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网络问政应常态化推进社会开放

2010-03-11 05:02:06

全国政协今年将继续给参加“两会”的委员配电脑,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电脑用完之后不用交回。虽然花费不小,但在这个网络问政不断升温的时代,电脑对于委员们来说确实成了必需品。

227,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明年还将再会”。看来,每次“两会”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截至2009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手机上网用户也已经达到1.1亿。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协办公厅与浙江在线等联合推出了“政协委员微博社区”,政协委员可以借助手机、网络等移动终端,围绕“大学生创业”的主题在“社区”里与广大网友进行直接对话。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上,网络问政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网络问政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两会”热点。在湖南,网友“错爱的我”更是被“特招”为政协委员,直接参政议政。

2008年被称为吹响中国“网络监督”号角的一年。2009年,“网络问政”伴随着亿万网民的热情更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从“华南虎事件”到“交通部派来的林局长”,从天价烟致使周久耕的倒台到最年轻市长周森锋被“人肉搜索”,在Web2.03G时代,任何人都无法与网络问政绝缘。网络,现已成为覆盖不同群体、横跨不同领域、超越传统媒体的全新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它一方面是政府问计于民、了解民意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更加有力,使政治生活更趋透明化。

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谈道,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是信息的开放,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是欺骗和奴役的基础。在互联网政治时代,信息的被控制较之过去变得更加不易,成本更高。网络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化与阳光化,对信息垄断具有天然的颠覆作用,是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动力,网络的出现,加快了中国迈向开放社会的转型速度。

麦克卢汉曾经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当网络参与政治之后,它将更便捷地推动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在这次的“两会”中我们看到,网络使得公众与代表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更方便了内容上的传达与参与。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只是嵌入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网络舆论不能代替正常的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的是常态的制度化的治理,我们不能把解决社会矛盾冲突过多地寄希望在网上闹成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络到更高层的领导得以解决。

对于“两会”代表而言,偶然地从网络获取某个民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参与的制度衔接,网络问政才能够真正落到现实政治的实处,就此而言,且不说网络问政,即使现实中的政治参与,也亟待制度性的保障。

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参与监督。确保网络问政中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回应,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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