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拆卸，东方重组 一座工厂的越洋迁移

这确实是再好不过的纪录片题材—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遥远的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任务，是将一座庞大的现代化焦化厂全部拆分成可组装的零部件，打包运回中国。

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用摄像机镜头追踪了整个过程，自2006年以来，这部名为《赢家输家》（Losers and Winners）的影片囊括了各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在拍摄手法、剪辑技巧等技术层面的素质之外，它最震动人心的，是呈现了东方与西方一次崭新的相遇：两种迥然不同的商业文明在鲁尔河谷摩擦碰撞，火花四溅，却终究休戚相通。

中国人来了

一切要从1992年说起。德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鲁尔工业集团（RAGAG）投资6.5亿欧元，耗时5年建成了“帝座”焦炭厂，一切配备按照百年工程标准，“帝座”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焦化设备。然而仅仅8年后，下游钢厂停产，加之中国和波兰提供的焦炭以低廉价格占据了德国市场，辉煌一时的“帝座”不得不熄炉待售。

接手这座巨型工厂的，是中国山东的兖矿集团。2003年初，兖矿集团以6000万欧元买下了“帝座”焦炭厂的全部技术专利。作为回报，德国人在售出全套技术之余，把工厂设备以近乎废品的价格（每吨15欧元）一并处理给了他们。“帝座”随即开始迁徙。

这并非第一家被迁往中国的德国工厂，但它的迁移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赢家输家》镜头里，德国人不无伤感地喟叹：“这可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工厂啊。”被中国人装进集装箱的，不再只是德国人淘汰换代的设备，他们操着简陋的工具，用在德国人看来落后数十年的手段，从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拆走了一个威力十足的部件。

2003年春，当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带着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的400名工人来到鲁尔河谷，即使“帝座”资历最深的工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帮助中国人拆除自己的工作场所，成了他们站的最后一班岗。

两个世界的相遇

蓝色的蚂蚁—这是永远穿着统一蓝色工作服的中国工人留给德国人的最初印象。他们夜以继日，于无声无息中移山倒海，无论干劲、热情还是工作方式都令德国人很不适应。

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的收入只相当于德国工人的十分之一，挣400欧元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活儿。每到下午5时，德国工人准时下班，中国工人却从不，他们会找出其他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再继续干上几个钟头。“正常的工作日”是中国工人的字典里缺少的一个概念，同样的，对他们而言“劳动安全”的含义也非常模糊。

德国人一切讲求规矩，比如要使用气割设备必须先填使用申请表，获得专门技术人员鉴定认可，中国来的拆迁团队却无意按照这样的条框办事。在中国的工程领导者看来，他们是在睿智地与德国人的刻板周旋；而对于留守工厂的德国人来说，不够安全、不够环保、过度疲劳……都是造成他们对中国同行不信任、不配合的原因。“你们这样是做不成的!”德国人摇头告诫。而这丝毫无损中国人追求速度的自信与热情。一名中国工程师用不流利但清晰的德语历数了数家著名的德国企业，那些都已被他们搬迁到了中国。“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拆迁工厂。”他拍拍德国人的肩，“我们是有经验的！”

在莫立崎的办公室里，张贴着一张奔驰汽车的广告画。画面上，一新一旧两款奔驰迎面交错。这在莫立崎眼里有着“深刻而浪漫的寓意”：旧款的奔驰好比德国，虽然稳固但已过时，熠熠闪亮的新奔驰如同中国，它正在迎头赶上，并且平坦广阔的通途尽在前方，那就是幸福的未来。

这名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领导者常常出语豪迈。在一次严重的工伤事故发生后，他在发言里不忘引用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是要有流血牺牲，没有牺牲，怎么能成大业？这是莫书记的逻辑，“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地响，哪能没有一点危险？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双方最终也没能在施工安全上达成实际的共识。摄影机的镜头却越来越深入中国工人的内心。他们不再只是一群面目模糊、难以区分、蜗居在由集装箱改成的临时房屋里、400人共用一台电视的中青年男性，他们是一个个的儿子、丈夫、父亲，在春节时排队等着给家里打电话，聊问安好，简报平安，或者，只是听女儿叫一声“爸爸”。

工人食堂的墙上，贴着每周选出的劳动标兵身披大红绸花的照片，这样的激励方式，还带着某种前工业时代革命美学的烙印。

狂飙的东方

中国人提前两年完成了整个焦炭厂的拆卸和装运，“连一颗钉子都没留下”。这样的效率令德国人始料未及，按照他们的预期，工程此时应该刚进行一半。

原本带着习惯性心理优势的德国人，面对消失的“帝座”，心情有些复杂。莱纳与维纳提前成了退休工人。

中国工人的故事仍在继续。4.5万吨拆卸而来的设备，装载26船，扬帆向东—除此之外，他们还运回来了重达20多吨的图纸。

满是德文的图纸，翻译转换的难度不亚于拆卸一座工厂。而且在这些图纸中，还缺少最为关键的“焦炉自控”部分。这是因为焦化厂“四大车”自控的图纸是保密档级中最高档级，即便是德国鲁尔工业集团的工程师也得不到这方面的图纸。

中国人再一次用勤勉、细致加上笨法子攻克了这一难关。在拆设备之前，他们就在厂房和高炉上刷下了一个个中国字标记，然后边拆边给设备拍照，安装时对着照片，进行对照安装。拍照时由外到里，安装时调过来：由里到外。安装不下去再看照片，看完照片再研究图纸，不懂德文，便紧紧盯住图纸上的阿拉伯数字、设备形状与型号，依葫芦画瓢。

兖矿国际焦化在一片荒芜中崛起，速度依旧让德国技术专家目瞪口呆：26个月的建设工期，不到当年“帝座”的一半。

赢家还是输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无法轻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赢家输家》的最后，只是一行意味深长的字幕：2006年，兖矿从德国引进的两座7.63米高炉（中国当时的最高高炉为6米），第一次投料产出50吨冶金焦炭，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德国技术，中国的炼焦技术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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