名小学生。

“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这是杀人者郑民生在把屠刀刺向柔弱的孩子时的喊叫，他声称杀人的目的是要“报复社会”。郑民生做了近20年的医生，从未开过高价药、在邻居印象中是个“好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毫无悲悯地将屠刀挥向孩子。这种悖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社会怎么预防再产生下一个郑民生？

福建南平血案发生后，各种报道和反思随着悲愤纷至沓来，但很难说已经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解释。从学理而言，对犯罪的分析一般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个体论的方法，一种是整体论的方法。前者是从犯罪个体人格特征及其社会根源上寻求犯罪原因，即要回答的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以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犯罪。后者则是把犯罪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从宏观层面去寻找根源。法国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迪尔凯姆创立了失范理论，用来探寻犯罪的原因。在迪尔凯姆的犯罪学理论中，处在核心位置的概念是“社会一体化”（又称“社会团结”），它是指在具备统一的道德规范前提下，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流这种规范的过程，而在交流过程中统一的道德规范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一旦一个社会失去统一的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交流过程，犯罪便会产生。一个社会越是一体化，犯罪等不道德的现象就越少，反之就越多。

毫无疑问，分析郑民生的犯罪根源，既要借助个体论又要诉诸整体论。但是，就个体论而言，就目前媒体所报道的零散的信息，是否足够出结论性的意见？就整体论而言，在我们这个被命名为转型的社会中，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我们的“失范”到底有何特色之处？也许，从对郑民生罪例中，我们可以得到更深入而细致的发现。如果撇开我们的愤怒，而进入理智的层次，如教授所言，郑民生是一个预防犯罪的活教材。所以，无论从个体论还是整体论而言，我们都需要对南平悲剧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研，从而获得更细密而连续的信息。这是判断与行动的前提，更是为了防止再出现下一个郑民生，必需而必须的工作。

无论对死伤的孩子，对他们的父母，对郑民生，还是对社会，南平血案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带给我们太多的反思，同时，我们也需对反思进行反思。看着那些充满断语的评议，我有时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儿尤其是在对像郑民生这样由诡秘的人性而引发的极端事件下判断时。当然，这种对解释的谨慎是一种煎熬，却是必要的代价。谨慎是为了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只有这样，也许才是对那些幼小的逝者、那些重伤的孩子以及他们伤痛的父母的最大慰藉。

于建嵘：避免惨剧再发，应先消解结构对立

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南平血案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于建嵘：南平血案的第二天，我正好到了福州，与当地的一些党员干部谈了这件事情。这件事给当地带来了一片恐惧。这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的极端性事件。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事件，我认为大概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具有自卫性质的，例如说邓玉娇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后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甚至被称为“烈女”。

第二类，称为自残性的，例如成都的唐福珍事件，近期东海的父子自焚抗拆事件，以及开胸验肺事件等。此类事件也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第三类，我称之为报复性的攻击，以杨佳案、邱华兴案为典型，社会评价很复杂。

第四类为宣泄性的暴力，以此次南平血案为例，当事人心中有很多不满，没有很明确的仇恨。这种类型的暴力由于其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而带来了更大社会恐慌。

时代周报：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南平实验小学是当地最好的小学，其学生按片划分入学之外的，家庭背景大多“非富即贵”。而郑民生并没有在他家附近的两所小学作案，反倒舍近求远，打摩的来到这间实验小学。这一细节出来后，网上一些帖子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转向。不知您怎么看？

于建嵘：实验小学一般是比较好的小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分的是，他并不是到哪个官员家里，到哪个富人家里杀了两个孩子，而是一个公共场所—小学杀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往这方面引。以这种方式暗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但我们不宜强调这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和媒体，都不应该往这方面引导。即便按媒体的报道来看，郑民生也只是有明确的攻击场所，却不一定有明确的攻击对象，仍然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时代周报：人们会自然地由南平血案联想到杨佳事件。可以说，都是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杨佳是把刀挥向了警察，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而郑民生则把屠刀挥向了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

于建嵘：是的，这次事件与杨佳案依然有所区分，郑民生所针对的对象随意性更大一些。而且杨佳身上的受害心理较为明显，而郑民生不完全是受害心理，而是对生活、对社会具备较明显的敌视心理。总的来说，南平这次事件背后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规则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郑民生也是一样，因恐惧而疯狂，需要发泄。

时代周报：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例如，在邻居和同事眼中，郑民生是一个“好人”，行医近20年，从未开过高价药，在邻里的杂货店，从不赊账，平时与邻里关系也算融洽，且很喜欢小孩；在获得主治医生的职称后，因待遇低而从单位辞职，想开办个人诊所，却未获得卫生局的批准。这样，郑民生人生的出路就被堵了，外出找工作又遭遇失败。如何看待这些因素？

于建嵘：为什么那么多老实人最后发生那么大的问题，这就回到了规则的问题上。郑民生或许认为自己是符合规定，却没有被满足，而恰恰是卫生局没有按规则办事，这导致了他的失望，认为社会不对啦。杨佳之前也没有到处打架、杀人，就是因为杨佳认为自己守规矩，为什么警察不守规矩，给他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却不平反。所以，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并付诸行动。所以，要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要疏导老百姓的心理状况，最紧要的就是有权势的人首先要守规矩。我认为中国人人格的变异，与有权势的人不守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要想让民众不疯狂，就要民众不恐惧，要民众不恐惧，就要有基本的规则。像郑民生这种由于恐惧带来的社会血腥事件，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是，像唐福珍事件在其他国家则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南平惨案的背后，我们一方面需要挖掘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剖析郑民生个人的人格、心理问题。很多人受到那么多的打击，也没有出路了，也没有去杀人啊。对于群体事件，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稳定，而对于个体，则属于公共安全问题的范畴。对于公共安全问题，及时发现与进行心理疏导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周报：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现与进行疏导需要什么机制来配合呢？

于建嵘：我认为加强社区建设十分必要。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主要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当做一个家园来进行建设。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宗教政策。如果不妥善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将来类似郑民生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这两年就遇到过一些上访人员，他们就放出“实在不行就搞死一批”之类的狠话。

时代周报：郑民生这种事件还具备一定社会传染性。作为一个社会边缘的失败者，结婚是他的梦想，却屡屡被女友所抛弃，原因之一是没有房子。房子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你认为房子的因素，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于建嵘：非常关键。我在福建听人说，郑民生在家中冬天睡客厅，夏天睡阳台。这种情况给他个人带来很大影响，这涉及到我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问题。一方面，有人住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有人连结婚的房子都没有，这样如何才能使人平衡？

时代周报：仇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一种“我们—他们”的心理结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类化导致人失去了同情心，将“他们”非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理解，为什么郑民生对自己的血腥罪恶至今仍毫无悔意。

于建嵘：假如我们过分强调官民、富穷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这种对立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防止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涉及到一个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和流动的规则性的问题。因为，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这种结构对立才能得到消解。我们社会表面上不存在等级，但事实上又存在这样的等级，可称为排斥性社会，比如，郑民生之前，中专最红火的时代，考上了中专，顺利进入体制内，并成为业务能手。他被家里寄予厚望，在他的邻里当中，可以说算是一个“精英”，但后来，急剧的转型与变革，他从当地的精英阶层中被甩了出来。可以说，正因为郑民生从前风光过、后来被甩了出来这种遭遇，强化了他的失落和愤怒。我们目前的社会中，此类现象的存在还是较为普遍的，并且这种排斥往往是体制性而非个体性的。

周孝正：郑民生是预防犯罪活教材，不要急着杀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关键是中国人没有信仰，一般人信因果报应，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仇人报复人都可以，但是不能滥杀无辜。所以说这人已经冲破人伦的底线了。首先就是信仰出现问题了，现在你什么都不信了，那时候还有人信毛泽东思想，信马克思主义，现在哪有人信啊，老百姓都信钱。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所以我们要结合大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这恶性案件。

老百姓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但这是不冷静的。他杀了几个人，是滥杀无辜。把他抓起来，杀了，这也是一种报复。我觉得必须切断报复这一条，不要一报还一报，冤冤相报何时了。重点还是要预防犯罪，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狭隘的报复。受害者当然是很无辜的，但预防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无辜。狭隘的报复，煽情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预防犯罪的活教材。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急着把他杀了，应该把他关起来，仔细研究这个典型案例。除了警方研究、起诉，还要有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犯罪预防学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先研究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人是一定环境的产物，查清楚到底他是处在怎样一个环境，研究他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去杀人，可以开专业讨论会。因为这个案例太典型了，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将来遇到类似的案件也可以借鉴。一定要发挥他的活教材作用，为预防犯罪作出贡献。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急急忙忙杀了郑民生还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叫做“国家暴力”。很多国家废除死刑就是这个逻辑，这相当于把暴力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取消。

整理实习生王一粟

面对惨案，他们怎么善后

本报评论员李铁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疯子，更沮丧的是，即便是在最发达、最和谐、制度最健全的地区，也不能完全杜绝疯子制造福建南平这样的惨案。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文明社会的标志就在于它能深刻地反思事件，作出尽可能完善的应对，最大限度地减低伤害，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来看看，当惨案发生、有人无辜被害之后，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如何应对的。

香港：化悲愤为力量

2009年5月，由许鞍华导演、任达华和张静初主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轰动香港的天水围灭门惨案：，住在天水围的无业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妻子金淑英以及两个亲生女儿后自杀，金淑珍是来自四川的“过埠新娘”，比丈夫小很多。

直到今天，说起“天水围伦常惨案”，香港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事件发生后，全香港为之震动，政府与社会各界都卷入了对该事件的讨论与反思。不仅当时如此，而且多年以来，围绕此类事件的研究与讨论一直没有中断，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都在持续地改进制度、健全组织，以求将这类事件的发生率降至最低。许鞍华的电影，只是整个社会反思与救助的一部分。

首先是对政府的拷问。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环市区大约。天水围公共屋村住着大量内地新移民，由于公共交通费用相对昂贵，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无力承担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费用，不少家庭长期倚赖政府的失业综援。

惨案之后，香港政府被舆论问责，很多人认为政府在天水围的城市规划以及福利服务上有严重漏洞。后来政府成立了独立小组研究此类问题，小组提出了25项建议，包括成立定期检讨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常设机制、尽早制订紧贴人口增长的地区福利计划，并改善天水围的社区设施规划，改变社会支援服务供不应求、配置不当的状况。

另外，各种社会力量对此类事件的关心与参与则更加丰富，我们来看其中几个：

香港中文大学教师陈惜姿，遍访天水围人家调研社会家庭问题，并写出一本口述集，取名《天水围12师奶》。这一类的还有立法会议员、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张超雄所著的《天水围家暴惨剧往后三年：化悲愤为力量》。

演艺界也去做慈善演出，社会学家和各种社会志愿者团体成群结队地去天水围社区开展研究和服务，帮助天水围建立了邻舍互助网络，长年都有志愿者走访和辅导“高危人群”，鼓励受家庭问题困扰的人士尽早对外求助。还有社会组织设立的24 小时求助热线，随时帮助陷入家庭暴力等问题困扰的人。

日本：谢罪与立法

，一位名叫宅见的37岁的日本男子，为了发泄对前妻的不满，闯入大阪的池田小学行凶，26名小学生和3名教师倒在血泊中，其中8名小学生死亡。可以说与本次“南平惨案”如出一辙。

事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对事发表了讲话，他说：“得知悲剧降临在孩子们身上，我感到十分的悲痛。这起惨剧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日本社会失去了控制。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应对这场悲剧，包括加强学校的安全以及为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事后，政府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详细调查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责任问题。2年后，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我们的教育部）向受害学生的家长递交了一份《合意书》。

合意书追溯了事件的发生经过，文部科学省向受害者家属表示谢罪！承认之前就出现过有歹徒闯入学校刺杀学生的事件，虽然文部科学省下发了《有关安全管理的通知》，但没有对前面的通知内容加以改进，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了解各附属学校的安全措施状况，或在财政措施上做出什幺特别举动。

因此在罪犯持刀闯入池田小学时，学校完全没有守卫和防备，事件发生后，由于学校在危机通报、救急、有组织进行信息传递、疏散、伤员运送等方面均有不少漏洞，最终导致8名幼小的生命被无情夺走，对此文部科学省“深深感到自己负有责任”，表示谢罪、赔偿，并作出要“大力推进具有实效性的安全对策”的保证。

之后，一部单独的《学校安全法》诞生，解决了许多现有法规中存在的暧昧和不足等问题，学校安全标准得以细化和法制化。

自此之后，学校的各种防范措施都得到加强，例如，东京都某区决定为区内所有的小学和幼儿园配备警棍、催泪喷雾器，钢叉。日本小学生上下学现在基本上是家长轮流陪同，还有一个PTA会加上原来警察的退休人员做好防范。这样，从池田小学事件以后，针对小学生的暴力犯罪基本没有再发生。

还有，许多政府部门的相谈窗口，都被要求对来自于公民的各种要求要重视，并且尽量在就业等方面给与援助。即使一些奇怪的要求，也要给予他们商量和回旋的空间。

2001年7月，著名歌星宇多田光发布"Final Distance"（最后距离）的专辑，其中专辑中同名曲《Distance》是为他的小歌迷，池田惨案中不幸丧生的小女孩山下玲奈所作，此曲后来被收录进了日本高中的音乐教科书。

美国、德国：有一种爱，我们很陌生

，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名刚刚获得物理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同样来自北京、同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最后饮弹自戕。

事后，一些中国留学生怕上街，怕当地的美国人会仇恨他们：凭什么你们拿我们美国的奖学金读书，还要杀害我们的教授？但中国留学生们担心的仇恨的报复没有出现，相反，他们看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

被卢刚枪杀的副校长安妮，她的三位兄弟，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后来，爱荷华大学成立了一项以安妮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前后三名获奖者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爱和宽恕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秉承这种以德报怨的伟大信仰的还有一帮德国友人。

，来自苏北农村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尽管普方的家属希望宽恕四名凶手，不希望4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但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了死刑的判决。

当年的11月，在南京的一些外国友人成立了一个“普方协会”，决定用做慈善的方式来纪念普方一家。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他们相信，如果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能有条件受到基本的教育，能够有正式的工作，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

10年来，“普方协会”的参与者一直在默默地奉献，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至今，已经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

如今，普方协会的会员中，只有极少数人认识普方一家，但这似乎已不再重要，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尽管对于中国人，这种爱，我们还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